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古朝鲜之间的政治联系和文化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末周初。在中国的《尚书大传》、《史记》、《汉书》以及《三国志》等史书中，都记载有箕（ji）子和箕子东走朝鲜的故事；古朝鲜史书《三国史记》（记述的是古代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的历史）、《三国遗事》（13世纪高丽僧人一然以汉文撰成，记述新罗、高丽，百济三国的遗闻逸事及佛教传布情况）以及《朝鲜史略》和《海东绎史》中，关于箕子，也有相同或相似的记载。
箕子是商纣（zhou）王（著名暴君。又称帝辛，生卒年不详。帝之子，帝乙死后继位，在位33年而国亡）的亲戚，商朝末年为太师。纣王暴虐无道，箕子进谏，纣王不但不听，反而把箕子囚禁起来。周武王（西周国王，名姬发，生卒年不详，文王死后继位，在位3年）伐纣灭商，释放箕子；箕子向东“走之朝鲜”，周武王便封箕子为朝鲜侯。箕子把中原文化带到朝鲜，“教民以礼义田桑”，又制定颁布成文法《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八条中有三条流传了下来，即：杀人偿命；伤人偿谷；盗窃他人财物，男人为其家奴，女人则为奴婢（bi），如果要自赎（shu），每人需出赎金50万。由于进行了礼义的教化，又有严刑厉法相配合，朝鲜社会因此秩序井然，史书中有“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的记载。
（第一节）秦汉时期的中国与古朝鲜
秦灭六国期间，匈奴各部统一起来并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匈奴是中国北方草原上的一个古老民族，其最高统治者称单于（chanyu）。乘中原地区兵革（借指战争）未息，赵（周朝国名，在今山西北部和中部、河北西部和南部）、燕（周朝国名，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秦（周朝国名，在今陕西中部、甘肃东部）的北部边防松弛之机，单于率兵进占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秦灭掉六国统一天下之后，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一公元前210年）率士卒30万北击匈奴，收回了河南地区。蒙恬利用地势，修缮、增补旧秦、赵、燕长城并把它连接了起来。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鸭绿（lu）江，绵延万余里，对保卫黄河流域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长城修到辽东，朝鲜王箕否因为害怕秦军袭击，不肯与秦往来。秦末战乱，燕、齐（周朝国名，在今山东北部和河北东南部）。赵等地多达数万的流民避往朝鲜，朝鲜王箕准把他们安置在西部地区。公元前195年，西汉燕王卢绾（wan）叛汉投靠匈奴。此后不久，燕人卫满东渡水（Peishui，古水名，所指因时而异。这里指清川江，在今平壤之北）进入朝鲜。在朝鲜西部地区，卫满聚集力量，不断扩大势力，最终驱逐箕准，自立为朝鲜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卫氏朝鲜”之始。卫满之孙卫右渠执政时，因阻碍邻近部族和汉朝通商，同汉朝发生了战争。公元前108年，右渠王战败，汉便把朝鲜改为直属政区，设置乐浪、玄菟（tu）、真番（pan）、临屯四郡。公元前82年，真番、临屯并人乐浪、玄菟。今天，在平壤市郊大同江南岸，仍有一个以乐浪命名的区，区内有土城遗址，东西约700米，南北约600米。在考古发掘中，有大量遗物出土，证实这里乃是汉、晋时代乐浪郡治（治，旧称地方政府所在地）故址。
