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论文的题目是“中国人精神”，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中国人的性格或特性。但是，这并不是中国人的精神的全部内容，它只是中国人的精神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中国人的性格或特性是一种比较现实意义上的概括，正如，中国北方人的性格非常不同于中国南方人的性格，就像德国人的性格不同于意大利人的性格一样。
我认为中国人的精神真正的意味所在是中国人生活所凭借的精神，—种潜伏在心灵、性情和情绪上具有本质特性的东西，一种中国人区别于所有其他人，尤其是区别于现代欧洲人和美国人的东西。
那么，真正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现在尤其如此。就从今天发生在我们中国人身边的一切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新的人性类型，进步的或现代的中国人正在逐步取代原有的中国人性类型和真正的中国人。
事实上，中国的文明也在发生较大的改变，向着更进步、更现代的文明靠拢。虽然真正的中国人、古老的中国人性类型即将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但我们还是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从他身上找到某种有机的、与众不同的东西，因为正是它使得中国人区别于所有其他人，区别于我们在今天中国看到的正在兴起的新的人性类型。
在我看来，在古老的中国人性类型中最能打动我们的事情是那里没有任何野蛮的、残忍的或残暴的东西。大家都在一个大家庭里平等、快乐地相处着。用一句形容动物的话来说，真正的中国人是被驯化了的生命。
以中国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为例，他应该会比欧洲社会同一个阶层的人少一些动物性，至于野蛮动物的特性就更不用提了，也就是少有德国人所谓的“动物野性”。其实，中国人性类型用英语来概括是再恰当不过的，即“gentle”（文雅）。大家不要曲解这里所说的“文雅”的意思，它绝对不是指软弱顺从、唯唯诺诺。对于“中国人的顺从”，已故麦高文博士曾经说过，“不是绝望的、阉割了的人的那种顺从”。没有生硬、粗糙、粗野或者暴虐，我称之为“文雅”，这种文雅不会让你感受到任何的震惊。
可以说，在真正的中国人性类型中有这样一种气质：从容、镇定、历经磨练后的成熟，如同一块千锤百炼的金属。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即使在他身体上或者道德上存在着无法补救的缺憾，也会被他身上的文雅品质所淡化。
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粗糙，但粗糙中没有粗劣；真正的中国人也许丑陋，但丑陋中没有丑恶；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粗俗，但粗俗中并无好斗和嚣张；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愚蠢，但愚蠢中并无荒谬；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狡猾，但狡猾中并无阴险。
其实我想说，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不会有什么让你厌恶的地方，即便在他的身体、心灵和性格里存在着毛病和缺点。你也很难找到一个让你非常厌恶的中国人，即便是在老派的、甚至最低等的真正的中国人那里。
毫无疑问，中国的人性类型主要表现为他的文雅，这种文雅是我们很难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字眼可以概括的。当你分析真正的中国人身上的这种难以言表的文雅品质时，你会发现它是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这两种东西的结合体。
中国的人性类型就好比是被驯化了的动物，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野生动物的动物类型。在驯化动物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一种人类特有的有别于动物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是什么呢？它就是通情达理。
驯化动物的通情达理不是思想才智和通过推理而得到的理智，也不是天生的才智，比如狐狸的聪明和狡猾，它们知道去哪里，怎样找到小鸡吃。所有的野生动物都拥有狐狸的这种天生的聪明。但是驯化动物身上的这种可称为人类才智的东西是完全有别于狐狸的狡猾或动物的聪明的。
驯化动物的通情达理来自同情，来自一种爱和依恋的感觉，而不是来自推理，更不是天生的。你知道纯种的阿拉伯马为什么能理解它的英国主人吗？因为它学过英语语法？因为它天生懂英语？当然对于这些回答都是无根据的、错误的。真正的原因就在于它爱和依恋它的主人，也就是我所谓的人类智能，这显然区别于狐狸纯粹的狡猾或者动物的聪明。是否拥有这种人类品质是驯化动物和野生动物的区别所在。
同样，我要说，中国的人性类型、真正的中国人难以言表的文雅正是通过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这两种东西表现出来的。
我曾经看过一篇在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都待过的一个外国朋友写的评论。评论写道，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久了就会讨厌日本人，而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这种评价是否真实我们暂不讨论，而对中国人的这种评价，但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会像我一样赞同。
众所周知，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味的倾向就越浓。尽管在他们身上存在一些不讲究卫生与精致的坏习惯，尽管在他们的心灵和性格上有许多缺点，但中国人身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东西能够获得外国人的喜爱，这是其他种族的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无法得到的。
这种难以言表的东西，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文雅，它淡化和减轻了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在身体和道德方面的缺陷。这种文雅又是什么呢？就是我称之为善解人意或真正的人类智慧的产物，这种人类智慧是来自于善解人意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善解人意的力量的秘密是什么呢？中国人为什么具有这种力量——这种善解人意的强大力量？原因就在于他们完全地，或者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上的感觉生活。它不是来自身体器官的感觉意义上的感觉，也不是你所认为的来自神经系统的激情意义上的感觉，而是来自我们天性最深处的心灵（或灵魂）上的情感，或者说是人类情爱意义上的感觉。
这种灵魂生活或者人类情爱的生活，让中国人显得更加超脱，甚至超脱了在这个物质和灵魂构成的世界上一个人生活的必需条件。中国人完全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一种情感或者人类情爱的生活，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我想用两个例子来论述它。
第一个例子来自于我的一个曾在北京做外务部长的老朋友和老同事——梁敦彦先生，可能有不少人认识他。梁先生告诉我，当他第一次被清政府任命为汉口海关道台时，他很乐意接受这个任命，他渴望和追求清朝大员的职位和顶戴花翎，不是因为他在乎官位，更不是因为他会因此而荣华富贵，而是他在广东的老母亲会因为他的提拔和晋升而欢欣鼓舞。
还有一个例子来自于我的一个在海关工作的苏格兰朋友，他告诉我，他曾经用过一个中国仆人，这个人欺软怕硬、出尔反尔、嗜赌成性，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式无赖。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在一个荒凉的渡口伤寒发作病倒，身边没有一个外国朋友愿意出来照顾他，可就是这个“无赖”伸出了善良的手救助了他，比能想到的最亲近的密友和近亲的照顾还要周到。
这个中国仆人是让人尊敬的，《圣经》里描述一个女人的话就可以用来描述他，以及一般的中国人：“宽恕他们多一些，因为他们
更多一些爱心。”正因为中国人有爱心，或者如我所言，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一种情感和人类情爱的生活，即使在中国的外国人看到和了解中国人习性和性格中的缺点和瑕疵，他的心也会被中国人的这种爱心所打动。
我上文给出的两个例子，不仅可以解释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这个问题，同时还能解释我们在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中看到的其他一些普遍的特征。
首先，让我们从中国的语言说起。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中国语言也是一种心灵语言。就拿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来说，在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的过程中，孩子和未受过教育的人学习汉语比成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容易得多，这种奇怪的现象该如何解释呢？
我认为，就是因为孩子和未受过教育的人根本就没有能力用头脑去感悟，只能用心灵来思考和说话，而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是受过欧洲现代知识教育的人，是用头脑或者知识来思考和说话的。换句话说，很多外国人就是因为受教育太多，受知性的和科学的教育束缚太深，才导致他们学习汉语的诸多麻烦。我们可以用对天国的描述来描述中国的语言：“除非你变成小孩，否则你不可能了解。”
其次，中国人有惊人的记忆力。这是中国人生活中另外一个大家熟悉的事实。这里的真正秘密就在于：中国人是用有着善解人意的力量， 像胶水一样，比又硬又干的头脑更好地保留回忆，而不是用头脑来记忆。就像普通人的学习一样，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记住事情的能力要远胜于成年后的能力。因为作为孩子，我们是用心灵而不是用头脑来记忆的。
再次，让我们讨论中国人生活中另外一个被广为称道的事实吧！
那就是中国人的礼貌问题。中国人经常被外国人评论为特别讲礼貌的人。那么礼貌的真正内涵又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礼貌就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多考虑别人的感受。中国人有礼貌当然与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在考虑许多事情的时候，总是容易先考虑别人的感受。和日本人的礼貌比起来，中国人的礼貌虽然没有那样周全，却恰到好处，让人舒服。正如法国人完美表达的那样，是“心灵的礼貌”。
