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是否准许一个男人和他亡妻的妹妹结婚的案件时，马修·阿诺德说：“仔细考虑这件麻烦事，谁会相信，当女性天性、女性观念以及我们和她们的关系出了问题时，优雅敏悟的印欧种族，发明了缪斯女神、骑士精神、圣母玛丽娅的印欧种族，却发现这个问题的定论出自拥有七百个妻和三百个妾的贤明国王统治下的闪族人。”
在这里，我想从上面的这些话里引出的词是“女性观念”。那么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中国人的女性观念？什么是中国人的女性天性的观念以及她们与那种观念的关系？
在阐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虽然我敬重马修·阿诺德、尊重印欧种族，但是马修·阿诺德用他们最贤明的国王有大批妻妾这个事实所描绘的那般恐怖，来形容闪族和古希伯莱人的女性观念是言过其实的。因为古希伯莱人的女性观念，就像我们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找到的那样：
谁能找到贞洁的女人？她的价值远胜红宝石。她的丈夫安心地信赖她。天没亮她就起床了，给家人准备食物，给姊妹准备嫁妆。她扶着纺锤握着卷线杆。下雪了她不会担心家人，因为她的家人穿着大衣。她言谈明智，语调亲切。她照看家人，她不吃闲饭。她的孩子成长并祝福她，她的丈夫祝福并赞美她。
我认为，闪族人的女性观念，不能算恐怖，不能算糟糕。当然它不像印欧种族的女性观念，像圣母玛丽娅或者缪斯女神那么脱俗。但是， 我必须承认，在房间里作为画像挂起来，圣母玛丽娅和缪斯是再适合不过的，但如果你把扫帚放在缪斯手里或者让玛丽娅进厨房，我敢肯定你的房间会一团糟，早上起来你多半也会没有早餐吃。
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假如希伯莱人的女性观念无法和圣母玛丽娅或者缪斯相比，那么我认为，它能很好地和现代欧洲的女性观念以及今日欧洲和美国的印欧人种的女性观念相比。
我们暂且不讨论英格兰的妇女参政论者。我们把古希伯莱人的女性观念和现代小说里的女主角的女性观念做个比较，例如小仲马的《茶花女》。顺便说一点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东西，在目前赶时髦的中国，在所有翻译成中文的欧洲文学作品中，小仲马的这部将污秽堕落的女人看作超级女性理想的小说，尤为畅销，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本法国小说的中文译名为《茶花女》，有的地方都已把它改编成了戏剧，在中国大江南北的剧院舞台都比较叫座。
现在，如果你将闪族的古代女性观念——一心只要丈夫穿得体面， 自己却不怕雪冻的女性，同今日欧洲印欧种族的女性观念——那个没有丈夫、所以不用关心丈夫，只要将自己打扮得华贵体面，且胸前永远放一朵茶花，最后却奢靡而终的茶花女相比，你就会懂得真实的文明究竟是什么，什么是虚伪的和华而不实的文明。
当你将手拿纺锤、指握纱杠、操持家务、不吃闲饭的古希伯莱女性与指按琴键、手把鲜花、身穿黄色紧身衣、头戴金银首饰、在儒学联合会大厅的混杂人群之前搔首卖唱的现代妇女相比，你只会发现现代中国的女性观念，与真正的文明是相悖而行的。
现在请大家注意我们的问题：中国的女性观念到底是什么？我认为，中国的女性观念与古希伯莱的女性观念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它们之间又有一个重要区别。它们的相同点在于：这两种女性观念既不是挂在房间墙壁上的一幅画，也不是男人用整个生命去爱抚和崇拜的对象。中国女性就是一个手拿扫帚打扫房屋的妇人。
事实上，在中国文字中，表示妻子的汉字“婦”，本来就是由一个“女”和一个“帚”两个部分构成的，其意思就是一个妇女和一把扫
帚。在正统的中国人那里，妻子就意味着一个固定房子的主妇——厨房的主妇。
确实，—个真正的、而非华而不实的文明人的女性观念，比如古希伯莱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基本上与中国人的女性观念是相同的。主妇、管理家务的妇女一直是真正的女性观念。
在这里，我想讲得更为详细些，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中国的女性观念可以归纳为“三从四德”。什么是“四德”呢？它们分别是：第一是妇德；第二是妇言；第三是妇容；第四是妇功。
