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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世纪交响(9)

四、非审美化倾向与长篇观念问题

应该看到,一些非审美化倾向正在严重地困扰长篇创作--其实是整个文学的发展,却并未引起我们足够的注重。首先是,为了追求某些虚悬的目标,以文学性的大量流失为代价的现象。我发现,在不少被媒体叫好的长篇里,很难读到隽永有味的细节,栩栩如生的人物,感同身受的浓郁氛围,扑面而来的鲜活气息,倒是可以明显感到,它的作者在费劲巴力地从事一种理念化,智性化,逻辑化的书写,他要竭力突现某些戳露的“思想”某些形而上的提示,某些西方的文化观念,或无休止地表达某种义愤。这样的作品往往很难读,需要拿出啃硬骨头的韧性才行。作品当然要有思想,要形而上,要富于文化的、哲学的品格,但是创作必须首先尊重艺术的个别性原则,形象性原则,否则就滑向非文学了。已有不少年头了,有人总是在劝导作家向一种艰涩而可疑的风格靠近,实际是牺牲文学性向西方的某些文化哲学靠近,混淆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或文学与文化哲学的界限,并且宣称这才是最高境界。事实上,这样努力的结果,不是在“回到文学”而是在远离文学。是的,我们最欠缺的仍然是思想的穿透力,但这种穿透力不可能通过牺牲诗性来获得。这种思想魄力并非西式观念的中国式转述,而应是扎根本土,饱蕴感性、灵魂和血肉,与中国当下的人文命题紧密结合的一种形象的力量。另一种非审美化的倾向同样可忧,那就是,总是想依靠外在因素引起轰动,总是通过一些简单、僵硬的人物关系,来图解现实急需的某种东西,它不是在反映生活的复杂与深刻,而是把复杂与深刻简单化了。

长篇被称为“生活长河”小说,所有的观念都在强调它的大,于是,称它为百科全书,为纪念碑,为史诗,视它为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标志。这种大的观念演化出了编年史式的固定视角和体例,成为长篇的经典性表述。这种宏大观念对当代长篇的影响是巨大的。接近世纪末,许多作家都在经营百年体小说,时空跨度大,人物众多,作家为这种观念付出了沉重代价,成功者也有,但极少,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误区。有些小说长达数百万字,几乎没有人读完,而出版者却在宣传它可与托尔斯泰比肩。这种风气一开,该止不止,拉长时空,动辄多卷本,以为大跨度就是“分量”。这种非要写够一百年,非要追求过程的完备性而不惜破坏艺术的完整性,非要写到大团圆,非要维持一个史的规模的写法,真是累死人了。也因为这种偏执,“半部杰作现象”至今没有什么改变。我们甚至在很长时间没有注意到,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倒恰恰是那些紧凑的小长篇。当然,深层地看,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长与短,而在于如何开发艺术表现的无限可能性,长篇亦然。应该从编年史写法的模式中解放出来,走向开放性了,让长篇的风格样式变得越来越丰富,尽可能多地让历时性的变迁以共时性的灵魂冲突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可从《百年孤独》、《日瓦戈医生》中受启示,也可从《铁皮鼓》、《玩笑》、《洛丽塔》中受启发,时间跨进21世纪了,长篇观念还不该好好刷新一番吗?

从生存相到生活化--90年代初期的小说潮流

目前尚难确定哪一部小说是撩开90年代创作帷幕的代表性作品,最具“90年代性”,但以下的事实却不容忽视:1990年底,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中说,“我很惊异,在这个故事之前,我居然已经讲过许多故事,那许多故事如放到以后来讲,将是另一番面目也”。这即使不算悔其少作,也是在表露她改弦易辙的决心。果然,《叔叔的故事》无论就王安忆自身的创作还是整个小说创作而言,都具有更新的价值、“更新”主要体现在对真实性的发掘和把握生活的方式上,这部描写作者上一辈人精神历程的小说读起来惊心动魄,有种严酷而陌生的真实感。“叔叔”既是一个特殊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又更像是一个“共名”或“共相”人物,一个精神的寄寓体,问题在于,写知识分子的被打成右派,以及此后的屈辱、委琐、倨傲、堕落等等,按说是老而又老的故事了,可为什么那么新鲜,那么有震撼力,甚至那么让人毛骨悚然?其秘密就在,作者摆脱了各种现成模式的诱惑和各样理性评判的囹圄,眼看着人物要沿着我们熟悉的路走下去,展开的却是另一种出人意料的叉更为真实的景况。作者“越来越致力于挖掘和袒露人与生活的深层潜质,而完全不理会表层的甚至已被公众认同的价值评价”(王蒙:《清新、穿透与“永恒的单纯”》),因而也就既不像批判现实主义的写法,也不同于以往革命现实主义的写法了。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1991年底,贾平凹发表了《废都》。它是否《腊月·正月》的轮回?邱老康是否韩玄子的复活?就现代化冲击着封闭的人文环境这一点来说,它们是相同的,但《废都》的格局廓大了,含意深邃了。如果说,1985年前后贾平凹的一批商州小说不无乐感文化的自足,他的人物只须面对商品经济调整一下观念,即可皆大欢喜的话,那么,这里无论腰间系着水牌的卖水农民户邱老康,钻研《邵子神数》的前道士林青云,还是考证“匡顺猿人”的秦腔演员程顺,纯真善良的少女匡子,他们的痛苦就要深刻得多,乃是两种文化交错中的深层痛苦,包含着社会进步要人类付出的沉重精神代价。人们发现,《废都》显示了贾平凹不动声色的嬗变,那就是,他一向薄弱的悲剧意识的增强。人们还从《废都》中隐约发现川端康成《雪国》的影子。

