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跟随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历经大小战役数百次，军功显赫，封为秦王。唐朝建立后，高祖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李世民凭借打天下时建立的功勋和形成的势力，发动玄武门事变，杀死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夺得帝位，年号贞观。在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吸取隋唐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缓解社会矛盾的措施，开创了政治文明，社会安定的新局面，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王朝的强盛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
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真个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632年，死刑犯增至290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290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二、开放的国界。
贞观之治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可见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
唐王朝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的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的兴盛有了质的飞跃。
三、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惩戒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四、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
五、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这些措施都给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从而形成了接下来的开元盛世的盛状。盛唐盛极一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唐太宗的政治贡献
在用人上，唐太宗深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的道理，多次下诏求贤。他主张“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以一己之见埋没人才；还比较注重地方吏治和君臣关系的调整。所以，他特别注意“驭驾英才，推心待士”。在纳谏上，唐太宗重视听取不同意见，“恐人不言，导之使谏”。尽管他有时也听不进过分直率的谏言，但他一般能克制自己。贞观年间，唐太宗十分注意安定社会和发展经济，他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从“存百姓”出发，贞观之政务从“简静”。具体做法包括四个方面：“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在司法方面，贞观时期强调以仁为本，以刑为末。唐太宗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
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尤其开明。对边疆少数民族并不是一味征伐，而是注重和平交往。对少数民族首领频频推行和亲政策。唐太宗晚年总结自己的民族政策时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可见他是位多么开明的君主。
可惜的是太宗晚年无论是用人和纳谏方面都比不上前期，而豪华奢侈、骄逸之气日增。对此，他自己也有所认识，临终前，他告戒太子说：“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宝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正是太宗本人的这种清醒认识，为贞观之治的延续奠定了基础。
贞观之治的过渡
太宗死后，高宗李治即位。他虽然为人软弱，但基本上能够奉行贞观时期的开明政策，而且对太宗晚年的失误有所矫正，使经济持续发展，户口增长，贞观之治得到继承。不久，大权落入武则天手中。高宗之后的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只是名义上的皇帝，武则天以太后身份执掌政权。到公元690年，武则天干脆自己称帝，改国号为周，旧史书称其为“武周革命”。
“开元盛世”的出现
唐朝的盛世高潮是在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实现的。经过了中宗复辟，韦后之乱，太平公主之乱。一连串政变后，唐玄宗调整官员，整顿禁军，恢复了政局的稳定，历史进入了开元时期。
武则天被逼退位之后，唐王朝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混乱期：先是武三思与韦后以及安乐公主勾结，害死于中宗复位有功的“五王”；而后太子李重俊率御林军杀死武三思，武崇讯，而其也被韦后部下所杀；再而后，韦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中宗李显，立傀儡重茂为少帝，自己总揽大权，垂帘听政。韦后肆无忌惮，安乐公主公开卖官，朝政异常腐化。武后退位后八年的时间里，政变迭起，政局动荡。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六月庚子日，相王李旦第三子和其姑母太平公主共同精心谋划，发动政变闯入宫中杀死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铲除了韦武集团，并迎相王李旦入辅少帝，后来又拥其为帝。
景云三年（公元712年），睿宗李旦让位于李隆基，是为玄宗。
此时的太平公主已由以前的同盟变成了玄宗的强大对手，“宰相七人，四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开元元年（公元713年）七月，玄宗得知“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乱”，立即动手，斩杀公主党徒常元楷、李慈、萧至忠、岑羲，窦怀贞自缢，太平公主被赐死家中。
此时26岁的李隆基登台了。
玄宗粉碎太平公主集团后，立即“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并流放郭元振，斩杀唐绍扬威皇权，并逐步将功臣，诸王外刺（调离出京，到外地任刺史）。皇权稳固之后，玄宗开始整顿朝纲，任用贤能。
玄宗不仅极有胆量和魄力，而且精通治国方略，深知用人乃治国根本，而且其早年也很善于发现人才。姚崇、卢怀慎、宋璟、苏颋、张嘉贞、源乾曜是开元前期玄宗精心选拔的六位宰相，均是通晓治国方略，尽心操劳国事的名臣。玄宗依靠这些贤臣在稳定政局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
为了增强国力，加大财政收入，唐玄宗先从经济方面人手改革。首先，打击豪门士族，争夺土地劳力；第二，改革食实封制度，以增加政府财政收人，减轻人民负担；第三，玄宗打击佛教势力，淘汰僧尼；第四，发展农业。
在外交方面，玄宗实行和解的民族政策，改善了民族关系，使国家得到进一步统一。同时，开元年间和睦的民族关系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措施，加上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唐王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繁荣促进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在“开元盛世”期间，唐代人口增长到五千二百九十余万人。唐代的商业亦十分发达，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城市更为繁华，对外贸易不断增长，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商贾云集，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身穿不同的服装来来往往，十分热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全盛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