日本人的礼貌虽然周全，却总让人感觉有点故弄玄虚的味道， 不怎么让人舒服，许多外国朋友都不怎么喜欢它，因为它可以说是一种演练过的礼貌——类似于戏剧作品中尽力学习的礼貌。这与直接来自心灵的、自发的礼貌是有差距的。我想说，日本的礼貌好像没有芳香的花朵，而真正礼貌的中国人可以给别人一种芳香馥郁、沁人心脾的心灵意境。
最后，让我们考察阿瑟·史密斯向世人揭示的中国人的另外一个特征——缺乏精确。为什么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会缺乏精确呢？究其根源还是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
心灵是精细和敏感的微妙平衡，它不像坚硬、僵化、严格的仪器， 你不可能像用头脑或者理性一样，让心灵也作如此稳定、严密的思考。要让心灵作出的思考非常精确，是相当困难的。事实上，把中国毛笔这种柔软的刷子比为中国心灵的一种符号，也是非常恰当的。虽然它非常难于书写和作画，但一旦你掌握它的用法，就可以用它以一种硬钢笔无法比拟的优美和雅致来书写和作画。
上面这些和中国人的生活相关的一些简单事实，任何人，即便不了解中国人，也能通过调查这些事实观察和了解到，我们对于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的假设是成立的、正确的。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至今在很多方面还很原始，因为中国人一直过着一种心灵的、孩童的生活，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都是原始的。所以许多在中国的浅薄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文明没有进步，一直停留在旧式文明的基础上。
应该承认，就纯粹的智识生活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确属于进步不快的那一种。众所周知，中国人不仅在自然科学，而且在纯粹抽象科学，比如数学、逻辑和形而上学方面的进步几乎为零。事实上， 欧洲语言中的“科学”和“逻辑”这两个词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精确的对应词。就像过着心灵生活的孩子，因为心灵和感受不参与科学领域，因此中国人对抽象科学没有兴趣。
事实上，只要是与心灵和感受无关的事情，很多中国人都感到厌恶，比如统计报表。如果说统计报表和纯粹抽象的科学使得中国人极端的厌恶，那么欧洲正在研究的要求你把活的动物身体切碎毁伤来验证科学理论的自然科学，则让中国人产生排斥和惶恐。
我要说的是，在纯粹的智识生活方面，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发育不良的现象。至今，中国人还过着孩童般的心灵生活。在这方面， 中国作为一个民族虽然古老，但直到今天还是孩童的民族。但重要的是，你应该记住这个过着一种心灵生活的孩童似的民族，虽然在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非常原始，但却有着在原始人那里找不到的心灵和理性的力量，这种心灵和理性的力量使他们能成功地处理复杂困难的社会生活、政府和文明的问题。
在这里我斗胆说，古代和现代的欧洲国家没能如此明显地达到这样一种成功——这种成功是如此突出，以至在实践上和现实中使亚洲大陆的绝大部分人口在一个庞大的帝国中维持了和平与秩序。
其实，我这里想说的是，中国人的非凡特性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生活，大家要明白所有的原始人都是过着心灵生活的，就连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也过着心灵的生活，马修·阿诺德说：“中世纪基督教诗人靠心灵和想象生活。”
这里我想要说，中国人的非凡特性是过着心灵生活、孩童似的生活和具有心灵和理性的力量的结合，后者是在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徒或者别的原始人身上找不到的。也就是说，就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一个拥有成人理性而生活了如此久的民族而言，中国人的非凡特性在于他们依然过着一种孩童似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
因此，说中国人发育不良是不正确的，真正的中国人是不会衰老的。总之，拥有永远年轻的秘密就是中国人作为一个人种的非凡特性。
现在，让我们来回答开始问的那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现在我们看到，真正的中国人是指过着具有成年人的理性却具有孩童的心灵这样一种生活的人。简言之，具有成人的头脑和孩子的心灵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因此，中国精神是永葆青春的不朽民族精神。
那么中国作为不朽民族的秘密是什么？我说过是我称之为善解人意或真正的人类智慧赋予中国的人性类型——真正的中国人难以言表的文雅。我说，这种真正的人类智慧是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两者结合的产物，构成了心灵和头脑的和谐工作。
简言之，中国人的精神就是灵魂和理智的绝妙组合。这种灵魂和理智的绝妙组合就是中国人精神作为一种永葆青春、民族不朽的精神的秘密所在。
现在，大家会问，中国人民族不朽的秘密——灵魂和心智的绝妙组合是从哪里、又是怎样获得的呢？回答当然是来自中国人的文明。正是由于这一秘密的存在，让中国人过着一种永葆青春的生活。下面就来论述一些和中国人的精神有关的中国文明的事情。
我特别要说明的是，中国文明和现代欧洲文明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关于这一点，著名艺术批评家伯纳德·贝伦森先生有一个绝妙的说法：“我们欧洲的艺术有一种成为科学的致命倾向，我们很少有名著是在没有利益分割的战场留下的痕迹。”欧洲文明，正如贝伦森先生所言的欧洲艺术，是利益分割的战场，事实上也就是头脑和心灵、灵魂和心智不断冲突的战场，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科学和艺术的分割利益的不息战争，另一方面是信仰和哲学的战争。在中国文明中，至少在最近的二千五百年，没有过这种冲突。我说，这就是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的根本不同所在。
换句话说，在现代欧洲，人们有一种满足他们头脑而不是心灵的哲学，有一种满足他们心灵而不是头脑的宗教。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在中国即使一般民众也没有认真地看待过宗教，因此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这里指的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中国道教和佛教的庙宇、典礼和仪式与欧洲的宗教相比更像是娱乐。可以说，他们触动的是中国人的美感，根本就没有涉及到他们的道德和宗教感。事实上他们更多地是诉诸想象力，而不是他们的心灵或灵魂。但是，与其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也许更为正确地应该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没有感到需要宗教。
对于中国人、甚至中国的一般民众没有感到需要宗教，这个特殊事实该如何解释呢？英国伦敦大学的汉语教授罗伯特·K·道格拉斯先生在他的儒教研究中说：
四十多代中国人都绝对地服从一个人的权威。作为中国人中的一员，孔子的教义与他的门徒的天性很契合。蒙古人种的心灵非常平和感性，本能地反对某种研究他们经验以外的事物的观念。正如孔子所阐述的，一种未来不可知的观念、朴素的讲求事实的道德体系，就已经足以满足中国人的所有需要。
这位博学的英国教授说中国人没有宗教需要是因为他们有孔子教导，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他又把蒙古人种的心灵平和、感性断言归为中国人不需要宗教的理由，这就完全错了。
宗教是感觉和感情的事情，与人类灵魂有关的事情，与沉思是无关的。即便是刚从原始落后的生活中脱离出来的非洲人，他的灵魂——宗教需要的感觉也可以一下子苏醒过来。所以，虽然蒙古人种的心灵平和、感性，但是只要他们是中国人，就应该承认比非洲的野人要高等， 也有灵魂。既然有灵魂，只要没有别的能代替宗教的东西，他们就会有宗教需要感。
事实上，中国人没有宗教需要感的原因是他们在儒教中有一个可以替代宗教的人类社会和文明综合的哲学和道德体系。虽然“儒教”这个词在一般的欧洲意义上不是一种信仰，也不是一种宗教，但我要说儒教的伟大就在于它不是宗教。虽然它不是宗教，但是它能代替宗教并且能够使人不需要宗教，这就是儒教的伟大之处。
现在，如何理解儒教能够取代宗教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解决为什么人类有宗教需要感这个问题。我认为，人类因为有灵魂的存在，所以人类需要宗教的感觉和他们需要科学、艺术以及哲学的感觉是一样的。
现在让我们以自然科学为例，来探讨一下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开始从事科学研究的？现在很多人认为，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如果那一类持进步论的中国人认为，他们从事科学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那么注定了他们永远得不到科学。激励真正的科学家去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不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
过去欧洲真正的科学家根本就没有考虑铁路和飞机，他们就是为了科学的进步而工作，最后把修建铁路和飞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因为他们从灵魂上有了一种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奇妙宇宙的无穷奥秘的需要， 使得他们为了科学进步而做的工作获得了成功。
因此我说，人类有宗教需要的感觉和有科学、艺术以及哲学需要的感觉都是出自于人有灵魂的存在这一相同的原因。因为他们有灵魂，所以他们不仅探索现在，还探索过去和未来，而不像动物那样只是生活在现在——人类有理解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奥秘的需要感。
只要人类还没有理解自然的某些规律，那么他们从宇宙中看到的事物的意图和目的就像黑屋子里的孩子，一切都会让他感到危险、不安全和不确定。事实上，正如一位英国诗人所说，神秘宇宙是人们身上的重担，因此人类需要科学、艺术和哲学。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减轻人类“神秘的负担，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加给的沉重的、恼人的重负”，他们也需要宗教。
艺术家和诗人在艺术和诗歌中看到了宇宙的美和秩序，这就大大减轻了艺术家和诗人的负担。正如诗人歌德所说：“谁拥有艺术，谁就拥有宗教。”哲学家同样在哲学中可以看到宇宙的条理和秩序，这同样减轻了由于神秘而加给他们的负担。因此哲学家斯宾诺莎说：“对他们而言，智识生活的圆满就是解脱；对于圣人而言，宗教生活的圆满才是解脱，”。最后，科学家也在科学中看到了宇宙的规律和秩序，同样减轻了神秘加给他们的负担。所以我说，宗教需要感在像达尔文和海克尔教授这样的科学家身上是找不到的。