1992年底,张贤亮发表了日记体小说《烦恼就是智慧》。日记体小说早已有之,但把本人的日记原件照搬进小说,却是以前没有过的。小说披露了作者1960年7月11日--9月8日近两个月在劳教农场的日记。日记的原件当然极简短,有如流水账式的实录,而作为小说的展开部分,则是对每条日记的“注释”。这些注释,除了还原和具象化当时的情景,还加入大量情感体验、内心独白和思辨成分。就叙事内容看,主要写饿与吃以及种种生存匮乏,而内在的重心是表现心灵破碎、人格分裂的创痛。问题是,作者为什么采取了完全纪实的形态,他为什么抛开了章永璘,不再采用《绿化树》、《习惯死亡》式的虚构,把计划中的《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也搁置起来?这种选择仅是个人的兴趣和实验,还是与整个创作潮流有着潜在的联系?

以上我举出分别发表于1990、1991、1992年的三部特征性和代表性比较突出的作品,意在告诉读者,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的环境和国内的社会人情都发生了显着变化,而我们的文学和作家,也已经和正在发生变化。这种深隐的甚至深刻的审美变化是已经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并非物理时间到了90年代,才先入为主地“制造”或“杜撰”的变化。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由于传统势力的深固,文化环境的某种封闭,完全倒在传统怀抱里不思创新的沉滞现象确实存在,但另一方面,很多作家并未放弃他们认定的审美追求,因而小说创作的审美意识始终在发展:一方面,由于商品化和市场经济来势迅猛,屈从于钱袋,逢迎落后的文化消费心理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另一方面,作家们的人格精神和探索精神没有委顿,因而创作方法的变异和艺术思维的调整始终在进行。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学并没有在经历了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新写实等热点后就停顿下来,近年来的,小说也并非驻足“新写实”而踟蹰不前。事实是,90年代以来的小说,以朴素现实主义为主导趋势,重心由写生存状态转向艺术的生活化,在乡土、都市、历史、知识分子的两难心态以及“特区”、“域外”等各个方面,均有新的突进。

一、主导趋势:朴素现实主义

是的,必须看到发展和演进,哪怕它是较为隐蔽的渐。1988年2月,笔者在《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魄力》一文中,依据1987年《风景》、《烦恼人生》、《新兵连》、《白涡》、《杀》等作品涌入文坛带来的审美意识新变,提出了“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初步勾画了它的特征,如“从主观向客观的过渡”,“视点下沉”、“正视‘恶’的作用”等,后来,更多的论者伴随新写实潮流的蔚为大观做了更深入的研究。现在看来,新写实潮流的存在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它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坛,扮演了主要角色。对新写实小说的特征,不同的论者或有不同的概括,但它最基本的特质却是谁也不能回避的。例如,一、它的核心精神是写生存状态,或是写生存本相,它不忙下结论说我们“是什么”,先要弄清我们“在哪儿”,正如方方所说;“在绘制这一隅风景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怀着怎样的意图。如果硬要说点什么,或许只是想跟人说说,在汉口有个河南棚子,在河南棚子有着父亲一家人,他们曾那样活过,现在还这么活着,活得粗糙而有滋有味,浑噩却随心所欲,他们从父辈那儿继承了如此活法,然后将这遗产留给儿孙。”二、在艺术描写上,它力图克服那种“好--坏;善--恶;光明--黑暗;崇高--渺小;现象--本质”的两极化对位模式,避免超凡脱俗的辉煌,恢复被滤除的大量中间色调,追求所谓“原生态”的真实和世俗化的情调。三、在对典型化的理解上,它悄悄推移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传统认识,从重在典型性格的刻划转移到重视典型境遇的绘制。在不少作品里,已难以分辨谁是主要人物,每个人都加入到对一种生存境遇的营造之中。四、作者对生活的把握,由对单个人命运的关注转向对民族群体生存相的思考。当然,这不是新写实小说的全部特点,而每一部新写实小说不必要也不可能一一去印证这些特点,但你不能不承认,它们是新写实潮流的突出特征。