乐浪郡各县的墓葬，一般称为乐浪墓葬群。其中以乐浪郡治旧址南面的墓葬群最为有名，坟茔（ying，坟墓）总数在2000座以上。墓冢（zhong，坟墓）多为方台形封土坟丘，正是中国周、汉时期最为通行的形制。墓的结构主要为木椁（guo）墓和砖室墓两种，其砖砌和木工的做法、木棺的样式，乃至细微到一块砖上的花纹或一个榫（sun）卯，都和中国中原地区的汉代古墓没有差异。墓中的随葬品丰富多样，几乎包括了属于统治阶层的汉朝人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什物。乐浪墓葬群及其丰富的随葬品，充分说明它属于汉文化，同时也具体体现了当时中朝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
正是因为有如此众多的华夏人居住在朝鲜，西汉著名辞赋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扬雄（公元前53~公元前18年）在其《方言》一书中，把“北燕、朝鲜冽水（今大同江）之间”列为汉语方言区之一便不足为怪了。
有一首曲名为《公无渡河》的汉乐府（指汉代的乐府诗。乐府，诗体名。乐府本是官设音乐机关，诗体因此得名），曾在民间广为传唱。它是中国与古朝鲜文化交流与交融的见证：
公无渡河，公竞渡河。
坠河而死，当奈公何！
西晋学者崔豹所撰《古今注》（笔记体书，共三卷。全书以考证名物为主，分舆服、都邑、音乐、鸟兽、鱼虫、草木、杂注、问答释义等八门。作者生卒无考）中，讲到了有关这首歌诗的故事：朝鲜津（渡口）守卒霍里子高清晨摆渡船时，看见一个白发狂夫，披发提壶，乱流而渡。他的妻子追随其后，想制止他，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结果狂夫坠河而死。他的妻子于是弹起箜篌唱出此歌，声音凄凉而悲苦，唱完，投河自尽。霍里子高回到家中，把这件事情讲述给自己的妻子丽玉，丽工听了，也十分伤心，“乃引箜篌而写其声”，名日《箜篌引》。
乐府民歌《公无渡河》产生的时间，大体是在设置汉四郡之后。故事中的“朝鲜津”，大体是在今平壤市大同江南岸乐浪区土城附近。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与高句丽、百济和新罗
三韩是朝鲜半岛南部的古老民族，共有三个分支，即马韩、辰韩和弁（bian）韩。马韩在今京畿（ji）道、忠清道、全罗道一带；辰韩在今庆尚道洛东江东侧；弁韩则在洛东江西侧。古代朝鲜半岛南部社会发展缓慢。中国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三韩仍处在部落联盟阶段。马韩人在三韩族中居于主体地位；辰韩中，有一部分原系秦朝人，因逃避秦王朝的苦役流亡到这里，马韩首领把他们安置在了东部地方，也称秦韩；弁韩在辰韩之南，有辰韩人杂居，也称弁辰。中国大陆的铁器文化与青铜器文化一起，经半岛北部传人三韩后，半岛南部的稻作、蚕桑等农业生产便有了飞跃性发展，三韩也因此从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了铁器时代。
后来，马韩众部落发展为百济国，辰韩诸部落发展为新罗国。新罗于公元532年至562年间统一了弁韩诸部落，并于660年借助唐军的力量统一了百济国。至此，原三韩地域便完全归属于新罗。
高句丽（句：gou）原为中国东北浑江流域一个古老部族。公元前37年，部族首领高朱蒙在纥升骨城（纥：he，今辽宁桓仁）定都称王，国号高句丽。公元3年，高句而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自第六世太祖大王高宫起，王位世袭得到确立，王权得到加强，国家体制初具规模。高句丽自四世纪初占据乐浪郡后，便与半岛南部两个三韩族国家百济和新罗直接接壤，三国间激烈的角逐也便由此展开。新罗受到高句丽、百济的不断进攻，处境十分危险，于是请求唐朝出面于预。唐朝调解无效，便在新罗配合下出兵，于公元660年灭百济，再于668年灭高句丽。百济、高句丽灭亡后，新罗统一了大同江以南地区。大同江以北直到辽东则归唐朝管辖。