但对于人类大众，对于不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或者科学家，而且生活艰辛、无时无刻不暴露在自然的威胁力量和他们同类的残酷无情的狂热之下的人类大众来说，什么能够减轻“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给予的神秘负担”？当然是宗教。但是，这一神秘给予人类大众的负担是如何被信仰减轻的呢？我要说，信仰减轻这种负担是通过给人类大众安全感和永恒感来进行的。
在自然的威胁力量和同类的残酷无情的狂热以及由此产生的神秘和恐怖的条件下，宗教给了人类大众一个能够使得他们找到一种安全感的庇护。这种庇护是针对某些超自然存在的信念——有绝对力量并能控制威胁人类的力量存在的信念。
而且，面对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变、兴衰和变迁——出生、孩童期、青春期、年老和死亡，以及由此产生的神秘和不确定时， 宗教也给了人类大众一个能够使得他们找到一种永恒感的庇护，对未来生活的信念是这个庇护的主要内容。所以，我想说的是，信仰是通过在人类大众的生活中给他们一种安全感和一种永恒感的方式来减轻他们的负担的，同时，信仰也减轻了不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或科学家的人类大众的“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给予的神秘负担”。
基督救世主说：“我给你们和平，这和平是世界不能给予的，也是世界不能夺取的。”我所谓的“信仰给了人类大众安全感和永恒感”的含义在这句话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只要人们找不到一种东西可以给他们以和平感——宗教能够给予他们的那样一种和平感，那么人类对宗教需要感的要求就是永远的。
但我要说的不是信仰，而是能替代信仰的儒教。所以，在儒教里一定有一种和宗教一样能给予人类大众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的东西。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找出那种东西吧！
首先，我们看看孔子到底为中华民族做了些什么？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孔子为中国人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在这里，我们先来说说孔子为中华民族做的一件主要的又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他生前唯一做过的一件事情，孔子自己也曾经说过，后世的人通过它能够理解他，并理解他为他们做的事情。只要我们解释清了这个主要的事情， 你就会理解儒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给了人类大众和宗教所给予的一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为了能更好地解释这一点，我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孔子其人其事。
大家都知道，孔子生活在中国历史上奴隶制时代已经走到尽头的扩张时期，人们正在极力地扩展和重构封建的、半家族的社会秩序和政体方式。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必然会使社会发生动乱，而且也会使得人们产生思想和心灵上的混乱。我曾说过中国文明没有心灵和头脑的冲突，但这也仅仅局限于在最近的两千五百年中。在孔子生活的扩张时期，中国和当今的欧洲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人们的心灵和头脑之间也产生了可怕的冲突。
在这个时期，中国人处于一个制度、成规、教条、习俗和法律森严，以及系统庞大的体系里。其实，这个系统是从他们尊敬的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庞大的社会和文明体系。人们一直在这个系统中生活着，但终有一天他们开始觉得这个系统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而来，因此他们觉得这个系统不能符合他们实际生活的需要。
换句话来说，这些对他们来说不是理性，仅仅是一种习俗。今日欧洲所谓的现代精神的觉醒——自由主义精神、探索精神、寻找事物的原因和理由的精神正是两千年前中国人这种理性的觉醒。从中国的这种现代精神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和文明的旧秩序的需要与他们实际生活的需要的一致性。不但要重建一种新的社会和文明秩序，而且还要去寻找社会和文明新秩序的基础。
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不尽人意，所有寻找社会和文明新秩序基础的尝试在当时的中国都失败了。有一些尝试尽管满足了他们的头脑，使得他们开始认识到理性的重要性，遗憾的是他们的心灵没有得到满足。还有一部分，虽然在心灵上得到了满足，却在头脑上没有得到满足。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在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引起的头脑和心灵的冲突和我们今日在欧洲看到的是一样的。
由于人们尝试重建的社会和文明新秩序中的心灵和头脑有了冲突， 中国人开始对所有的文明持怀疑态度，甚至是失望。在这种失望的过程中产生了苦恼和绝望的情绪，进而产生了摧毁和毁灭所有文明的念头。比如说一个类似今日欧洲托尔斯泰的中国人老子，在心灵和头脑的冲突导致的苦难和不幸中找到了社会和文明的真正本性和构造上的某些根本性错误。老子以及他最有才气的门徒庄子劝中国人抛弃所有的文明。老子曾经说过：“放下一切跟我走，跟我到群山中，到群山中隐者的小屋，过真正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一种不朽的生活。”
虽然孔子也看到了当时社会和文明的状态所造成的不幸和苦难，但他认为这种不幸和苦难不是源于社会和文明的天性和构造，而在于人们为社会和文明建立的错误基础以及它所采用的错误途径。孔子不希望中国人抛弃文明，他认为，在一个具有真正基础的社会和谐的文明里，人也可以过一种源于心灵的真生活。
事实上，孔子把毕生的心血都放在尝试把社会和文明引入正途，为它建立一个真正的基础，以防止文明被毁灭这样的悲剧发生。在他即将老去的那些日子里，孔子发现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并不能阻止中国文明的毁灭。大家想想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还是先举个例子，就好像一位建筑师，当他看到自己的房屋着火，大火即将吞噬整个房屋时，他确信他的房屋是不可能被挽救的，这时他明白了他所能做的事情是把建筑的图纸和设计挽救出来，为以后重新建造房屋做好准备。
于是在孔子看到中国文明的建筑不可避免地被毁灭而自己却不能阻止这样一个事实之后，他认为他应该做的就是挽救图纸和设计。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孔子挽救了中国文明的图纸和设计，这就是保存在中国圣经旧约里面的五经——五本正典。孔子为中华民族挽救了文明的图纸和设计，这就是我说的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伟大功绩。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主要的和最伟大的工作并不是他为中国文明挽救了图纸和设计，而在于他在挽救文明的图纸和设计的过程中，对文明做出了一种全新的定位，设计出了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诠释。在这个新的综合里，他提出了中国人真正的国家观念——国家的一个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的基础。
不过，欧洲古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现代的卢梭和赫伯特·斯宾基都给出了文明的综合，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真正的国家观念。那么这些欧洲伟人们所做出的这种文明的综合哲学，与孔子所做的关于中国文明的新的综合和诠释有什么不同呢？下面我们就这个问题来展开论述。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赫伯特·斯宾基的哲学虽然给出了文明的综合，但没有成为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大众把他们的哲学当成可以接受的信仰，而中国众多的大众则把儒教当成了一种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
我这里所说的宗教与欧洲狭窄意义上的宗教是不同的，它是用于更为宽泛的普遍意义上的。歌德有一句话说得好：“唯有民众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唯有民众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
现在，当我们把宗教这个词引申到宽泛的普遍意义上使用它时，它就是指一种有行为规范的教导体系，就像歌德所说的那样，宗教是被人类大众、至少被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众作为真理和约束接受的东西。如果把宗教按照这一意义来理解的话，宗教也包括基督教和佛教。
在这种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大家都很清楚，儒教因为它的教导被认为是真理，它的行为规范已经被整个中华民族当作约束而成了一种宗教，但是即便在这种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基的哲学也没有成为宗教。所以说儒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众，包括中国学者的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基的哲学却是学者的哲学。它们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在这个词的宽泛和普遍意义上，我认为儒教、基督教、佛教都是宗教。前面我说过儒教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那么，儒教与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区别在于儒教里面有一种超自然的起源和因素，而欧洲意义上的宗教则没有。但除了这个区别以外，儒教与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比如基督教或佛教）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区别，那就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仅仅局限于教导人成为一个好人，而儒教做得更多、更具体，它教导一个人成为一个好公民。
对于一个不是单独的而是处在他和同胞以及国家的关系里的人，基督徒的问答集问：“人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而孔子的问答集问：“公民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基督徒在问答集里回答说：“人的主要目标是赞美上帝。”孔子在他的问答集里回答说：“人的主要目标是做孝子和好公民。”
