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樊郦滕灌列传》、《佞幸列传》可以看出，司马迁是何等重视从私生活的角度来写自己时代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描写无疑具有丰富的人性内容和宝贵的认知价值。司马迁写出了他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世界，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从心理学、伦理学等角度认识汉代最高统治者和汉代政治生活的可靠资料。不仅如此，他的叙事还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启蒙性。《史记》的深入“宫闱”日常生活的叙事，真实地揭开了最高统治者的神秘面纱，扫去了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光环，这就有助于打破我们对帝王的盲目崇拜，有助于我们把他们当作寻常的人来看待。《史记》告诉我们，自战国迄于秦汉，几乎没有一个帝王是值得我们完全信赖的，几乎没有一个人配得上人们的尊敬和赞美。他们甚至有着比常人还要严重的道德弱点和人格残缺，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毫不设防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他们，否则，就会造成巨大的人道灾难，人民就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例如，在《樊郦滕灌列传》里，刘邦生了病，心绪甚恶，不想见人，一连十几天，躺在禁宫里，与宦官相狎亵。樊哙便排闼直入，看见“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日：‘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振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在《项羽本纪》和《樊郦滕灌列传》里，司马迁两次写到同样一个令人吃惊的细节：在被项羽追击的时候，刘邦为了自己逃命，竟然把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丢下不管——“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一个人，如果如此缺乏承受痛苦的意志品质，那又怎么能指望他把一个国家的希望和命运担负起来？
如果他对自己的儿女，尚且如此无情，怎么能指望他以仁慈之心善待他人？
如果说汉代的皇帝普遍薄情寡义的话，那么，武帝刘彻恐怕是他们中间问题最严重的人。在汉代的历代帝王中，武帝的宫闱生活尤其混乱，对正常的行政生活的破坏也最为严重。据《佞幸列传》记载，他先后宠幸过邓通、韩嫣、李延年等“佞幸”之臣。刘彻高兴的时候，赐给邓通铜山，使他“得自铸钱”；韩嫣“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李延年则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等到刘彻兴尽爱弛，则邓通被立案侦查，最后“竞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韩嫣被“赐死”，李延年昆弟则被“禽诛”。读这些文字，令人油然而生发出这样的感慨：
把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交给刘彻这样的人，真是可怕——他们是多么无情，多么容易堕落，多么不值得信任啊！
七
虽然汉武帝像秦始皇一样暴虐和昏聩，然而，自古以来，就有人对他大唱赞歌，说他有雄才大略，北伐匈奴，南诛两越，东灭朝鲜，西征大宛，功绩卓着；说他懂得用人，所以，在他的时代，人才济济，各显其能。然而，这些轻飘飘的赞词，其实全然是靠不住的，全然没有看到他的好战激化了民族矛盾，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和无尽的灾难，正像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所说的那样：“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抚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那些歌颂刘彻的人，也没有看到他因为冷酷和褊狭，扼杀了多少人才，甚至剥夺了多少杰出人物的生命，例如，李广一家，三代名将，却都毁于刘彻之手：李广不被赏识，未尽其能，兵败自杀；李敢又被霍去病射杀，刘彻却为“方贵幸”的霍去病遮掩罪行，编了“鹿触杀之”的谎言：李陵之败降，刘彻亦难逃其责——若不是他出于私心，偏护李广利，屈抑李陵，结局断断然不会如此。甚至魏其侯与武安侯囚睚眦之怨而两败俱伤，刘彻也要承担主要责任——他在“廷辩”时的低能表现和首鼠两端，正是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如此者多矣，岂能一一。
