《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前二者讲“微言大义”，试图阐述清楚作者的本意，部分内容有牵强附会之嫌。《左传》以大量翔实丰富的史实弥补了《春秋》的不足，其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谷梁传》。汉以后，《春秋》被尊为孔子编撰的经典，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处于很高的地位。
⊙ 《四书》——科举考试的教科书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总称，分别体现了早期儒家四圣贤孔子、孟子、子思、曾参的思想。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优秀的《四书》读本。
1190年，南宋大儒朱熹编辑并刊刻《四书》，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汉唐是《五经》的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后来，明代科举考试将《四书》作为科目，更使得《四书》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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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读法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论语》是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内容以社会伦理问题为主，涉及哲学、政治、教育等有关问题，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书籍。汉代以后，儒家学说在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论语》也随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孟子》是孟子的言论汇编。书中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提出了仁政主张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记载了孟子游说诸侯以推行仁政的事迹。文章感情激越、气势磅礴，且浅近如话、明白晓畅，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
《大学》着重阐述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修养目标，遵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步骤。其中修身是根本，前四个是方法和途径，后三个则是将会达到的必然结果。
《中庸》提出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是“中庸”，其核心观念则是“诚”。“诚”是“天”的本性，是天地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本。“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认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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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精义
《四书》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并通过各种途径影响世道人心。
《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其中很多内容告诉人们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论语》在汉代即是妇孺必读的书，《四书》自宋代以来是中国人必读的书，是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即便乡间不识字的劳动者，也会通过口耳相传、说书唱戏等形式，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的做人道理。
《四书》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它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一部分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早已在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中国文化，是塑造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重要精神资源。
■ 儒教信徒的人格修养 ■
人格问题是儒学的核心，是所有儒家人物和典籍讨论的焦点。孔子言必及圣贤，孟子语必涉王霸，程朱等理学家则满口仁义道德……整部儒学史就是不断地建构和阐释人格的历史。所以，了解了儒家倡导的人格，即几近了解了儒家。
⊙圣人与王者——儒家的最高追求
儒学即圣贤之学。圣人在儒学中居于突出地位，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是人间的道德、文化、政治、社会生活的导师，也是历代儒生克诚克谨追求的终极目标。
儒家的圣人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远古时代的帝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二是指博大完美、至能至善的理想人物。两种圣人实质相同，一为具体，一为抽象。
圣人身上，凝聚着光辉灿烂的道德品质，散发着震撼人心的人格魅力。圣人要高度智慧，“上知天，能用其时；下知地，能用其材；中知人，能安乐之”，不仅具有对天地人整体意义的全面觉解；还要有权威，能博施济众，修己而安百姓。
中国人对圣人的最大期待就是施行仁政、泽被天下、恩加四海，使人民安居乐业。为了实现这一功用，圣人必然被政治化，闪烁出王者气象，因为一介布衣实在无法担当此任。周公、孔子被称为圣人，就是因其功劳、德望不输于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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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光被四表