时间过去了5年,当我们告别1992年的时候,倘若仍然抱着“新写实”不放,以为它仍然是主导性潮流,那就显然不够了。因为创作实践的水位早已胀破了“新写实”原先的堤坝。不能说新写实潮流已经消失,但随着当代生活的发展和审美需求的转移,许多新的因素、新的体验、新的价值、新的思维加入进来,一些旧的热点不再成为热点,于是,一个更宽广的潮流出现了。用“朴素现实主义”来概括当前小说的主导趋势,也许更符合实际。只要我们还是在主题选择、真实观、典型观、把握方式几个方面稍加比较,就会看得清楚。

首先是,从生存相到生活化的转移。生存状态,是相对稳定的观照;生活化,是流动和不断变形。由于当代生活的有力冲击,使作者不可能过久地沉醉在归纳的满足中,一些貌似稳定的观念会转眼间失去稳定,迫使一些作者权且放下归纳的欲望,去体味生活自身的微妙过程。如果说写生存状态直接脱胎于文化寻根,那么生活化就更接近后现代的“中间小说”观念,更注重生活的质感和魅力,为了表现感受,不惜延长知觉过程。拿刘震云来说,他的《单位》意在揭示一种最普遍的境遇、状态,谁也无法逃离,那么他后来的《一地鸡毛》就是直接呈现世俗生活对人的磨损。刘庆邦的《家属房》和《白煤》,同写矿工的性爱匮乏,前者是种冷静的旁观,后者就更富生活的温馨,投身其中的流动感。最突出的例子也许是池莉的从《烦恼人生》到《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烦》自然也写生活的涌流,但印家厚一天生活的圆形结构,总还是包含着一种观照“状态”的距离;而在《热》中,开放式的结构,距离感的消失,意义的躲藏,留给我们的可能只是酷热的汉口八月的一团氛围。“做”的痕迹顿消,只有生活的诗在流动。在对真实性和典型化的理解上,比起前期的新写实小说来,近年的小说已不满足于“原生态”,而是追求原生态与典型化的整合,它们诉诸形象直观,生活直观,让内涵蕴藏得更深。像《烦恼就是智慧》这样翻出老日记,排斥虚构,无非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心灵的真实,以至不惜淡化小说的特点。在关注点放在群体还是个体上,近年来的小说路子更宽泛了。无论写群体抑或写个体,重心愈来愈集中到:人格的觉醒(或失落)及其过程。《叔叔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性。

总之,我认为朴素现实主义是目前小说领域一个带主潮性的趋势,它比“新写实”的内涵和外延都更宽阔自由。它追求原色的真实,但并不忽视典型概括;它也不排斥理性精神和人文评价,但与批判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理性都有些不同;在写法上,它与文化寻根、揭示生存本相的路子也有区别,更倾向艺术的生活化,更重视个人对平凡事物的直觉和感受;它不可能成为现实主义发展中的独立阶段,但却是一种当代文学的过渡形态。无庸讳言,它是感性大于理性,现象长于本质,而现实主义精神则未必失落。我说过,这只是主导趋势,因而不是惟一的或涵盖一切的。先锋小说有自己的变异过程,需要另外论述;至于其他形态的创作,也都有各自的位置。下面,我想从这一主要论点出发,着重结合1992年的小说,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二 乡土之魂和农村“现代人”形象

近年来,创作成绩最大的,还数乡土小说。这也许与我们文学的传统及其当代命运很有关系。当代乡土小说,在人们习焉不察的迟钝中,在某种沉落的氛围中,正在艰难地向深处探索。它在艺术视角、人物类型、切入矛盾的深度和揭示时代性精神困惑的程度上,呈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例如,由静态的观照、揭示转向在动态中的剖析、挖掘;城乡二元视角的自觉运用;抛开“正”、“负”的两极化偏执,更客观地对农民灵魂进行双重性思考;具有复杂心态、集纳诸多矛盾的农村干部形象的增多;农村现代人的形象及其哲理指向,等等。当然,最根本的还在保持现实主义精神,致力于民族灵魂的重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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