妇德是指谦恭、欣悦、贞洁、坚贞、整洁、不可指责的行为和完美的举止，而不是指具有非凡的才能智能；妇言是指言辞谨慎，从不说粗鄙或强暴的言辞，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而不是指雄辩或诱人的谈吐；妇容是指个人在穿衣打扮上清洁而无可指责，而不是指面容的美丽或漂亮；妇功是指勤于纺工，而不浪费时间在嬉笑上，尤其当家里有客人的时候，要在厨房里准备好干净卫生的食物，而不是指什么特殊的技能或能力。
这就是一个中国妇女行为的四个基本要点，记载于汉朝伟大的史学家班固之妹曹大家所著的《女诫》一书中。
那么，中国女性观念中的“三从”是什么呢？实际上，它们指的是三种自我牺牲或“为别人而活”。换句话来说，当一个妇女未嫁时，她为其父而活；嫁了之后，则为其夫而活；成了寡妇之后，则为其子而活。
实际上，一个中国妇女的主要生活目的，不是为自己而活、为社会而活，也不是为成为一个改革者或者女性情感联合会的主席而活，更不是作为一个圣徒而活，她不需要为这个世界作出贡献。简言之，中国妇女的主要生活目标就是做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和好母亲。
我的一个外国的女性朋友曾写信问我，她在信中写道：“你们中国人是不是像伊斯兰教徒一样，认为妇女是没有灵魂的？”我回信告诉她说：“我们中国人不认为妇女没有灵魂，但是我们认为一个妇女——一个真正的中国妇女没有自我。”
既然在这里提到中国妇女“没有自我”这个问题，那我就要稍微论及一个非常困难的主题——中国的纳妾，说它困难恐怕是对于那些受过现代欧洲教育的人来说的。
在我看来，纳妾这一主题公开谈论，恐怕不仅是一个困难的主题， 而且还是一个危险的主题。但是，就像英诗所说的那样：“傻瓜闯进了天使畏惧不前的地方。”我将在这里尽我的最大努力说明，为什么在中国，纳妾不是一般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不道德的习俗。
关于纳妾这一主题，我想说的第一件事是中国妇女的无私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但是，在我更深地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和大家说，在中国，纳妾不是说有许多个妻子。
根据中国的法律，虽然有“一个男人只允许有一个妻子”的规定， 但是，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有许多侍女或妾。在日本，“手靠”或“眼靠”就是侍女或妾的代名词，它的意思就是在你累了的时候手可以依靠、眼可以注目的地方。
我曾经说过，中国的女性观念是：作为一个妻子，要绝对无私地忠诚于她的丈夫，而不是一个男人用整个一生去爱抚和崇拜的对象。所以，正如欧美的一个好妻子在其丈夫病了或需要时给予他一把靠椅或一杯羊奶一样，当丈夫生病或由于其心脑过度操劳而疲惫，需要一个侍女、一个手靠或眼靠来恢复健康以适应其生活和工作时，无私的中国妻子就会给予他这些。实际上，中国男人能够拥有侍女或妾正是由于中国妻子的这种无私，这种自我牺牲的义务感。
但是大家就会问：“为什么只要求妇女无私和牺牲，男人呢？”对此，我的回答是，不是不要求男人这样。在中国，那些辛辛苦苦地为家庭而工作的丈夫们，尤其当他是一个上人的时候，他就不只是要对他的家庭尽他的义务，他还要对他的君主和国家尽其义务，甚至在对君主和国家尽义务的过程中，他还会献出生命。这样的牺牲难道还不够吗？康熙皇帝临终前躺在病床上发出的遗诏中曾说：“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在中国做一个皇帝是一种多大的牺牲。”
在此，我顺便说一个问题，在布兰德和白克豪斯最近出版的著作中，康熙皇帝被描述成一个身材高大、无助、令人恐怖的“淫棍”，说他是被他的那些众多妻儿拖进了坟墓。当然，对于布兰德和白克豪斯这样的现代人而言，纳妾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败坏了人的想象，只能让人想到肮脏的、卑鄙的和令人恐怖的事情，所以纳妾只能被当作某种令人恐怖的、卑鄙的和肮脏的事情。当然这些话说远了点。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从皇帝到人力车夫、苦工等，所有真正男人的生活和所有真正妇女的生活，都是一种牺牲的生活。在中国，绝对忠诚于她称之为丈夫的人就是妇女的牺牲，而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个妇女或者他带进其家庭的所有妇女，以及她们生养的孩子就是男人的牺牲。
确实，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纳妾是不道德的。我认为，拥有群妾的中国达官贵人，至少为他的群妾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并承担了他所拥有的妇人维持生计的责任。比起那些骑着摩托车在大街上勾搭一个无依无靠的妇女，与其调情一夜之后第二天早上重又把她抛回到大街上的欧洲人来说，要更少自私和不道德成分。
