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东西，大概总是虚的成分多些，所以总会有些说不清的东西在里头。正如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的“道可道，非常道”。但是讲物理的费曼却有相反的论调“一个不能用语言表达清楚的道理肯定是没有被理解透彻的”。
这样看来，我们谈北大精神就有些困难了。因为如果北大之精神称得上老子所谓之“道”，那肯定是说不清了，而一旦说不清，就面临着被指责为没有深刻理解北大精神的危险。所以开个玩笑的话，如果歪曲一下“危言”的意思，北大精神也应属于危言之一了。
但无论如何，自有“北大精神”这一说法以来，已有无数人定义之，评论之。不妨列举个相对“权威”的定义，那就是来源于蔡元培先生办学宗旨中的“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另外还有“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而有了这样的定义，自然也就有与其相对应的评论。
这样使北大精神一经谈起，批判之声便不绝于耳。而大抵算来，总有两个极端。
一是说北大已严重悖逆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不乏义愤填膺地谈论，如：“北大不再是人文的北大，不再是宽容的北大，而成为道德主义的北大，东方不败式唯我独尊的北大。你现在看看今天的燕园，你接触北大的学子，你还能感觉到无欲则刚的境界吗？你还能感觉有容乃大的气魄吗？在许多人的心中，北大成了夸饰的北大，缥缈的北大，北大人生活在自己营造的太虚幻境中沾沾自喜，却全然不知北大已异化作清谈的魏晋。发扬蹈厉的青春气息尘封在历史的记忆里，磅礴昂扬的激情已落成阁楼里点点燕泥。”当然也有具体的案例予以佐证。
这类批判就省察精神而言，或自省，或他省，都是十分可贵的，而且所述内容也的确令人心头一震，扼腕深思。
刘再复先生就在《人论二十五种（怪人论）》中指出：“就是在同一个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时代里，教授们都有很多故事，在他们之后，还是一些教授，如顾颉刚、梁漱溟等，也有很多故事。然而奇怪的是，到了本世纪的下半叶，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似乎没有故事了。他们除了著书、教学和自我批判的文章之外，顶多还留下一些‘思想改造’中的笑话，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倒也着实，如果每个教授都变作了一个面孔，那么北大和别的学校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针对北大而言的。刘再复先生则看得更远，他引用了密勒的名言：“一个社会中，怪癖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所含的天才禀赋、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呈正相关。今天敢于独立怪癖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另一类批判其实也算不得对北大的批判，只能说是针对北大中一些“异类”所作的批评。这异类指的便是第一种批判所针对的现象的对立面。因而异类们便被指责为思想言谈太过放肆，太过随意，甚至被戴上“媚俗”的帽子。
譬如曾有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先生称金庸的小说“是一场静悄悄进行着的文学革命”，这个说法似乎是惹动了众怒，屡遭到严厉批驳。说什么身为北大教授而为金庸吹喇叭、抬轿子，实在有辱“北大精神”，是在搞复古倒退，是“自贬身份”，并解释说，因为北大是五四新文化的发源地，又是吾国文化的最高学府，自然不该复古而且媚俗，而是应当坚决地拒斥武侠文学。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坚持某种品味、某个倾向，方可与北大自身的地位相称。
透过这两面的所谓批判性的东西，我们似乎看到了太多矛盾的结论：北大既自作清高，又常恣意通俗；既道德教条，又不失异类。
而事实上人之复杂，集在北大上，势必不可能一概而论。正如鲁迅所说的“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而北大之复杂自然绝非一种状态所能概括。那所谓矛盾结论事实上反倒应是北大之常态，只要这种种之批判仍存于北大，或仍鞭策着北大，北大之精神就永未曾失！
总之，这一切的存在正是北大精神存在的印证。
不知不觉，已谈了太多“危言”，而事实上，作为一个北大在校生，最为具体关切的自然是青年人，或者缩小为北大青年，所应具有怎样的精神和状态。
而与现正在盛行的对北大的批判一致，北大人也正遭受着类似的批评。一方面说他们愈在向颓废与堕落转化，另一方面又说其自命不凡，妄用北大的名号。
这些只怕也不是没有根据，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余杰一度被称为“文坛怪杰”，在其处女作中就曾对北大人的堕落做过尖锐讽刺：
“如果说当代人的堕落如同坐在一架猛然向山头撞去的飞机里，爆炸之后尸骨荡然无存；那么大学生的堕落则是从机舱里跳出来后做自由落体运动，可得一副全尸。北大人呢？北大人只不过多了一把布满破洞的降落伞而已，照样摔个半死不活。”
这样的讽刺确实有失偏颇，况且即使是堕落，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依然喜欢用鲁迅先生所说“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这所谓“醒着的”、“前进中的”青年似乎就是北大人所应具有的状态，这样的青年也确实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我们是否就因此而忽略，甚至排斥那些所谓“昏着的”、“玩着的”青年？
钱理群教授则认为：“他们与我们有着更大的不同，因此也更需要我们设身处地的理解。正是他们构成了青年（已至社会）的大多数，只要不是充当社会的压迫者及其奴才，他们对自己的生存方式的任何选择，都应该受到尊重。那些‘玩着的’青年，通过自己的成熟的劳动，更多地关注个人生活的安乐，是有它的合理性的。我们可以不作这样的选择，却无权轻易地否定与排斥他们。历史的前进运动是由少数‘醒着的’前驱者与‘睡着、玩着、昏着’的沉默的大多数人共同组成与运作的，或者说是实现于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与互补、互渗中的，因而是缺一不可的。”
钱教授这种对个人意志绝对自由的尊重可能在情感上很难让人接受，但无论如何，这正是我们面对现状所应具有的理性角度之一。但话说回来，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中的北大人所表征出的激进力量，从而可能获得些积极性的暗示或刺激。
不可避免的，很多人初识北大，都是在书籍中，尤其在一篇篇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中。其中无一例外地都强调着北大的分量。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批新文化运动主将将新时代、新思潮的气息吹入了这所大学。那时的北大里有着最具革命精神的大学生，他们走在了五四运动的前沿，用鲜活的青春承载起中国的未来。
于是我们很容易判断：北大是一所属于革命者的大学。这里的学生必然骨子里就流淌着革命的血液，绝不仅仅是思考个人的得失，而是拥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拥有舍我其谁的情怀，正所谓“民族与个人的双重意义”。
然而历史总归是历史，过去也确是过去。一切的一切，总需一个相应的历史背景与之相配。而现阶段，我们似乎发现北大对老本的抓狂。
一所大学，固然可以凭引领一时风气而成名，但如果她仅仅具有革命的浪漫，而没有实际的成果，又怎么可以永葆青春？如果我们仔细品味蔡先生的办学初衷，就不难发现其对大学的学术纯粹性的追求。毕竟，大学到底还是以其学术生命力来作为根基的。
由此，我想，我们的北大人，北大青年，北大学生究竟应该以何种姿态立于北大之中，以何种作为表现真正纯粹的北大精神，想必就很清楚了。
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与批判精神自是其一，民族与个人的双重意义结合也是其二，而独立于这二者之外的根基，则是对知识与学术的纯粹追求与精深探究。我想，这才是蔡先生所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所真正追求的目的，后世的演绎只能是一些不失分量的附属物。
“精神”的正名需要我们这一群北大人的觉醒与作为。
（贺鹏超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07级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