子游（孔子的一个门徒，孔子言论和话语中引用过他）曾说过： “明智的人集中于生活的基础——人的主要目标。基础打好了，就有了智能、宗教。在生活中做孝子和好公民，不正是这基础——作为道德生命的人的主要目标么？”
也就是说，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目标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最终成为一个完美的理想的人，而儒教限于让人成为一个像孝子和好公民那样生活的人。简而言之，欧洲词义上的宗教说： “如果你想要拥有信仰，你就必须是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 但儒教说：“如果你是一个孝子和好公民，你就有信仰。”
实际上，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比如基督教或佛教）是个人的信仰， 或者可称为教会信仰，而儒教则是社会信仰，或者可称为国家信仰，这才是它们真正的区别所在。
我说，孔子给了中国人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是他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孔子又把这个给出的真正的国家观念变成了一个宗教。政治在欧洲是一门科学，但从孔子时代开始，政治在中国就是一种宗教。
换句话说，我认为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他给了人类大众一个社会或者国家信仰。孔子在一本他生命快要结束时写的书里，讲述了这种国家信仰，这本书他命名为《春秋》。之所以把这本书命为《春秋》，是因为书的目标是给出支配国家兴衰的真正的道德原因。这本书类似于卡莱尔的近代小册子，也可以称为近代编年史。孔子在这本书里讲述了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的历史概要，展现了在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下的痛苦和灾难，并指出了带来这种不幸的真正原因是人们没有真正的国家观念；没有一种对国家、国家元首以及他们的统治者和君主承担责任的真正性质的正确观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子在这本书里宣扬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关于君权神授的思想，大家或者至少大多数人是不会相信的。请允许我先在这里引用卡莱尔的一句话，他说：“国王统治我们的权力要么是君权神授，要么是魔鬼似的错误。”请大家结合卡莱尔的这句话，回忆和思考一下君权神授这个主题。
孔子在这本书里教导说，如同在人类社会中人的所有普通关系和行为，除了利益和恐惧的基础动机之外，还有一种影响他们行为的、高于所有利益和恐惧、顾虑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这种动机就是责任。所以，在所有人类社会的这一重要关系中，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民与国家或民族的首领之间的关系中，也有责任——这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来影响和鼓舞他们的行为。
那么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忠于国家或者民族的首领这一责任的理性基础是什么呢？
在孔子时代之前的奴隶制时代，因为人们都是一个宗族或者家庭的成员，血缘纽带或者天生感情已经通过某种方式把他们和国家首领，即他们宗族或家庭的高级成员联系得非常紧密，所以在半家族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形式中，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个家庭，人们并不特别感到他们对于国家首领的责任需要一个非常清楚和坚实的基础。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到了孔子时代，奴隶制时代正逐渐走向衰落和灭亡，那时家庭根本就无法和国家相提并论，那时一个宗族或家庭的成员中根本就没有国家的公民存在。所以，这就需要为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忠于国家元首（也就是他们的统治者或君主）的责任找一个基础，一个崭新的、清楚的、理性的、坚实的基础。那么，孔子为这个责任找到的新基础是什么呢？在荣誉这个词里，孔子为这个责任找到了新基础。去年我在日本的时候，日本的教育外相菊池男爵问我，“名分大
义”这四个字怎么翻译，这是我提到的孔子在讲述他的国家信仰的这本书里的四个字，这四个字我翻译为“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也就是因为这个，中国人在儒教和别的所有宗教之间作了一个特别的区分，他们没有把汉语里命名孔子教导的这个体系称为教，比如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通用术语，而是称这种荣誉的信仰为名教。
受孔子教导的影响，理雅各博士（James Legge，1814—1897，19 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汉学家）把君子之道这个术语翻译为“高人之道”， 从字面上来看，这个术语在欧洲语言里最接近的等价词是道德律法， 在这里道的含义就是君子的律法。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孔子教导的哲学和道德的整个体系——君子的律法。孔子在君子的律法的基础上，把它写成文并发展成为国家的宗教。这种国家宗教的信仰的第一条款就是荣誉和责任的原则——名分大义，它也可以称为“荣誉的法典”。
孔子在这一国家信仰里教导说，包括国家和所有社会与文明的唯一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的基础都是这一君子的律法，人的荣誉感。现在，我认为大家应该都承认，在人类社会里人的荣誉感是重要的，即使那些相信政治里没有道德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一点。但关于人的这种荣誉感对维持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绝对必要性，我并不能完全肯定所有的人都意识到。
事实上，和谚语“盗亦有道”的说法差不多，所有社会和文明在没有人的荣誉感之后就会立即崩溃而无法存在。下面我就为大家来解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我们以大家比较熟悉的赌博为例，只有人们坐下来赌博的时候，才能承认并感到自己受制于荣誉感，当某种颜色的纸牌或者骰子出现就付钱，否则赌博就不可能进行下去。
再来看看商人，只有他们承认并感到受制于荣誉感去履行契约，所有的交易才能进行下去。当然，违背契约的商人是会被送到法庭的，但是如果没有法庭呢？或者法庭又是如何使食言的商人履行契约呢？我看只有通过暴力了。
在真正的意义上，社会只能通过暴力暂时结合在一起，因为没有人们的荣誉感。但我认为我能向你揭示，把社会永远结合在一起单靠暴力是远远不够的。警察通过使用暴力可以强迫商人去履行契约，可律师、地方官或者共和国总统怎样让警察履行职责呢？这时候使用暴力是不可能的，他们只有两种选择，不是用警察的荣誉感，就是用欺骗。
当今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都是通过欺骗的方式让警察履行责任的。现代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告诉警察只有履行这种责任，才能对社会有利、对国家有利。而对社会有利就意味着他这个警察能够按时领到薪水，没有这个薪水，他和他的家庭就会饿死，所以他必须履行责任。
我觉得律师、政客或者共和国总统告诉警察这些本身就是一种欺骗。为什么说它是欺骗呢？因为对国家有利，对警察意味着每周十五先令，这仅仅能让他和他的家庭免于饥饿，对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却意味着每年一到二万镑，好房子、电灯、汽车和所有舒适奢侈的东西，这需要成千上万的人们的血汗辛劳来供养。
这就是一种欺骗，因为如果没有认识到荣誉感——这种荣誉感让赌徒把他口袋里最后一个便士拿出来给赢了他的人，没有这种荣誉感，所有导致社会上贫富不均的财富的转移和占有，就如同赌桌上金钱的转移，是没有任何正当性和约束力的。
虽然律师、政客、地方官或者共和国总统谈论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其实是建立在警察对荣誉的无意识的基础上的，这就使得警察尽职，而且使得他们仅仅满足于一周十五先令的薪水，而律师、政客和共和国总统却远比警察高出许多。所以说这就是一种欺骗，因为现代社会的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相信并且公然地按照政治中没有道德、没有荣誉感的原则言说和行动，但另一方面他们却要求警察有荣誉感。
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卡莱尔说：“国王统治我们的权力要么是君权神授，要么是魔鬼似的错误。”卡莱尔所说的“魔鬼似的错误”就是现代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的欺骗。现代社会公务人员的滑头教义就是这种欺骗，他们装模作样地谈论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自己却按照在政治上没有道德、没有荣誉感的原则言说和行动。
正是这种滑头教义，导致了今日社会文明所看到的“普遍的苦难、反抗、狂乱、激进主义起义的狂热、复辟专制统治的冷酷、大众的兽性堕落、个人的过度愚昧”。简而言之，在这种欺骗和暴力、滑头教义和军国主义、律师和警察的影响之下，出现了现代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暴力和欺骗的组合使得人们丧失了道德感，导致了疯狂， 正是由于这种疯狂使得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借助武力来反抗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
其实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民没有荣誉感而且在政治上没有道德感，那他们是不能结合在一起的，起码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只有依靠警察、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才能实现欺骗，但同时他也会陷入一种矛盾的深渊。
一方面他必须为了社会利益履行自己的职责，可是对于可怜的警察而言，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也是社会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有别的谋生手段而不是当警察甚至是当一个反警察分子，只要他能够得到更多报酬来改善他和他的家庭的生活条件（这也就意味着社会利益的获得），警察迟早会想到，既然政治中没有荣誉感这一说法，只要能够获得更多的酬劳，去做一个革命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必然就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这样社会就到了末日。