罗斯金说，“一个真正的战士，其荣誉绝不是因为他能够去屠杀， 而是他愿意并准备随时献出生命。”一样的道理，我说，在中国，—个真正的妇女不仅爱她丈夫并对他真诚，而且绝对无私地为他而活，这就是一个中国妇女的荣誉。
事实上，这种“无私教”就是中国妇女尤其是淑女或贤妻之道。这正如我在别处尽力说明的“忠诚教”是男人之道——中国的君子之道一样。外国人只有在真正理解了“忠诚教和无私教”这两种宗教之后，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或真正的中国妇女。
但是大家又会问了，“爱是怎么回事呢？一个真正地爱着他的妻子的男人，还有心去爱家庭里除她之外的其他妇女吗？”对此，我要说， 当然能，为什么不能呢？一个男人是否真爱他的妻子的检验是，他是否渴望并试图合理地保护她，而且不伤害她，不伤害她的感情，而不是他是否用一生拜倒在她的脚下奉承她。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把一个陌生女人带进家里，妻子以及妻子的感情肯定会受到伤害。但在这里我要说，正是我所谓的无私的宗教使得他的妻子免于伤害。在中国，因为妇女的这一绝对的无私，当她看见自己的丈夫把另一个女人带进家里时，有可能不感到受伤害。
也就是说，由于中国妇女的这一无私，允许丈夫纳妾而不会伤害到自己。在这里，我想说明的一点是，一个绅士，—个真正的中国绅士， 从来不会不经他的妻子的同意而纳妾的，而一个真正的中国贵妇或夫人，对于丈夫纳妾，无论什么时候，她是不会不同意的，因为她有一个健全的、理性的认识。
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情，丈夫由于不想伤害到多病体弱的妻子，在妻子催促他纳妾时拒绝这样做，但是他的妻子，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不仅给他纳了一妾，而且迫使他与其同房。其实，在中国，丈夫对妻子的爱就是保护她免于受到妾的侮辱。
因此，在中国，正是因为丈夫非常爱他的妻子，他才有纳妾的权利和自由，妻子也不会担心他会滥用这种权利和自由。那种说丈夫因为纳妾而不能真正地爱他们的妻子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有时，丈夫也会滥用这种权利和自由，尤其是在像今日这般混乱的中国，男人们的廉耻感处于最低下状态的时候。但我还是要说，中国男人被允许纳妾就意味着对妻子的保护。
我觉得在一千个普通的欧美人中间，根本就找不出一个人能够在家里容纳一个以上的妇女，而不至于把家里搞成一个斗鸡场或者地狱的家庭。简单来说，正是这种得体——真正的中国绅士的完美得体，使得中国的妻子在丈夫与她同一个屋子里拥有一个侍女、一个手靠、一个眼靠的时候，有可能不受到伤害。
总之，正是中国妇女那种“无私教”——那种淑女或贤妻的纯粹的无私，中国男人对其妻子的爱和他的得体——那种真正的中国绅士完美的分寸掌握，使得纳妾在中国是可能的。孔子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
下面，我要从中国历史和文学中列举一些充分的例子，以使那些可能仍对中国的丈夫们的“真实的爱”持怀疑态度的人们相信，在中国，丈夫们能够真正地爱他们的妻子，能够深深地爱他们的妻子。在此，我本来想引用和翻译元禛（唐朝诗人）在其妻亡故时所作的一首挽
歌，遗憾的是，这首诗不适合于在这篇本来已过长的文章中引用，因为它太长了。
然而，那些知道中国人的人，如果想要知道这种感情到底有多深， 可以去读一下这首挽歌，这种感情指的是真正的爱，而不是现代人常常误认为的爱的性欲。这首挽歌在任何一个普通的唐诗选集中都能找到， 它的标题是“遣悲怀”。
由于我在这里无法引用这一挽歌，所以我准备用一个现代诗人写的一首四行诗来代替。这个诗人曾经是已故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作为总督的随行人员，他带着妻子来到武昌，多年之后，其妻子亡故。由于过分悲痛，他不得不离开武昌。这首诗就是在他动身离开武昌时所作的。该诗原文如下：
此恨人人有， 百年能有几？ 痛哉长江水， 同渡不同归。
将其翻译成英语，大概如下：
Everyone has been regrettable;
How many achive like mine in hundreds of years lately? I feel so painful when I cross the Changjiang River;
The same river we cross,but the very different place we reach.