公元372年，秦王苻坚（公元338~385年，前秦世祖。西晋灭亡、东晋在南方建立之时，黄河流域的各族统治者彼此争伐混战，在13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建立起大大小小许多国家，历史上称为“十六国”。十六国中有前秦、后秦、西秦。前泰建于350年，灭亡于394年）遣使及浮屠（和尚）顺道送佛像、经文至高句丽，高句丽第十七代君主小兽林王也遣使者答谢。两年后，僧人阿道又自前秦至高句而。375年，高句丽始建肖门寺，以安置顺道；又建伊佛兰寺，以安置阿道。从此，佛教传人了高句丽。
与苻坚遣使赴高句丽的同一年，高句丽设立国家教育机关太学，以汉学为主要内容的高句丽教育事业，其时已有较大的发展。高句丽自建国初期起，就利用汉文撰修本国史籍。有人用汉文记下高句丽史事100卷，名日《留记》。公元600年，婴阳王诏令太学博士李文真，将《留记》整理删订为《新集》五卷。好太王碑更是高句丽时期中朝文化交流的最好见证。碑在集安县城东九华里处，建于高句丽将其政治中心迁移至朝鲜半岛前不久的公元414年。碑身高6.39米，四面环刻汉字碑文，以东南为正面，共44行，每行一般为4l字，计1775字。
公元624年，唐高祖（李渊，公元618~626年在位）派遣使臣前往高句丽，带有天尊（道教徒对该教所奉天神中最高贵者的尊称）像及道土。使团宣讲《老子》时，道俗听者竟达数千人。公元643年，高句丽宝藏王派遣使者人唐，求取道教经典；唐太宗于是派遣道士叔达等8人前往高句而传扬道教，并赐老子的《道德经》。道家学说传人高句丽后，曾一度有压倒佛教之势。这一时期，高句丽进而派遣贵族子弟人唐，以直接吸收汉文化。
高句丽艺术与中国的关系，可从古墓墓室壁画中看到。壁画墓集中分布在集安、平壤、安岳三地，壁画题材又大体分为三类：社会生活风俗画、图案画和神灵画。前两类多为三世纪中叶至五世纪中叶的作品，后者多为五世纪末至六世纪中的作品。高句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朝鲜半岛之后，墓室壁画从题材到技法仍保持着与汉文化的深厚渊源。
墓葬壁画和史籍中也描绘、记载了中国与高句丽之间在音乐方面的交流。在冬寿墓（位于朝鲜黄海南道安岳郡，公元375年营造，1949年发掘。墓主冬寿，原为辽东慕容氏官员，公元336年亡命高句丽）前室壁画的奏乐图上，绘有乐队和仪仗队，乐队坐，仪仗队立。专家推断：在殿庭演奏的这种仪礼乐，应是鼓吹乐；而高句丽的这种殿庭鼓吹，应是中国汉代的黄门（官署名）鼓吹。
从后室壁画的舞乐图上，可以看到高句丽乐器玄琴。据史书记载，这种乐器是第二丞相王山岳参照中国七弦琴的式样制造的，演奏时因有“玄鹤来舞，遂名玄鹤琴”，后来便称玄琴。与前室壁画的鼓吹图不同，这里没有仪仗。由此可以断定这里不是礼宴，而是曲宴（私宴），使用的乐器为玄琴、洞萧以及中国晋人创制的阮成（简称“阮”，拨弦乐器。古琵琶之一种，四弦有柱。相传西晋文学家阮成善弹此乐器，因而得名。）
百济国也曾广泛吸收汉文化。公元346年至375年，近肖古王在位期间，博士高兴以汉文撰修百济国史《书记》，这表明百济引入汉字和汉文化已非一日。公元384年，胡僧摩罗难陀自东晋至百济；第二年，百济在南汉山建佛寺，度僧十人。佛教从此开始在百济流布。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百济学者王仁应邀赴日本，向太子菟道稚郎子等讲授《论语》。此事表明，百济不但广泛深入地吸收了汉文化，而且还为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架设了桥梁。
据《周书》（唐令狐德等撰，纪传体北周史。北周，南北朝时代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起于公元557年，亡于581年）记载，百济的青年学子普遍喜欢骑射，并且努力学习中国古代典籍。他们之中的优异者不仅能用汉文撰写文章，而且懂得阴阳五行（阴阳和五行两说的合流）乃至占卜之术。这说明，当时以中国经史为主要内容的百济教育事业已相当发达。公元534年至541年间，百济曾多次遣使与梁（南北朝时代南朝的一个王朝，建于公元502年，亡于公元557年）通贡，并请《涅檠》等经义、《毛诗》博士以及工匠、画师等，梁武帝（萧衍，公元502~549年在位）对百济的所有要求都曾给予满足。七世纪中叶，百济同高句丽一样，也派遣贵族子弟入唐，以学习、吸收汉文化。