孟子说孔子写的《春秋》，讲述了他的国家信仰并揭示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特点。那时的社会，正如今日世界，公务人员没有荣誉感， 政治上没有道德感，它注定到了末日。这是一本能让“乱臣贼子惧” 的书。
总之，由于我们已经看到，在涉及到人际关系的时候，即使人类社会里赌博和交易这等琐碎或者无足重轻的事情，承认荣誉感也是如此重要和必需，那么在建立了家庭和国家这些最本质的制度的人类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它将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因此我想说没有荣誉感的社会无法维持、不能持久。
众所周知，婚姻制度通常是历史上所有国家的公民社会兴起的渊源。婚姻在欧洲的教会宗教的熏陶下成为了一种圣礼，换句话说，婚姻就是一种神圣的、不可违背的东西。教堂是欧洲婚姻圣礼的约束力所在，同时它的威信来自于上帝。但这种约束力只具有一种表面的或者说法律的形式。正如我们在没有教会宗教的国家所见到的那样，婚姻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真实的、内在的、真正的约束力是荣誉感，是男人和女人的君子律法。
孔子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换句话来说，在所有公民社会的国家中都承认的荣誉感是作为婚姻制度的基础的君子律法。正是由于这种婚姻制度，才有了家庭的建立。
我曾经告诉过大家，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是一个由君子律法引出的荣誉法典。但是我现在想告诉大家的是，中国在孔子以前的时代就已经存在着君子律法的法典，不过它有不明确、不成文的特点。所谓的礼、礼仪、礼节的律法就是孔子时代以前中国这种不明确的、不成文的君子律法的法典。
在孔子时代之前的中国历史上，中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著名的中国法律制定者，人们都叫他周公，君子律法的成文法典就是由他最先确定、整理、制定的，这部法典也就是中国的礼——礼仪、礼节的律法。周公创造的这部中国最早的成文绅士法典就是周礼——周公之礼。
正如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民族的摩西律法一样，周公之礼可以称为中国人民的旧约信仰，也可以看作是前孔子时代中国的宗教。正是这些旧约信仰，所谓的第一个成文的君子律法的法典，第一次给出了中国婚姻的圣礼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约束力。所以，一直到现在婚姻圣礼还被中国人称为周公之礼。
前孔子时代或者中国的旧约信仰时代的人们通过婚姻圣礼制度建立了家庭，这种制度使得所有中国家庭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得以维护下来。在中国，周公的礼法作为前孔子的或者旧约的信仰是一种家庭信仰，它和后来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是有区别的。
现在，孔子在他教导的相对与他之前时代的家庭信仰而言的国家信仰里给出了一个新约。也就是说，在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里，他给了君子律法一个崭新的、更广泛的、更有包容力的应用。如果说孔子时代之前的中国旧约家庭信仰制定了婚姻圣礼，那么，在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的影响之下，孔子给出的君子律法的崭新的、更广泛的、更有包容力的应用，就是制定了新的圣礼。
孔子把他制定的这部新圣礼命名为名分大义，而不再称为礼、礼法，同时我已经把该圣礼翻译为《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或者叫《荣誉法典》。通过制定名分大义或者荣誉法典来替代以前的家庭信仰，孔子给了中国人一个国家信仰。
如今，孔子在他的国家信仰里教导说，国家信仰和他之前时代的家庭信仰一样，家庭里的妻子和丈夫受婚姻圣礼，即所谓的周公之礼、周公礼法的约束，以维持他们的婚姻契约的绝对权威并且无条件地服从它。因此，每个国家的人民和君主，包括中国人民和他们的皇帝，在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的新约下，都要遵守国家信仰建立的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或者荣誉法典，这就是名分大义——这个新圣礼保证效忠他们之间的这个契约，把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并需要绝对遵守的东西。
简单来说，孔子时代之前制定的周公礼法是婚姻的圣礼，而孔子制定的名分大义的新圣礼是效忠契约的圣礼。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通过这种方法，孔子给了君子律法一个崭新的、更广泛的、更有包容力的应用，给了所谓的他之前时代的家庭信仰一个转变为国家信仰的新约。
也就是说，孔子的国家信仰把效忠契约变成圣礼，就像前孔子时代的中国的家庭信仰把婚姻契约变成圣礼。那么名分大义——这种效忠契约的圣礼——中国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建立的荣誉法典，使中国人有绝对忠实于他们皇帝的义务，这和前孔子时期家庭信仰建立的婚姻圣礼让妻子有绝对忠实于她们丈夫的义务是一个道理。
所以，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里的这种效忠契约的圣礼，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忠诚的圣礼或者忠诚的信仰。我曾经说过，孔子也曾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君权神授这一思想。但我想孔子教导的忠诚的神圣职责比所谓的他的君权神授的思想是更有意义的。
孔子在中国教导的对皇帝的神圣或者绝对的效忠责任产生的约束力来自君子律法——人的荣誉感，妻子效忠于她们丈夫的荣誉感，而欧洲的君权神授理论的约束力是来自超自然存在的，即上帝或者别的神秘的哲学。
事实上，孔子教导的中国人民对皇帝的忠实的绝对责任，其约束力来自类似商人守信履行合同、赌徒遵守规则偿还赌债同样朴素的荣誉感。
如果说家庭信仰是中国的旧约宗教，如同有国家的教堂信仰，它通过制定婚姻的圣礼和神圣不可侵犯建立了家庭,那么我认为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是通过制定效忠契约的新圣礼的方式建立国家的。
假如你觉得第一个制定圣礼和建立婚姻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为人类文明的产生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么我认为你就一定会赞同孔子通过制定新圣礼和建立忠诚契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所做的是一种伟大的工作。
家庭的稳定和持久通过婚姻圣礼的制定得以保证，人类如果没有婚姻圣礼，就会走向灭绝。而国家的稳定和持久是通过忠诚契约的圣礼得以保证的，没有它，每个人都会返回到野蛮或者动物状态，人类社会和文明一样会毁灭。
所以我想说，孔子为中国人做的最伟大的事情是他给了他们真正的国家观念，—个国家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基础，而且孔子把这一观念转变成了一种信仰——国家信仰。
孔子在一本书里讲述了这种国家信仰，我告诉过你们，这是他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写的一本书，他把它命名为《春秋》。在这本书里，孔子首先制定了忠诚契约的新圣礼，叫做名分大义，或者荣誉的法典。这个圣礼因此通常被称为春秋名分大义，或者春秋大义。
在这本书里，孔子教导的忠诚的神圣责任包括神圣契约和神圣的社会和约，它是中华民族的大宪章。孔子通过它给予所有中国人和民族完全效忠皇帝的义务。在中国，能够称之为国家和政府或者中国文明的唯一真正的宪法的，就是这个契约或者圣礼，就是这个荣誉法典。孔子在这本书里指出后人会明白他，会明白他为世界做了什么。
恐怕大家已经厌倦了，因为我谈了这么多来说明我想说明的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开始言归正传。我记得我曾经说过为什么人类大众通常有一种欧洲意义上的宗教需要感，原因就在于宗教给了他们一个庇护，通过信仰强大的叫做上帝的存在，这个庇护给了他们生存的永恒感。
而我说过，孔子教导的被称为儒教的哲学和道德体系能替代宗教， 甚至可以达到让所有人类大众不需要宗教的目的。所以，我说过，在儒教里面一定有某种东西能给人安全感和永恒感，现在我想这个东西已经被我们找到了，它就是孔子留给中华民族的国家信仰，一种对皇帝效忠的神圣责任。
大家都应该知道，在中国民众的心里，中华帝国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应该有绝对效忠皇帝的神圣责任，这给了皇帝一种绝对的、至高的、超越的、全能的权力。同时，就像别的国家里对上帝、对宗教的信仰所能给予人类大众的安全感一样，对皇帝权力的绝对的、至高的、超越的、全能的信任，又给了中国民众一种安全感，也保证了中国民众心灵中国家的绝对稳定和持久。
国家的这种绝对稳定，使得社会的无限延续和持久有了保证，社会这种无限延续和持久最终使得种族的不朽有了保证。所以，正如其他国家的宗教给人类大众带来来生的永恒感一样，种族不朽的信念、来自忠诚的神圣责任产生的皇帝万能权力的信念，也给了中国人一种永恒的安全感。
儒教里的祖先崇拜仪式保证了家庭的种族不朽，这和孔子教导的忠诚的绝对神圣责任保证了国家的种族不朽是一个道理。其实，我认为中国的祖先崇拜仪式是建立在种族不朽的信念上，而不是建立在来生的信念上。中国人在死了以后，最大的安慰是，相信他的孩子、孙子、曾孙，以及所有他的亲人，都会记得他、想起他、爱他，直到永远，而不是相信会有来生。通过这种方式，这些人把死当作一个漫长的旅行，就算希望破灭，也会有可能再次相会。
就像别的国家的宗教对来生的信念所给予人类大众的一样，通过祖先崇拜仪式和忠诚的神圣责任，儒教在中国人活着的时候给了他们生存的永恒感，在他们死时给了他们同样的安慰感。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国人把祖先崇拜仪式看成和对皇帝的忠诚的神圣责任同样重要。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孔子教导的、我称之为国家信仰的整个体系，其实只有对皇帝的忠诚和对父母的孝顺这两个东西，简单地来说就是忠和孝。具体地说，忠和孝有三个条款，即中国古代称之为的三纲，儒教或者中国国家信仰的三个主要责任，按照重要程度分别是：第一，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第二，孝顺和祖先崇拜；第三，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和妻子对丈夫的绝对顺从。
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条款中最后两条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所谓的家庭信仰，或者前孔子时代中国的旧约信仰，而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的第一个条款——是孔子首先教导的。正是由于他的贡献，才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国家信仰或者新约信仰。