与丁尼生下面的诗相比，这首诗在言辞上更为精炼，虽然所表达的感情没有它深沉。丁尼生的诗写道：
撞啊，撞啊，撞啊，
撞击在你冰冷灰白的岩石上，噢，大海呀！
……
你轻抚的双手突然消失， 你的声音却犹然在耳！
但是在当今中国，妻子对丈夫的爱又是怎样的呢？我认为这无须证明。的确，在中国，新郎和新娘按规定在婚前是不能相见的，但即便是这样，新郎和新娘在婚前也是有爱的，正如唐代诗人朱庆余所写的一首四行诗中所说的：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为了让大家对以上内容有更好的理解，我必须谈谈关于中国婚姻的某些风俗。在中国的合法婚姻中存在着六礼：
第一，问名，也就是正式提亲； 第二，纳彩，也就是订亲；
第三，定婚期； 第四，迎娶；
第五，奠雁，也就是雁前洒酒，即盟誓。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雁被认为是配偶之爱中最忠贞的；
第六，庙见。
在这六礼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环节是迎娶和奠雁，接下来我就针对这两个礼节做更为详细的阐述。
目前，“迎娶”这一礼节除了在我的家乡福建省还保存着外，其他省都省去了，因为它给新郎的家庭增添了太多的麻烦和费用。如今，新娘直接被送到新郎家，而不再是被迎娶。当新娘到达的时候，新郎要在门口迎接，并且要亲自打开轿门领她到屋子的厅堂。
在厅堂里，新娘新郎拜天地，即他们双双跪在摆有红烛的桌子前， 桌子必须是摆在大门口的，面对苍天而拜，接着丈夫洒酒在地，当然前面放着一对雁（如果没有雁，鹅也可以）。需要补充一点的是，这对雁必须是新娘带来的。这就是在雁面前洒酒的奠雁。就好像他们面前的双雁一样，男女双方盟誓——他发誓忠于妻子，她发誓忠于丈夫，彼此忠于对方。
从这时开始，他们就成为了道德法范围内的自然甜蜜爱人，但在他们彼此被给予忠贞的荣誉君子法中，还没有得到公民法的认可。因此， 这一礼节可以被叫做道德或宗教婚姻。
接下来的礼节，就是新娘与新郎之间的交拜。站在厅堂右侧的新娘首先跪在新郎面前，同时新郎也相对而跪，然后他们交换位置再行跪拜礼。这里我想说的是，在中国，这种相互交拜的礼节是建立在男女之间和夫妻之间的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种相互盟誓的礼节被叫做道德或宗教婚姻， 它和三天之后举行的公民婚姻是有区别的。在道德或宗教婚姻中，男人和女人在道德法——上帝面前成为了夫妻。这一契约仅仅限于该男女之间。在中国社会的公民生活中，国家几乎被家庭所取代，国家只是被当作申诉的法庭而存在着。家庭在道德或宗教婚姻中，是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裁判权的。
实际上，从婚姻开始的第一天到第三天举行的“公民婚姻”止，人们不仅不能介绍新娘，而且新娘不允许被新郎家庭的成员看见，更不能被新郎本人看见。因此，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新郎和新娘单独地度过了两天两夜的说法，只是在甜蜜爱人的意义上讲的，而并不是就法律意义上来说的。
第三天要举行中国婚姻中的最后一个礼节——庙见，或称公民婚姻。庙见在《礼》中有明确的规定。现在，一般都在当天就举行庙见， 为了省却麻烦和节约费用。
对于庙见来说，假如这个家族的祖庙就在附近，当然就在祖庙中举行。但是，在中国，有一部分居住在城镇中的人，他们的祖庙不在附近，这一礼节则在当地有身份或名望，哪怕很穷的人家的祖庙中举行。祖庙里面一般都设有一个灵台，或者墙上贴有红纸。就像我在别的地方说到的那样，在中国，这一儒教的国家宗教的教堂和基督教国家的教会宗教的教堂是相对应的。
庙见是由新郎的父亲跪在灵台前开始的，假如父亲已经过世了，则在家庭长辈成员中挑一个最亲的替代，目的是向死去的祖先的灵魂宣告，家庭的一个年轻成员现在把妻子领进了家门。之后，新郎和新娘依次跪在祖先的灵台前。从这时开始，男人和女人不仅在道德法或上帝面前结为了夫妻，而且在家庭面前、在国家面前、在公民法面前也成为了夫妻。
因此，中国婚姻中的庙见被称作公民婚姻或国民婚姻。根据《礼》的规定，在公民婚姻或国民婚姻之前，新娘不能算作是一个合法的妻子。如果新娘恰巧在庙见这一礼节之前死去，她是不能根据《礼》的安排葬在她丈夫家庭的墓地的，在她丈夫的家族的祖庙中，也是看不到她的牌位的。