圣人品德高尚、躬行仁义、造福百姓。如尧帝文采内秀，温良外达，待人慈厚，亲切和蔼；舜帝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克尽孝道；大禹治水十载，三过家门而不入，公而忘私，勤勤恳恳；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替天行道，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开一世太平；周公亲事农桑，善良恭谨，制礼作乐，敬德保民。
圣人是古代人民对帝王的期待与约束，就像一面光洁的镜子，时刻以其睿智和道德之光鉴照着帝王的言行。圣人德性充盈无漏，完满无瑕疵，道德修养极高，能仁能义能善能孝……孟子认为圣人是修养之果，朱熹则说圣人有天赋之性。
圣人应当有人类知识的总括，怀抱创造的玄机，文章恢弘巨制，道言垂范后世。孔子裁订《六经》，朱熹注《四书》，学识渊博，文章载道，都是圣人，而庄周、苏轼固然文采斐然，但文章中没有道的贯穿，怎能称得上是圣人？
王者威加海内，保有国家，统御百姓，也是儒家人格设计的重点。在君主政体下，王者的言论即国家法律，王者的行为即万众楷模。“桀纣以不仁失天下，汤武以积德有海土。”王者品德的好坏、人格的高下，决定着国家兴亡、百姓祸福。
在儒家传统中，人们对帝王人格总的期待就是“圣贤”，就是这一政治权威能具有道德的最高境界，像古代先王尧舜禹汤那样，即孟子所说的做“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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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王躬行仁政
圣王应施仁政、省刑罚、薄税敛，修身贵德，谨言行，正威仪，孝感天下，信昭四方；应勤勉政务、推恩施惠，也要敬下纳谏、闻过防骄、任人唯贤。他们居高位而不自傲，能体恤臣下、尊重臣下；不觉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能开放言路从谏如流；居安思危，得意恐骄，广纳群言，闻过则喜；选贤任能、知人用士。
圣王还要格物致知，明道术、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明达人伦天理、王道霸术、忠贤奸佞、德刑义利、人心向背等，要通晓圣学和人间奥秘。
儒家虽提出了圣王的人格要义，但历史上的圣王并不多。刘备、李世民向来较受儒家推崇，但他们也只是具备了礼贤下士、从谏如流等部分圣德，还算不上圣王。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儒家始终是在寻寻觅觅之中。
⊙仁者和君子——民众的理想人格
圣人与圣王，其品格固然高贵，但又太高太峻，令人难以企及。况且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居于九五之尊的帝王只有一个，想修圣王之德本身就是大逆不道。所以，对普通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儒家倡导的人格是做仁者、为君子。
仁者和君子，一体两用，密切联系。仁者侧重个体在社会交往中的品格，君子侧重个体在自我修养中的品格。君子是仁者的前提，人的自我修养达到君子层面才能成为仁者，否则道德规范未被内化，在与他人相处时就表现不出仁德。
仁者人格的核心是“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对人充满慈爱、同情、怜悯，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救助别人。所以，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者由有所不忍达于有所忍，由有所不为达于有所为。所以，仁者见孺子将入井而悚惕，不忍杀掉一头哆嗦发抖的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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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义，小人与利。君子尚德，小人尚力。君子好誉，小人好毁。君子思兴，小人思坏。君子好生，小人好杀。君子多让，小人多争。君子敦厚，小人浮薄。君子诚实，小人奸诈。君子节俭，小人汰侈。君子之言惟以达意，小人之言务求可人。君子临义，慷慨当前，惟虑国家；小人临义，观望顾忌，先虑妻子。
中国历史上的仁者很多，如东汉南阳太守刘宽，为人宽厚，吏民犯错他只用蒲草做的鞭子象征性地责罚一番；晋朝名将祖逖，爱兵如子，常亲自安葬那些死于战火的士兵。仁者作为儒家倡导的一种人格理想，给社会带来许多温情。
君子的人格是圣人的翻版，只是他比圣人更具体些、现实些。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追求道德的精神的价值，有着超物质功利性的崇高品质。孟子认为，君子是有气节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同乎流俗、不合乎污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有很强的个性和原则性。
要做君子，首先要正心、修身、致良知，要弘扬本心善性，培养忠孝节义，使言行合于人伦，处事同乎法度；其次，要通经史，解民情，晓六艺，辨是非，气度儒雅，文章风流；再次，要严于律己，时时自省自讼思过改过，永远见贤思齐上进不止；最后，要力行用世、成就功名，未仕则吟经诵典作道德文章，出仕则辅弼帝王救治百姓，努力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大展身手，做社会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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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五德
君子五德，温良恭俭让。具备这五德的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为人谦虚，文质彬彬而端庄礼貌，己所不欲亦不施于人，有很强的个人尊严和他人尊严感。
总之，君子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内圣外王，是感召世人奋发向上的旗帜。在这面大旗下，涌现出了大批忧国忧民、积极有为的仁人志士，如岳飞、范仲淹、文天祥等，他们精诚报国、心忧天下、舍生取义，其德可昭日月。
儒家的君子，除了作为整体的人格理想外，更侧重于道德人格理想，这个意义上的君子是同小人对立的。可以说，成为正人君子，是儒家的主要修身目标。
⊙忠臣与孝子——当好人臣和人子
历史上，家庭和朝廷是两种最主要的社会组织，人臣和人子是人的最普通的两种社会角色。针对如何当好人臣和人子，儒家设计出了忠臣和孝子的理想人格。
忠臣是在与帝王、国家、社稷的关系中实现的，一个忠臣应具备如下品格。