儒教里的第一条款，即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取代了所有宗教里面的忠实的第一条款——对上帝的信仰。由于儒教里存在宗教信仰中的上帝的替代物，正如我说明的那样，儒教可以替代宗教，所以中国如此众多的人口，都不需要宗教。
现在大家也许要问，没有了宗教教导的对上帝的信念，怎么能让人类大众跟随和遵守孔子教导的道德准则，对皇帝负有效忠的绝对责任呢？正如你能够根据信仰上帝给予的权威、宗教给予的让人们遵循和服从的道德准则一样吗？
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首先想指出你们的这个观点的一大错误，人们确信神的威信给予的约束力让人遵守道德行为的准则。
我曾经说过，教会是欧洲婚礼的圣礼和不可侵犯的约束力的来源， 而约束力的威信——教会说来自上帝。但我说过这个仅仅是表面形式的约束力。婚姻的不可侵犯的真正内在约束力是荣誉感，是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君子律法。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义务的真正威信是人的道德感—— 君子律法。所以，对上帝的信念并不意味着让人一定遵守道德行为。
因为这个事实，让上世纪的伏尔泰和汤姆·佩恩、今日的海勒姆·马克西姆，这些怀疑论者和理性主义者说：“对上帝的信仰其实就是由宗教建立者发明、牧师们维持的一种欺骗或欺诈。”我认为这是个低俗荒诞的污蔑。
所有有伟大思想的伟人，始终都相信上帝。孔子虽然很少提起上帝，但他也信上帝。拿破仑，这等有如此伟大的实践理智的人也信上帝。正如赞美诗作者所说：“只有傻瓜——粗野的、肤浅理性的人才会真心说‘没有上帝’。”但是具有伟大思想的人对上帝的信仰是与人类大众对上帝的信仰有着很大区别的。
具有伟大思想的人对上帝的信仰类似斯宾诺莎——是对宇宙的神圣秩序的信仰。孔子说，“五十知天命”，换句话就是指宇宙的神圣秩序。对于这种宇宙的神圣秩序，具有伟大思想的人是有不同的称呼的。德国人费希特把它称为宇宙的神圣理念，中国的哲学语言称它为“道”。但是，我们先不管具有伟大思想的人如何称呼宇宙的神圣秩序，正是在宇宙的神圣秩序的知识的影响下，使得具有伟大思想的人看到遵守构成宇宙神圣秩序部分的道德行为准则、或者道德律的绝对必要性。
所以，虽然对上帝的信仰并不一定会使人服从道德行为的法则，但我们可以通过对上帝的信仰，让人看到服从这些法则的绝对必要性。所有具有伟大思想的人正是通过这种关于服从道德行为的绝对必要性的知识的理解，而遵循和服从那些法则的。
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可是在那个时候，人类大众还没有形成这种伟大的思想，无法理解这种使得具有伟大思想的人通向宇宙的神圣秩序的知识的推理，因此对遵守道德律的绝对必要性这一说法也不能理解。
其实还是马修·阿诺德说得好：“道德律，首先被当作理念，然后作为律法被严格遵守，并且只能是圣人所为。人类大众没有足够的思想力量去理解作为理念的道德律，也没有足够的人格力量把它们当作律法来遵守。”因为有了这一正确的说法，从而使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赫伯特·斯宾基讲述的哲学和道德仅仅对学者有价值。
宗教的价值在于可以使得那些没有理性力量和人格力量的人类大众，严格遵循和服从道德行为的准则。但是宗教如何并通过什么方法使得人们做到这一点呢？大家试想一下，宗教是通过教导人们信仰上帝，使得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就像我在前面说明的那样，这本身就是一大错误。让人真正服从道德律或者道德行为的准则的唯一权威是道德感，它是存在于君子律法之中的。
孔子说：“人之外没有道德律。”甚至基督救世主在教导他的宗教时也说：“天国在你心中。”因此我认为，宗教通过教导人们信仰上帝，让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观念是一个错误。
在对丹尼尔书的评论里，马丁·路德这样赞美道：“上帝就在人心所信赖、忠实、希望和爱所在的地方。信仰得对，上帝也对；信仰得错，上帝也是错觉。”
因此，宗教教导的这种对上帝的信仰只是一种信仰，或者是我所谓的一个庇护。但路德接着说：“这信念，也就是对上帝的信仰，—定是真实的，否则信念、信仰，就是错觉。或者说，对上帝的信仰必定是对上帝的真实认识，是对宇宙神圣秩序的真实认识，而我们知道，这只有具有伟大思想的人才能达到，而人类大众不能达到。”
因此，人们想象是宗教教导的对上帝的信念，让人类大众遵循和服从道德行为准则是个错觉。正确的应该是把人们对上帝的这种信念—— 宗教所教导的对宇宙的神圣秩序的信念，称为一个信仰或者说是我所谓的庇护。
因为我前面说过上帝的信念给了人类大众一种生存的安全感和永恒感，所以我所谓的这个庇护——宗教所教导的对上帝的信念，虽然是错觉、是幻象，但却能帮助人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
歌德说：“虔诚，比如宗教所教导的对上帝的信念，不是目的而只是一个手段，通过它给予的心灵和情绪的完美平静，获得了修养和人的完美的最高状态。”这也就是说，宗教教导的对上帝的信念通过给人生存的安全感和永恒感，首先是让他们平静，给予他们必需的心灵和情绪的平静，其次是感受他们的君子律法或者道德感。在这里我想重申，这正是让人真正服从道德行为准则或者道德律的唯一权威。
但是，如果宗教教导的对上帝的信仰仅仅停留在有助于让人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阶段，那么宗教让人类大众遵守道德行为准则主要依靠什么呢？当然是启示。
马修·阿诺德说得更确切：“无论什么信条下的高贵灵魂，异教徒恩培多克勒和基督徒保罗，都坚持启示这种让道德行为完美的强烈情感的必要性。”这样我就想问，在让人类大众遵守道德行为准则或者道德律的过程中，宗教主要依靠的这种启示或者被称为至高美德的强烈情感是什么？
我曾经和大家说过，我们可以用君子律法来概括孔子教导的整个体系，而且我认为在欧洲语言里道德律是最接近的词。君子律法被孔子称为秘密，孔子说：“君子之道，费而隐。”然而孔子也说：“普通男女大众的简单智力也能知道这个秘密的一些东西。普通男女大众的卑贱天性也能履行君子律法。”正因为如此，了解孔子的君子律法的这种秘密的歌德，称它为“公开的秘密”。
这个秘密在哪里以及如何被人类发现的呢？大家应该记得，孔子说过，我告诉过你们，对君子律法的认识开始于对婚姻中男女的真正夫妻关系的认识。因此歌德所说的“公开的秘密”即孔子的君子律法，首先是通过男人和女人来发现的。那么，男人和女人又是如何发现孔子的君子律法这个秘密的呢？
前面已经说过，道德律是孔子的君子律法在欧洲语言中最接近的词。那么孔子的君子律法和道德律的不同究竟在哪里呢？我指的是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有别于宗教导师教导的信仰或道德律法。
为了把孔子的君子律法与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法区分开来， 让我们首先来分辨出宗教与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法。
孔子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因此，按照孔子的这一说法，宗教是净化的、有序的道德律，是道德律的更深入、更高尚的标准，这就是宗教区别于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的根本所在。
哲学家的道德律告诉我们，必须遵守我们人的律法，也就是理。所谓理，正如大家所理解的那样，意味着理性力量，思想和理性的缓慢过程，它让我们区分和认识到事物的外在形式和可定义的属性和品质。所以，作为我们的理性力量的“理”，只能让我们看到道德关系里可定义的属性和品质。习俗、道德，也可以称为外在的礼貌和死板的形式，或者说，对错或正义的形式。
理，单指我们的理性，不能让我们看到对错或正义那不明确的、活生生的绝对本质，也可以说，正义的生命或者灵魂。鉴于这个原因，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在道德律中，道德学家告诉我们必须遵守我们人的律法，即我们的良心，也就是我们的心。然而，就像希伯莱圣经里的智者说的那样，人心里有许多机巧。所以，当我们把良心即我们的心当作我们人的律法来遵守时，我们就可能倾向于去遵守，而不可能是我所谓的正义的灵魂的声音，一个人心里的许多机巧才是正义的不明确的绝对本质。
换句话来说，宗教通过遵守我们人的律法的方式，告诉我们必须遵守我们人的正确律法，即圣保罗所谓的精神的心灵律法，也就是孔子定义的君子律法，而绝对不是圣保罗所谓的肉体的心灵律法。对于圣保罗所谓的肉体的心灵律法，著名的信徒奥古斯特·孔德与利特尔先生有一个比较贴切的说话——自我保存和繁殖的律法。
简单来说，宗教告诉我们去遵守的基督所谓的我们内心的天国就是我们人的这种真正律法。因此，就像孔子说过的那样，有着比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更高、更深标准的宗教是提炼过的、精神化的、有序的道德律。所以，基督说：“除非你的公正（或者道德）超越了犹太法学家和法利赛教徒（也就是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公正（或者道德）， 否则你不可能进入天国。”
当然，孔子的君子律法也和宗教一样，是提炼过的、有序的道德律，而且它比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有更深、更高的道德律标准。通过道德律，哲学家和道德学家告诉我们，必须遵守我们人的道德律——哲学家称之为理，道德学家称之为良心的道德律。但是，孔子的君子律法和宗教一样告诉我们，必须遵守真正的我们人的律法——爱默生所谓的世界上“最率直、最单纯的心灵”的人的律法，而不是街上一般人或者粗俗肮脏者的律法。
事实上，要了解君子的人的律法是怎么一回事？首先要求我们本身是君子，用爱默生的话说，是在他自身中发展出来的君子的率直和单纯的心灵。所以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但是，孔子说过，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是君子律法呢？只要我们学习并尝试获得君子的细腻感情或品位就行。品位在孔子的教义里的汉语是“礼”，曾经被翻译成礼节、礼数和礼貌的这个词，其实就是品位的意思。当用于道德行为时，在欧洲语言里，品位——君子的细腻情感就是荣誉感的意思。
其实，孔子的君子律法不是别的，就是荣誉感。这种被孔子称为君子律法的荣誉感，不是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那种生硬的、死板的道德律、对错的形式或者公式的知识的道德律，而是类似于基督教圣经里的正义，一种对错或者正义的不明确的绝对本质的感知，即正义的生命或灵魂，也称为荣誉的感知。
现在请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认识到夫妻关系的男人和女人， 是怎么认识到那个秘密——歌德的秘密——孔子的君子律法的呢？因为男人和女人有君子的细腻感情、好品位，所以他们发现了这个秘密，这个秘密应用于道德行为上就是荣誉感，这使得他们看到了对错或者正义的不明确的绝对本质，即正义的生命或灵魂，也就是荣誉。
那么是什么给予了、激发了男人和女人的这种细腻情感、好品位或者荣誉感，且使他们看到正义的生命或灵魂的呢？朱贝特曾经用一句美文对它进行了阐述，他说：“人不能真正公正对待他的邻居，除非他爱他。”
因此，让男人和女人看到朱贝特所说的真正的、公正的、正义的生命或灵魂，让他们发现这个歌德所说的“公开的秘密”、孔子的君子律法的灵感就是爱——男女之间的爱，这就产生了君子律法。因为拥有这个秘密，人类不但建立了社会和文明，而且建立了可以发现上帝的宗教。
你现在应该会理解歌德借浮士德（歌德著名诗剧《浮士德》中的主人公）之口的开头的忠实自白了吧，他说：