如上所说，大家可以看到，在中国的一个合法的公民婚姻中，契约是这个女人与她的丈夫的家庭之间的契约，而不仅仅是这个女人和这个男人之间的契约。她虽然同他结婚，但更重要的是她进入了他的家庭。在中国，如果没有家庭的同意，丈夫和妻子当中的任何一方都是没有权利中断婚姻契约的，因为婚姻契约是在这个女人与她的丈夫的家庭之间进行的。这也是中国婚姻与欧美婚姻的一个根本差异。欧美婚姻被我们中国人称之为情人婚姻——一种只限于个体的男人与个体的女人之间的爱的婚姻。
可是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在中国，婚姻是一种公民婚姻，它不是这个女人与哪个人之间的契约，而是这个女人与她的丈夫的家庭之间的契约，这就注定了她不仅对他有义务，而且对他的家庭有义务，通过这个家庭对社会有义务，而通过社会对社会的或公民的秩序有义务。事实上，对国家也就有义务了。最后，我想说，在中国，保证家庭、社会或公民秩序以及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的正是这种公民婚姻的概念。
至此，我想问，欧美人理解的真正的公民生活的意旨是什么？他们理解和拥有的真正的公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的回答是，公民首先是为他的家庭而活的人，并且由此为公民秩序或国家而活的人，而不是一个为自己而活的人。按照这样的道理推理下去，欧美却没有出现一个稳定的社会或国家。
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欧美国家，那里的男男女女根本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公民生活概念。这样的国家没有议会和政府机器，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把它称为—个巨大的商行，或者把它称为战争时期的匪徒海盗帮， 而不是一个国家。事实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说，由于现在欧洲进行的这场恐怖战争，导致了这些巨大商行的错误的国家概念，这种错误的匪徒合伙精神的国家概念。
简单地说，没有一个真正的公民生活概念，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国家； 没有一个真正的国家，就不会有文明。在我们中国，一个没有结婚的男人就意味着他没有一个可以栖身的家庭，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爱国者。如果一定要称他为一个爱国者的话，那么也会被认为是一个强盗爱国者。
其实，为了拥有一个国家或公民秩序的真正概念，一个人首先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家庭概念，而要拥有一个真正的家庭、家庭生活概念，一个人就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公民婚姻概念，而不是甜蜜情人的婚姻。
言归正传，现在让你们来描绘，可爱的妻子是如何等待天明去拜见公婆，梳洗完毕后，又如何低声地与她的丈夫甜蜜私语，羞怯地问自己画的眉怎么样。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尽管他们在婚姻之前没有见过对方，他们却有中国夫妻之间的爱。即使在婚姻的第三天。
但是，假如你认为上面所说的那种爱还不够深的话，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妻子写给不在身边的丈夫的两行诗，诗里写道：
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在莎士比亚的“当你喜欢他时”这一剧中，罗瑟琳德对她的表兄塞尼亚说：“表哥，表哥，我可爱的小表哥，你最了解我在爱中的感情有多深！但我无法表达。我的爱就像葡萄牙的海湾，难见其底。”就像罗瑟琳德对她表兄的爱一样，在中国，不管是一个妻子对她丈夫的爱，还是一个丈夫对他妻子的爱，就如同葡萄牙海湾那般难见其底。
现在，我想谈的是中国人的女性观念与古希伯莱人的女性观念之间的差别。古希伯莱情人在《所罗门之歌》中是这样表达他的爱情的：