第一，精明干练，魄力非凡；能察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能见成败、转祸福、匡救过失；能处理好国家经济、军事、外交等各项事务，为君王解忧，让生民受惠。这类忠臣最受崇敬，但也最难做到，史上只有伊尹、周公、诸葛亮等少数人做到了。
第二，敢于不避重罪，言主之过，为民请命。敢于直言强谏的大臣，向来为儒家所推崇，如商朝因进谏而死的比干，唐太宗的“人镜”魏徵等，都流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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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颜直谏
有一次，汉光武帝要出去玩，可刚上车大臣申屠刚就来拦驾。申屠刚说，天下还没太平，您怎么有闲心去玩？光武帝不听，下令起行，申屠刚立刻趴到地上把脑袋塞到车轮里。无疑是在说，您要是不听劝告，干脆把我轧死好了！
第三，忠臣要忠贞，不事二主，奉君忘身，殉国忘家，临难死节。这也是儒家宣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忠。历史上此类忠臣不少，如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不仕清廷的黄宗羲，以身报国的文天祥等。要忠于国家和人民，而不应一味愚忠。
第四，热爱人民，忧国忧民，并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为众人师。臣子是帝王和人民的中介，帝王的慈惠要通过他们来实现，因此他们更要格外地爱护百姓。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民本精神的典型体现。
传统的儒家文化对忠臣充满了敬重的渴望，对贪污腐败、内藏奸恶、专权擅势、结党营私的奸臣表现出强烈的憎恶与批判。忠奸对比，更能显发忠臣的人格。
孝子，指辈分较低的人所应具备的道德人格。儒家认为孝是“德之本”，是最起码的品德及修养。做孝子，应当竭尽全力敬养父母，不仅应为年迈的父母提供衣食住行，还要为他们创造愉悦的心理环境，使他们有所依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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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衣娱亲
楚人老莱子是有名的孝子，常以甘美的食物奉养父母。他70多岁时还从不说自老，只因父母还健在。此外，他还常穿着五彩斑斓的衣服，像婴儿一样在父母身边戏舞或逗弄小鸟。他还端着水进屋，并假装跌倒，像婴儿一样哭，以博双亲开口笑。
此外，还要关心父母的健康，要葬父母以礼、祭父母以诚，即要厚葬守丧、按时祭祀等。葬父母后穿麻斩衰、粗茶淡饭、不宜言欢。
孝子要不违父命，继承父志，显宗扬名，为父代过，为父隐过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要倍加爱护。所以，孝子不登高、不涉水、不好勇斗狠，以免父母担心。曾子临死前战战兢兢地把全身检查一遍，发现没缺少什么才放心死去。
儒家的忠孝思想，显然蕴涵着许多值得弘扬的传统美德，但对以封建宗法制为核心的愚忠、愚孝要坚决予以抛弃，以免被引入蒙昧主义、偶像崇拜的死胡同。
⊙清官与父母官——教化一方百姓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治人者的质量决定整个社会生活的质量。那些各级官吏们，既掌握着社会的生杀予夺大权，又负责教化一方百姓，作用很大。为使他们发挥积极作用，儒家运用其道德伦理，制定了一套改造官吏人格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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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峰先生
海瑞光明正大、廉洁奉公、刚正不阿，一生办大案数起，惩治官绅恶少多人，民心大快，深为群众爱戴。他不畏权贵，敢同特权阶层作斗争，人称“刚峰先生”。
清官和父母官，是官吏在与百姓的关系中所实现的人格理想。
清官，要清正，不徇私枉法。清不虐民，是对官吏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容易做到的。大多时候，百姓不奢望官吏有什么政举，只要清明就叩头谢恩了。历史上清官虽少，好在还有刚直不阿的董宣、包拯和海瑞等人。
清官，要清廉，不贪图钱财。官场上流行的观念是“升官发财”，要想清廉不贪不容易！汉代的萧何，不但辅佐刘邦取天下立有大功，而且为人清廉，官声卓著。他在天下未定时为刘邦管后勤，每天经手的钱粮成千累万，但他分文不取。
同时要指出的是，清廉是清正的前提，只有不贪之人才不会徇私枉法。既清且廉的官吏，是上述两种品质的有机结合，可谓国之重宝，百姓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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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无炭
宋代司马光官高位显，生活却异常俭朴。有一次，屋外风雪交加，而他正潜心著述，一位来客竟见其因室内无炭火而正瑟瑟发抖。这种天气，连一般人家都要升火，而身居高位的司马光却无炭取暖，只得冒着严寒工作，其清廉可见一斑。
父母官，是儒家对地方官提出的更高人格要求。其中，仁爱是父母官对老百姓的态度，要求其爱民如子，以民为本；施恩是仁爱的外延，要求使民以时，济民以利。因此，父母官不但要心端性善，更要有所作为，为群众谋福利。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父母官，像唐宋大文豪中的柳宗元、范仲淹、苏轼等，都是政声卓著。他们不但内圣修养好，且致力于外王，是封建时代少有的“君子”。关于他们的政绩，现存的“范公堤”和“苏堤”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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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堤
杭州原本水利不修，以致冬春水涝，继而大旱，饥民遍野。苏轼上任后，亲执锹镐，疏浚运河，筑堤西湖，吃住野外，和百姓同甘苦，终至功成，造福一方。
当然，父母官不一定都要干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为政清廉、勤奋，维护好一方百姓的生产生活就很了不起了。清代的徐九思、郑板桥就是典型的例子。
徐九思任句容县令时，自奉清廉，力行节俭，勤于公务，严于吏治，百姓无扰，风气淳正，人民衣丰食足，鼓腹而游。为表感激之情，当地百姓为他建生祠祭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