关于刘彻，唐人马周作过一针见血的评价：“孝武帝虽穷奢极欲，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对这样浅薄无德的“今上”，司马迁自然是不满意的，甚至是鄙夷的，因为，他在《五帝本纪》里，完整地表述了自己评价伟大君主的标准，如尧帝，“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和合万国。”而汉武帝离尧帝的境界，实在是太远了。李长之说，“汉武帝在许多点上，似乎是司马迁的敌人，抑且是司马迁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笔墨之上的人”（李长之：《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第18页）。他说对了。司马迁的确是含着极大的失望和不满来写汉武帝的。他不仅写出了刘彻道德和心智上的残缺，而且还揭示出了中国所有暴君的本质。难怪清代的杨琪光读了《外戚世家》，要如此赞美司马迁的写作勇气：“读此篇，汉宫闱不堪数矣。《史》、《汉》皆为直笔之，皆若无为忌讳，汉法虽严，其如彼何哉！班氏从后书之，犹可无畏：史公竟指摘并世事，直哉！铁笔如山，难为动摇矣。”（杨琪光：《汉史求是》卷九《外戚世家》）敢向权力说真话，敢批皇帝之逆鳞，司马迁的无所畏惧的伟大叙事，仿佛高高的航标灯，历两千多年而不灭，成为引领中国文学写作的伟大力量。司马迁的永恒的光荣，就来自于这种正直而勇敢的良史精神和文学精神。从人格气度和人文精神上看，司马迁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生活在古代的现代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世界知识分子——他的博大的人道情怀，他的伟大的文化抱负，他的深邃的历史眼光，他的坚定的求真热情，他的成熟的理性精神，他的不羁的自由意志，他的傲岸的独立人格，他的豪迈的侠骨义胆，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是令人高山仰止的伟大典范。
写作《史记》的司马迁，正像黄履翁所说的那样，始终“如天马骏足，步骤不凡，不肯稍就笼络”。一个作家如果只想轻轻松松地写作，只想写一些媚悦时代和市场的作品，那就无话可说；如果他还有更大的抱负，还想写出有正义感、有生命力的作品，那他就应该像司马迁那样“不肯稍就笼络”——即使没有他敢批皇帝逆鳞的勇气，至少也要在权力面前保持基本的人格尊严，或者，至少不能低三下四地对暴君“心怀感激”，更不能卑躬屈膝地对他大唱赞歌。至于错把他乡当故乡，将“大秦帝国”当做“高端文明”的样板，或者，把“大清帝国”当做道德隆盛的典范，那就简直近乎文化犯罪，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对真相的可怕无知，而且意味着对良心的严重背叛。
2011年2月7日，再改于北京平西府
聂华桐：为学术而学术
姜晓采访张静芳整理
聂华桐，一九三五年生于武汉。
童年颠沛流离，十三岁时随家人迁至台湾。一九五七年从台湾大学物理系毕业，考入哈佛大学。一九六六年获博士学位，即被杨振宁相中，进入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从事理论物理研究，此后两人合作共事长达三十余年。
一九九七年，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成立，在杨振宁、王大中的邀请下，六十二岁的聂华桐辞去纽约州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教职，只身来到北京，出任清华高等研究中心主任。
“你们先找到清华大礼堂，我们楼就在大礼堂的西南方向，我在门口等你们！”
电话中传来一个年轻而亲切的声音，很难将此与一位七十多岁的着名物理学家联系在一起。不一会，见到清瘦的聂华桐先生，站在一座红砖小楼的黄铜大门前，笑容温和。聂先生主持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就位于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三层小楼中。
这是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就在这座小楼里，聂华桐先生接受了我的访谈——姜晓（以下简称姜）：您从纽约到香港，帮助筹组香港科大，又从香港到北京组织建立清华高等研究中心，虽然您在自我介绍中从来都是一笔带过，但我知道这个过程很不容易。这么些年，您心里是怎么想的？请不要一句话回答我，讲讲您内心的想法，一句话的回答我已经知道了。
（笑）聂华桐（以下简称聂）：我是怎么说的？
姜：“为中国做点事情。”
聂：老套了是吧？（笑）但那是真的。假如回到国内能做一点事情，当然是很好的。假如我们这个研究中心最后能成为在世界上站得住的一个学术机构，那也算真正做了一点事情。
姜：您在这里做的其实是“开荒牛”的工作，这比进入一个成熟的机构要辛苦得多，而且您毕竟到了这个年龄，重新开始“创业”，您是怎么想的，一点思想斗争都没有吗？
聂：好像没有唉。（笑）很自然的。
姜：我知道香港大学的薪水跟内地的差距有多大，我也知道您在香港的退休金有多高；而且，您已是祖父辈的人了，可这十几年只您一个人在这里……聂：钱基本上够用就好了，生活很简单，自己都可料理。
姜：过了六十，重做“开荒牛”，尤其是此时此地，是不是更多的需要理想和勇气。
聂：过了六十岁，觉得人生已经很短了，何必在乎那么一点钱呢？年轻的时候也许不这样想，现在年纪大了，至少在这一点上可以洒脱一些。我现在就是尽量去做一些自己还能做的、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后能做成什么样子，我也管不了。
姜：难度很大？
聂：我当然会尽量去做。但是我感觉，中国现在整个学术文化是不对劲的，这跟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关系，跟现在中国的国情当然也有关系，太功利。为什么中国的科学始终不发达，我想是有很深的原因的。中国人做学问，不是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总有一个现实的目的，一个功利的目的。我不是说功利一定不好，可它有它的局限性。我感觉，中国传统做学问和希腊传统做学问的精神是不一样的。