上面不是天堂的屋顶么？ 下面不是坚实的大地么？
现在我想和大家说，真正让人遵守道德行为的准则的是宗教诉诸的君子律法——我们内心的天国，而不是宗教教导的对上帝的信仰。所以真正的宗教生命是君子律法，而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宗教所教导的道德行为准则，只不过是宗教的一种形式。
但如果让宗教的生命是君子律法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宗教的灵魂和启示之源就是爱。真正意义上的爱不单是指男女之爱这种人类最先了解的爱，还包括所有真实的人类感情，如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以及对生命的所有情感，如善良、同情、怜悯、仁慈。
其实，中国汉字“仁”囊括了所有真实的人类情感，在欧洲语言中最接近的词语，用基督教的老话来说就是神性。因为这是人的最类似于神的品质，用现代通俗语言来表达就是——爱，人性的爱。
简而言之，宗教的灵魂和启示之源就是这个中国汉字“仁”，你可以称呼它为任何名字的“爱”，但它最先是作为男女之爱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之后不久它就是宗教的启示，宗教的至高美德。我前面说过， 依靠这个“爱”，宗教使得人类大众能够遵守宇宙的神圣秩序中的部分道德行为准则或者道德律。孔子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现在，我们在宗教里发现了启示、活的情感。而宗教里的这种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不只在宗教（我指的是教会宗教）里可以被发现，每一个曾经感到一种使他超越自我利益的思考或恐惧的冲动的人，都可以感觉得到这种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事实上，宗教里的这种启示或者活的情感在人的任何责任和荣誉感所驱动的行为里都能找到，而不是基于自我利益或者恐惧的动机里。
我想说，宗教里的这种启示或者活的情感并不仅仅存在于信仰里。
宗教的价值在于所有伟大信仰的创立者身后留下的关于道德行为准则的话里，而所有的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准则里没有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就像马修·阿诺德所说的那样，它照亮了准则并让人们容易去遵守。而宗教的道德行为准则里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不只在信仰里能够找到。
在许多的文学伟人，特别是诗人的文章里也充满了信仰里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就像我曾经引用过的歌德的话，也有这种启示或者活的情感。悲哀的是，文学伟人的话不能传达到人类大众，因为所有的文学伟人使用的都是人类大众所不能理解的、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建立者大都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就是所谓的他们的最大优势。所以，他们通过没有经过教育的朴素语言，使得人类大众理解他们。
因此，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可以向人类大众传播它所包含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要理解启示或者活的情感是怎样进入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的，那我们先来探讨宗教是如何进入世界的。大家都清楚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的创立者，都具有强烈非凡的情感天性。正如我和大家说过的一样，这种异常非凡的情感天性让他们感受到了强烈的爱的情感或人类感情，这也就是宗教的启示之源、宗教的灵魂。他们在这种强烈的情感或爱的情感或人类情爱中，看到了我所说的对错的或者正义的、不明确的、绝对的本质，即他们所说的公正的、正义的灵魂。
他们通过对这种正义的、绝对本质的生动理解，看到了对错的律法或者道德律的统一。因为他们具有非常强烈的情感天性和强大的想象力，这就无意中把道德律一致人格化为一种全能的超自然存在。这种他们想象中人格化的道德律统一的超自然的全能的存在，被称之为上帝， 他们相信，那里是他们感受到强烈的爱或者人类感情的情感或者激情的源泉。
于是，这些启示或情感就进入了宗教，照亮了宗教的道德行为准则，提供了一种情感和动力，即人类能够沿着笔直的、狭窄的道德行为之路前进。
可是大家要知道，宗教的价值并不只是指它的道德行为准则里面有启示或者活的情感，来照亮这些准则，以便人们遵守。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唤醒、鼓励和点亮人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 以便让他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组织。当然，这里说的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里的组织就是教会。
一般大家都会以为，建造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教导人们信仰上帝。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错误的。现代基督教会的这个大错误让像已故的弗鲁德先生（1818—1894，英国历史学家和作家）那样诚实的人也对现代基督教会感到恶心。弗鲁德先生说：“在英格兰，我听了上百个布道，关于忠实的秘密、关于神职人员的神圣使命、关于罗马教皇的继承等等，实话说没有一个我能够回想起来诚实、朴素的戒律，‘不可撒谎’、‘不可偷窃’。”
虽然我很敬重弗鲁德先生，但我认为他在说起教会、基督教会应该教导道德时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建立教会无非就是为了让人有道德， 让人遵守诸如“不可撒谎”、“不可偷窃”的道德行为准则，但是世界上伟大宗教的教会功能是教导信仰，而不是教导道德。我曾经和大家说过的，这种信仰是一种让人们遵守准则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而不是呆板方正的教条，诸如“不可撒谎”、“不可偷窃”。
换句话说，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的教会是一个组织，我在前面曾经说到“唤醒并点亮人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让他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这一说法。那么教堂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唤醒并点亮人的启示的呢？
众所周知，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的建立者给了他们教导的道德行为准则以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仅仅是他们的贡献之一，更为重要的是激励他们的直系门徒以无限的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来对待他们自身。
他们的直系门徒为了保持对他们导师的无限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在他们的伟大导师死后，就会建立一个教会。这一点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的教会就是这样起源的。
通过保持、激励、鼓励这种对门徒最先体验到的宗教的导师和创立者的人格和个性的无限赞美、爱和狂热情感的方式，教会唤醒并点亮了人所必需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让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人们把它正确地称为是对上帝的信仰，同时也是对宗教的一种信仰、一种信任。
那么是对谁的信任呢？当然是对他们宗教的宗师和建立者的信任， 包括对伊斯兰教里的先知、基督教里的基督的信任。一个称职的伊斯兰教徒之所以信神并且遵守道德行为准则，是因为他信任默罕默德这个先知；一个称职的基督徒之所以信上帝并且遵守道德行为准则，是因为他爱耶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所说的对宗教的宗师和建立者的无限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对默罕默德的信仰、对耶稣的爱，被教会用来保持、激励、鼓励人，它是启示之源，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的真正力量，通过它可以让人类大众遵守道德行为准则。
在谈到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纯粹最基督式的人物时，孟子说：“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见《孟子》卷十，意思是“人们听说了伯夷和叔齐的精神，放荡的恶棍不再自私，懦弱的人有了勇气。”）说到这里，让我来回答之前你们问我的问题吧！你们曾问，没有了宗教教导的对上帝的信念，怎么能让人类大众跟随和遵守孔子教导的道德准则，对皇帝负有效忠的绝对责任呢？
我向大家阐述的对上帝的信仰使人真正地服从道德法则或道德行为法则，不是别的，真正的原因是一个叫做教会的组织唤醒并点亮了人心中的启示或活的情感，使得人服从道德行为法则。为了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来告诉大家，儒教就是孔子的教义体系，中国的国家信仰是通过相当于别的国家的教会宗教里的教会这样的组织的手段，让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在中国儒教中，学校就是这种国家信仰里的组织。学校是孔子的国家信仰里的教会。就像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宗教信仰的“教” 这个字在汉语里也是教育的“教”。
事实上，由于中国的教会就是学校，所以信仰在中国就意味着教育、修养。和教会宗教的目的和目标一样，中国学校的目的和目标是教人理解弗鲁德先生所谓的基本戒律——“不要撒谎”、“不要偷窃”， 而不是像今日现代欧洲和美国那样教人谋生。
事实上，教导人做个好人。“不论我们是否言行有素”，约翰生说，“不论我们是否想有用或者让人愉快，最基本的是要有对和错的虔诚的道德认识，然后了解人类历史，以及那些体现了真理，被事实证明的合理观点。”
大家可以看到，通过唤醒和点亮人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宗教的教会能让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而它主要是通过激励和唤起人们对宗教的宗师和建立者的无限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来唤醒和点亮人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