“你多么美丽啊，我的爱人，你像提尔查一样美丽，像耶路撒冷一样清秀，像一支揭竿而起的军队一样可怕！”就是在今天，只要是见过美丽的黑眼睛犹太女人的人，在这里都会承认这一古希伯莱情人给他的种族所描绘的女性理想的形象的真实性。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在中国女性观念中，无论是在道德意义上，还是在自然意义上，都没有让人感到可怕的因素。即使是中国历史上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美人，她的可怕也是在于她内在魅力的不可抗拒。在《中国人精神》这篇文章中，我说过，中国人性类型的总体印象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词用英语来说就是“gentle”。假如这适合于中国男人，那么对于中国女人来说就更为真实。
事实上，在中国女人那里，中国人的“优雅”就成了甜蜜的温柔。中国女人的温顺、柔顺，正如弥尔顿在《失乐园》中伊夫对她的丈夫所说的那样：
上帝是你的律法，你是我的；
此外我一无所知，这是妇人最为幸福的知识和荣誉。
确实，中国女性观念中的这种完美柔顺的特质，是别的民族的女性观念无法比拟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在希伯莱文明、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中都找不到。中国女性观念中的这种完美的、神圣的温柔只能在基督教文明臻于极致的文艺复兴时期才能找到。
如果你们读过薄伽丘《十日谈》中格里塞尔达的故事，你们就会从中窥见真正的基督教的理想妇女形象。然后，你们就会懂得中国女性观念中的这种完美的柔顺，神圣的、无私的温柔所意旨的是什么。
简单来说，在这种神圣的温柔之下，基督教的女性观念与中国人的女性观念是相同的。但是，如果你们把基督的圣母玛丽娅画像与中国艺术家所描绘的女妖形象（不是观音形象）仔细比较一下，你们就能够看出基督教女性观念与中国女性观念之间的差别。圣母玛丽娅和中国的女性形象一样，都是温柔的，也是清逸的。但是，中国的女性形象还不止于这些，中国的女性形象中的温文尔雅、殷勤有礼是基督教女性观念所不具备的。要对“有礼”一词所表达的魅力和优雅有一个概念，你们就要回到古希腊：
哦，我愿去斯佩希卓克河流的原野和泰奇塔山麓，那斯巴达姑娘们跳着酒神舞的地方！
事实上，你将不得不到德沙利的原野和斯佩希卓克河流过的地方，到斯巴达姑娘载歌载舞的泰奇塔山麓。
毋庸讳言，中国自宋朝以来，儒教就被宋朝的理学家们弄得僵化狭隘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儒教被庸俗化了。从那时开始，中国的妇女就没有了“有礼”一词所表达的许多魅力和优雅。
所以，如果你们想在中国女性观念中看到“有礼”一词所表达的那种魅力和优雅，日本就是最好的去处。在那里，我们甚至可以在日本妇女的身上看到保存着唐朝时候的真正的中国文明。正是由于“有礼”一词所表达的魅力和优雅与中国人的女性观念中的神圣的温柔相结合，从而给予了日本女性、甚至当今日本最为贫困的女性一种特别的特征。
在这里，请允许我引用马修·阿诺德的几句话，来说明“有礼”一词所表达的这种魅力和优雅特性。阿诺德把英国古板拘泥的新教教徒的理想女性形象，同法国灵巧娇嫩的天主教徒的理想妇女形象相对照，把法国诗人毛利斯·德·古宁受人爱戴的妹妹欧根尼·德·古宁，与一个写过题为《爱玛·塔莎姆小姐》一诗的英国妇女相比较。最后，他说： 法国妇女是朗古多克的一名天主教徒，英国妇女是玛戈特的一名新教徒。玛戈特英国新教徒那古板拘泥的想象，体现在她所有无聊乏味的议论中，体现在她一切丑陋不合宜的话语中。这里我还想加一句，也体现在她所有的予人裨益之中。
在这两种生活的外形和样式之间，一面是朗古多克圣诞节上古尔琳的“nadalet”，她于复活节那天在泥地里做的礼拜，她作为圣徒的一 生的日常诵读；另一面则是塔莎姆小姐的新教那赤裸的、无聊空虚和狭隘的英国礼仪，她与玛戈特霍雷广场上的礼拜者结成的教会组织。她用柔软、甜蜜的声音对那激昂短诗的吟唱：
我主耶稣知道，并感到了他血液的流动， “那就是永恒的生命”，那就是人间的天国！
显然这位年轻的来自主日学校的女教师是不能与“值得尊敬的阶级领袖托马斯·罗先生”相比的，他们的差距太大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生活的基础是相似的，但是从他们所有的环境中，可以看出它们是不同的。有人说，这种不同是表面的、无关紧要的。