百济的墓葬，以公州宋山里墓群为代表。这里的四神家，墓壁上有取材于中原神话故事、用白粉绘成的四神图。武宁王陵出土的青铜镜，据考证是百济复制的、典型的中国六朝（三国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都以建康即今江苏南京为首都，历史上合称六朝，是三世纪初到六世纪末前后三百余年的历史时期的泛称）镜；墓中出土的青瓷器，也来自中国。甚至，该墓的墓砖形制与墓室结构，也与中国南朝的风格颇为近似。
百济的佛雕，也源于中国六朝。百济佛自然主义色彩浓郁，表情温和，颇有人情昧。大部分佛像的面部都浮现出所谓的“百济的微笑”。比如扶余军守里废寺址出土的金铜观音菩萨立像和蜡制如来坐像（均藏于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既保持了传统的形式特征，又都是体现“百济的微笑”的佳作。
七世纪前半叶，百济开始雕刻摩崖佛。1958年于忠清南道瑞山发现的摩岩佛，为释迦三尊。本尊及观音菩萨为立像，弥勒菩萨则为半跏（jia，盘腿而坐意）像。本尊的眼睛大睁，并浮现出快活的微笑。从中可以看到：此时的百济仍然保持着中国南朝的传统，只是佛像衣褶（zhe）显得有些生硬。据此可推知这已是百济晚期的作品。
新罗是4世纪中叶至10世纪30年代三韩族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公元682年，新罗建立国学。八世纪中叶改国学为太学监，设置各科博士及助教，定《论语》、《孝经》为必修科目，《礼记》、《周易》、《左传》、《毛诗》、《尚书》、《文选》为选修科目。人学者主要是15至30岁的贵族子弟，修业年限为9年。公元788年，新罗实施“读书三品科”制度，进行国家考试，以录用官吏。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汉学的普及，新罗涌现出了像帝文、守真、良图、风训、薛聪、强首等许多文人，其中强首以擅写外交文书著称。新罗文武王金法敏671年《答唐行军总管薛仁贵书》，史学界多数学者认为是强首手笔。《答唐行军总管薛仁贵书》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而且是朝鲜古代珍贵的汉文文章典范。
公元631年之后，唐太宗曾几次视察国学，表示他对国学的重视和支持。此后，高句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音bo）相继派遣子弟来人国学。837年，新罗在唐朝国学的留学生达216人之多。新罗留学生中，有成就者不乏其人，金云卿、金文蔚、崔致远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崔致远生于公元857年，自幼聪颖好学，12岁时随海舶入唐。临行前，父亲对他说：“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亦不谓有儿矣。”对他寄予了极大期望。崔致远在唐刻苦求学，18岁时中进士，调授宣州溧水（今江苏镇江地区）县尉（官名。始于秦，两汉沿置，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掌管一县军事。唐代县尉通常为进士出身者初任之官）。致远28岁时，思归故国，唐僖宗（李儇xu~tn，公元874年至888年在位）于公元885年命他持诏书东归，归国后，被新罗朝廷留为侍读（官名）兼翰林学士。致远晚年，因痛恨朝政腐败，决心远离官场，于是携带家人隐居伽椰山海印寺，直至逝世。致远在唐时已颇有名气，与唐诗人罗隐、顾云等交谊甚厚。归国前，顾云曾以诗为他送行，诗中写道：
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
十八横行战词苑，一箭射破金门策。
崔致远所著诗文集《桂苑笔耕》（20卷），录于《新唐书·艺文志》。他对新罗时代的学术和文学发展贡献很大，被认为是朝鲜汉文学的奠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