姜：是怎样的不同？
聂：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当中，我对中国的了解恐怕也是不够的。回国后，有时候翻一些书，比如看看冯友兰、张岱年的书，对中国哲学至少比以前了解多一些了。我感觉中国的传统哲学跟西方做科学的精神是很不相合的，比如中国人说“天人合一”，自然和人是合一的，把“人”投射到“自然”里去，而不是把两者分开、为了研究自然而研究自然。还有“真善合一”，中国传统认为善的才是真的，可其实“善”是社会性的，是人为的。中国人不注重知识论，重了悟、顿悟。所有这些就反映出，从深层次来讲，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跟西方人不同。这是第一。
第二，中国儒家是很人世、很现实的，做所有事情都要对人有用处，对社会有用处。我不是说它不好，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它不适合追求学问，尤其是科学研究。
另外，中国传统把科学和技术也混在一起。其实，科学和技术从精神上来讲完全是两回事，理念完全不一样。科学追求的是对自然，包括对人的探索，至于这些认识有没有现实作用，科学是不管的。你看那些得诺贝尔奖的科学成果，对社会、对人类有什么实际用处呢？大多数都不是当时直接有用的。
姜：有对人类发展没有用的吗？
聂：多数恐怕是偶然的。在科学研究的范畴内，很多学问可能对人类有用，也可能对人类毫无用处，即使后来有用，也是偶然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发现宇称不守恒，对人类有用处吗？五十几年了，至少到现在还没有。
姜：如果这样的话，科学有意义吗？
聂：那你说，做诗有什么意义？画画又有什么意义？了解自然界本身就是意义啊。
姜：我还是觉得从长远来说那些是有意义的。
聂：你看，连你也这么想……即使没有实用意义，科学也应该研究啊，这是做学术的最本质的东西。
姜：但我确实是那么想的，因为我们就是在批判“为学术而学术”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聂：一些世界一流的大学，比如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是没有工学院的。它们标榜追求知识，而不是追求应用。但如果我们返回去看古希腊的话，它实际上也走了极端，凡是有功利目标的，他们都认为不是学术。
姜：那么应用科学呢？
聂：应用科学有实用目的，是为了对人有用处，当然非常重要，只是和纯粹科学的精神不一样。中国人真的很聪明，因为很实际，将来在技术方面一定没有问题，但是对于科学，我并不乐观，因为认为它没有用。其实艺术跟科学有相似之处。
我很喜欢吴冠中的画，也喜欢他的散文和小品。他也讲到，以前艺术要有主题，要为社会服务，但现在他画画的心境跟做科学是一样的，就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不是为了有用而艺术。真正伟大的科学家，像牛顿、爱囚斯坦，也一定是这样的。
中国现在确实越来越富有，但是要真正上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一定要有一流的大学、一流的人才，这还需要很长时间。中国现在需要有一批真正为求知识而上学、而做学问的人。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做比尔·盖茨，我碰到不少孩子都在犹豫：是要去做科学家，还是去做比尔·盖茨？其实这很滑稽，比尔·盖茨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也不是能培养出来的，那是在一种环境里面自然地冒出来的。
姜：现在中国也还是有一些人，一心一意、甘愿清贫地在做学问。
聂：你讲这话的时候就已经认为这是一种付出了，这就不行，你懂我的意思吧？
有些人根本不在意这个，他是自然地进去了。
姜：是。痴迷地进入，那就是他的幸福世界。
聂：这就是个人的价值观吧。有些人觉得做学问很快活，不见得瞧得起那些有钱的人。如果相当多的聪明人有这种心态就好了。
姜：这是一种没有算计不求动利的境界。
聂：我们中心成立的那一年，清华开设了一个基础科学班，进来的同学都非常优秀。现在第一届已经毕业好几年了，其中有一个同学到我们研究中心来了，做得非常好。上次我问他，基科班第一届六十个人，现在有多少人还在继续做学术性的工作？他想了想说，大概有百分之十吧。也就是说，只有不到十个人还在做学术性工作，其他人都赚钱去了。当然，如果这些人在其他行业做得很好，那也是贡献。
姜：真正做学问的确实很少。
聂：第二届基科班有两位同学后来到我们中心做研究生，两个人都非常优秀，去年博士毕业后马上就被国外的大学抢去了，一个去了斯坦福，另一个去了麻省理工。我们现在找人很不容易。基本上六十岁以上的我们就不考虑了，人到一定年纪后，特别是在物理学领域，基本上都是只能做老问题，很难做到新的领域去，所以我们最想找的是四十几岁的人。在这个领域，国际上做得好的也就只有几个人，而且我们还一定要找华裔，非华裔不现实，不可能长期在这边工作。这几个人当中有好几位表示愿意回国，而且回国的话就一定到我们中心来，可是因为家庭等缘故一时都不能回来，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现在想再往下找，找更年轻的，像我刚才提到的去国外的那两位，真的很好，到处都在抢他们。到斯坦福去的那位，可能是那一行里最近二十年出来的最好的年轻学者，我们希望能把他请回来做教授，但是他已经被斯坦福留下来任教了，虽然很可惜，但我们还是很高兴，从中国培养出来的博士研究生，能在美国一流大学任教，物理学界他是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