当然，可以说是表面的，但是，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在英国新教下的宗教生活，存在着一种明显缺乏优雅与动人之处的真正的弱点，这怎么会是无关紧要的呢？这件事不能留给别人，而应该由自己来做。
最后，在这里，我想向你们指出中国女性观念的所有特性中最为重要的特性——用两个中国字来描述，就是“幽娴”。正是这种卓越的独特性，使得中国女性观念区别于其他所有的、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国家或民族的女性观念。
的确，中国妇女的这一特性，为世界上任何自命为文明的国家或民族的女性观念所共有。但在这里我要说，这一特性在中国发展到的完美程度，恐怕是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都望尘莫及的。
中国的“幽”字，其字面意思是幽静、僻静、害羞、神秘而玄妙。 “娴”的字面意思是“自在或悠闲”。对于中国的“幽”字，英语“modesty”、“bashfulness”给出的意思是比较模糊、抽象的，德语“sittsamkeit”给出的意思比英语要接近，但是法语“pudeur”的本意 是最为贴近、准确的。
这种腼腆、这种羞涩、这种中国的“幽”字所表达的特性，我可以说，是一切女性的本质特征。这种腼腆和羞涩发展到后来，就使得她越具有女性——雌性，其实，她也就渐渐成为一个完美的、理想的女人。相反，一个女人丧失了中国“幽”字所表达的这种特性，丧失这种腼腆、这种羞涩，那么她的女性、雌性，还有她的醇香芬芳也就一起消亡了，从而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或一堆肉。
因此中国妇女本能地感到和认识到，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是不成体统的、不应该的，因为受中国女性观念中的这种腼腆、这种“幽”字所表达的特性的影响。在中国人的正统观念里，上戏台和在大庭广众面前歌唱， 到儒学联合会的大厅里搔首卖唱等等，都是下流的、极不合适的事情。
就其积极方面而言，正是这种幽娴、这种与世隔绝的幽静之爱、这种对花花世界诱惑的敏感抵制、这种中国女性观念中的腼腆羞涩赋予了真正的中国女人一种芳香——一种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女性所不具备的芳香；一种比紫罗兰、兰花还要醇浓、还要清新惬意的芳香。
两年前，在《北京每日新闻》上，我曾翻译过《诗经》中那首古老情歌的第一部分。大家应该相信，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情歌。在这一部分里，中国女性观念的形象被描述如下：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这里的“窈窕”与“幽娴”的含义在字面上是相同的。“窈”即幽静恬静的、温柔的、羞羞答答的意思，“窕”字则是指迷人的、轻松快活、姻亲有礼的意思。“淑女”两字则代表着一个纯洁或贞洁的少女或妇女形象。
从这首中国最古老的情歌中，我们可以找到中国女性观念的三个基本特征，这三个基本特征分别为：幽静恬静之爱、羞涩或腼腆以及“debonair”一词所表达的那种无法言状的优雅和魅力，还有纯洁或贞洁。简单来说，真正或真实的中国女人是贞洁的，是羞涩腼腆而有廉耻心的，是轻松快活而迷人、殷勤有礼而优雅的。只有具备了这三个特征的女人，才配称作真正的“中国妇女”。
我曾把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中庸》译作“The doctrine of the mean”，有关人生准则方面的儒教的实践教义就包含在它的第一部分内容中。与此同时，这部分内容是以对幸福的家庭描述来作为结语的：
妻子好合， 如鼓琴瑟。兄弟既翕， 和乐且耽。宜尔室家， 乐尔妻孥。
作为一个拥有公民秩序的国家，这种家庭在中国简直就是人间的小小天堂，而中华帝国就是真正的天堂——天国降临大地，降福于中国人民。于是，为君子者以其廉耻感、“忠诚教”而成为了中华帝国公民秩序的坚强战士；同样，中国的那些贵妇或妇人，以其轻松快活、殷勤有礼的魅力和优雅、贞洁腼腆……一句话：以其“无私教”而成为了中国家庭——人间小小天堂的守护天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