中国的孔子的国家信仰里的“教会组织”——学校与别的国家的教会宗教里的教会是有区别的。通过唤醒和点亮人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 学校确实能让人遵守道德行为的准则，就如同教会宗教里的教会一样。但中国的学校用来唤醒和点亮人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的方法与别的国家的教会宗教里的教会所采用的方法是不相同的。中国的孔子的国家信仰里的教会组织——学校，不是通过激励和点亮对孔子的无限敬仰、爱和狂热的情感来唤醒和点亮启示或者活的情感。
孔子在他的一生中，的确在他的直系门徒里面激发了一种无限敬仰、爱和狂热的情感，而且在他死后，在研究并理解他的所有伟人中间同样激发了一种无限敬仰、爱和狂热的情感。但是大家应该清楚，孔子在他活着的时候以及在他死后，都没有激发普通大众的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这一点和世界上别的伟大宗教的创立者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普通大众赞美崇拜孔子，远不及伊斯兰国家的普通大众赞美崇拜默罕默德，或者欧洲国家的普通大众赞美崇拜耶稣基督那样。按照这种说法，孔子就不属于宗教建立者那一类人。
为了成为欧洲词义上的宗教建立者，一个人必须有特别甚至异常强烈的情感天性。让我们来看看，事实上，孔子是具有希伯莱人民同样强烈的情感天性的商王室的族裔后代，这个朝代在孔子生活的朝代之前统治了中国。
但是孔子自己生活在周王室的王朝里，这个周王室是具有类似希腊人的良好理智天性的种族，周公就属于这个种族。我前面说过，他是前孔子信仰的建立者，或者说是中国的旧约信仰时期的真正代表。
所以，如果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的话，孔子出身于具有强烈的情感天性的希伯莱人，同时接受了最好的理智教育，具有希腊文明所能给予的最好的理智修养。
事实上，就像欧洲的歌德，有一天欧洲人会认识到伟大的歌德所具有的最完美的人性，他是欧洲文明产生的真正的欧洲人。总有一天，中国人会认识到孔子具有最完美的人性，他是中国文明产生的真正的中国人。
我要说，和伟大的歌德一样，孔子不属于宗教建立者之类的人是由于他受过教育、有教养。其实，在孔子活着的时候，除了他最亲密的人和最直系的门徒之外，并没有被人们所了解。
我想说，作为孔子国家信仰的教会组织，中国学校不是通过激起和唤醒对孔子的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来唤醒和点亮启示或者活的情感来让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那么中国的学校让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是如何唤醒和点亮启示或者活的情感的呢？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学校——中国国家信仰的教会组织，唤醒并点亮人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是通过教他们诗歌来完成的，进而达到让他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目的。其实，如我说过的那样，所有真正的文学伟人的著作，都具有宗教的所有道德行为准则中具有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马修·阿诺德在谈到荷马和他的诗歌的高贵品质时说：“荷马诗歌以及少数文学伟人的作品的高贵品质，能够净化蒙昧的人，能够改造他”。
事实上，如果有任何美德、任何赞誉的话，学校都会让人思考这些事情：无论什么都是真实的、无论什么都是正直的、无论什么都是纯洁的、无论什么都是可爱的、无论什么都是有好名声的。通过使人们对它们的思考，唤醒和点亮他们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从而让他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
大家会记得我告诉过你们，因为文学伟人使用的是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这不能为人类大众所理解，所以他们的真正著作，比如荷马诗歌，不能传达于大众。既然是这样，那么孔子教导的儒教体系——中国的国家信仰，是如何唤醒和点亮中国的普通大众的启示或活的情感，让他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呢？我曾经说过，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教会宗教的教会来说，中国的孔子的国家信仰里的教会组织是学校。但这一说法并不完全正确。
在中国的孔子的国家信仰里，家庭才是真正的与别的国家的教会宗教里的教会相应的真正组织。对于真正的教会而言，学校不过是它的一个附属物。每一个房屋有祖先牌位和祖先拜堂，每一个村镇有祖先庙堂的家庭才是中国的孔子的国家信仰的真正所在。
我曾经说过，启示之源，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让人类大众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真正动力是教会激励并唤起人们对宗教的宗师和创立者的无限的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那么，在中国的国家信仰里面，“对父母的爱”是让中国的普通大众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启示之源、真正的动力所在。
基督教的教会说：“爱耶稣。”中国孔子的国家信仰的教会，也就是每个家庭的祖先排位说：“爱你的父母”。圣保罗说：“让每一个人都唤耶稣的名，远离不公正。”而写于汉朝的《孝经》一书的作者，类似于耶稣的中国人说：“让爱父母的人远离不公正。”
简单来说，中国的儒教的本质、动力、真正的启示之源是“对父母的爱”的孝顺，以及祖先崇拜仪式，正如基督教教会宗教的本质、动力、真正的启示之源是对耶稣的爱一样。
孔子说：“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孔子还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属矣。”这就是中国的国家信仰——儒教，唤醒并点亮人们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从而使得他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方法。正如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里面最高、最重要的道德行为准则就是畏惧上帝一样，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是所有这些法则中最高、最重要的一条。
换句话来说，基督教说：“畏惧上帝，服从他。”而孔子的国家信仰——儒教说：“尊敬皇帝，效忠他。”基督教说：“如果你畏惧上帝并服从他，首先要爱耶稣。”而儒教说：“如果你想尊敬皇帝并效忠他，首先要爱你的父母。”
现在我已经给大家揭示了，中国文明自孔子时代以来，这两千五百年没有心灵和头脑冲突的原因。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发生呢？其原因是中国人，中国的普通大众，没有我所说的欧洲词义上的宗教需要感。而中国人没有宗教需要感，是因为中国人在儒教里找到了某种东西可以取代宗教。这种东西就是我已经向大家说过的，孔子在他给中华民族的国家信仰里教导的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的原则——名分大义的荣誉法典。我说过，孔子给了人们国家信仰，教导他们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是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
我觉得，因为孔子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中国人的精神，非常相关，探讨孔子以及他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事情是必须的。因此我想告诉大家，你们也会从我所说的话里理解到，中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有意地忘记并放弃了他曾经效忠的荣誉法典——名分大义，即对皇帝或者元首效忠的绝对神圣责任。这样的中国人已经没有了中国人的精神，失去了他的民族和种族的精神。因此，这样的人也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最后，让我简单地总结一下我们讨论的题目——关于中国人的精神或者真正的中国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真正的中国人，是具有成人的理智同时具有孩子的单纯心灵的人，灵魂和理性的恰当结合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现在，如果你在第一流的艺术文学作品里考察中国人的心灵，你会发现，正是灵魂和理性的恰当结合，让这些作品赏心悦目。马修·阿诺德对荷马诗歌的评论也适合于中国所有第一流的文学——“具有深刻触动人性本心的力量，这是伏尔泰不能企及的弱点，也具有伏尔泰那令人惊异的朴素性和理性。”
马修·阿诺德称这位最好的希腊诗人为富有想象力的、理性的祭司。正如在最好的标本，也就是在他们的艺术和文学的作品里面看到的那样，中国人的精神正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富有想象力的理性。马修·阿诺德说：“后来的异教徒的诗歌依靠感觉和理智生活，中世纪基督徒的诗歌靠心灵和想象生活。而现代精神生活，当今的现代欧洲精神的主要因素，既不是感觉和理智，也不是心灵和想象，而是富有想象力的理智。”
如果马修·阿诺德所说的今日欧洲人民的现代精神因素是富有想象力的理性是真的，那么你就会发现中国人精神对欧洲人有多么巨大的价值。这种精神就是马修·阿诺德所谓的富有想象力的理性。我觉得，它非常有价值、非常重要，值得研究、理解、热爱，而不能忽视、轻视或试图毁灭它。
在我最后作结论前，我想给大家一个警告。我所谓的中国人的精神，不是科学、哲学、神学，或者什么主义，比如勃拉瓦茨基夫人（1831—1891，俄国人，1875年l1月17日在纽约创立了接神论协会）或者贝赞特夫人（1847—1933，英国接神论者。1907年当选为接神论协会主席）的神学或者主义。中国人精神甚至不是心理活动，它是一种大脑和心灵的活跃运转。
我想说，中国人精神是心灵的状态、灵魂的性情。大家不能像学速记或者世界语一样学习它。简而言之，中国人精神是一种心态，或者用诗人的话更为贴切——一种宁静祥和的心态。
最后，请允许我为大家朗诵胜过我本人说过的或能说的任何言辞， 非常中国化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几行诗，诗中描述了中国人精神中宁静祥和的心态。这几行英国诗向大家呈现的中国式人性里灵魂和理性的完美结合，是我力所不及的，以及赋予真正的中国人无以言表的文雅的宁静祥和，华兹华斯在《丁登修道院》这首诗里说：
同样，凭借它们
我还在更高尚的方面
得到别的馈赠：祥和的心态让神秘的重负，
让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给予的沉重恼人的负担，
得到缓解：——在宁静祥和的心态下柔情引导我们前行，——
直到我们的肉体的呼吸甚至血液的流动
都停下了，我们的身体已经熟睡，成了活的灵魂：
我们的眼睛在和谐的力量下变得宁静， 在快乐的力量下变得深邃，
我们看清了万物的生命。
在宁静祥和的心态下，中国人看清了万物的生命是充满想象力的理性，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