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国家、民族乃至阶级是宏大叙事的主人公，个体的意义忽略不计。过度依赖宏大叙事的特征之一是，无视巨型结论与个体之间的空隙。许多人习惯地觉得，巨型结论之于个体犹如指令输入机器；个体对于巨型结论的游离、反弹甚至违逆遭到了漠视。这当然是对于个体的蔑视。如果高屋建瓴的命题无法进入个体的生活圈，这些口号只能扮演日常生活的异己。宏大叙事的非凡气势可能形成远大的历史眼界，也可能表现为历史嗅觉的迟钝。宏大叙事颁布的“历史规律”具有强大的安抚作用；许多人转过身来放心地酣睡，仿佛历史正在自动地驶向预设的终点。沉溺于各种不可一世的理论言辞，他们丧失了洞察历史节点的敏感，无法发现历史发展的另一些可能空间。这些可能空间时常隐伏于个体的琐碎动机和具体言行。“风起于青萍之末”，巨大的社会生活拐点起源于个体的意志。个体时常被比拟为社会的细胞，这可能带来一个想象性的误差。细胞忠实地服从生物体的整体要求，并且一丝不苟地执行遗传的指令；个体时常将自己的利益置于社会之上，代际之间不断地产生惊人的变异。所以，绝大多数生物体一代又一代完整地复制，然而，一个世纪的历史已经沧海桑田。
文学对于个体的持续注视表明，另一些微型的小叙事始终在顽强地探索。通常，宏大叙事垄断了历史，一个已知的世界赢得了熟练的表述。符号秩序默认了许多陈陈相因的话语形式。一切都如此自然，多数人不再表示疑义。然而，文学形式是符号秩序之中最不稳定的部分。眼花缭乱的话语实验汇集在文学领域，各种微型的小叙事此起彼伏，前仆后继。如果说个体是历史之中最为活跃的细部，那么，这里的种种征兆都将获得文学形式的记录。哪些个体的特殊经验拱出地表，瓦解或者动摇现成的认识，迫使符号秩序的承认，这包含了漫长的角逐，甚至是一场激烈的搏斗。许多时候，文学形式总是率先做出了肯定的表态。
文学形式受命代表“文学性”，这没有什么不对；然而，这不是因为拒绝历史，而是因为特殊的历史表述。文学形式魔术般地划出了另一个世界：传统观点突然遭到了搁置，解禁的快感告知了隐藏于生活内部的另一面。当然，尘土飞扬的日子并没有消失，眼泪、笑声、隐秘的恋情或者炽烈的仇恨没有消失，一切仿佛是日常生活的重演。然而，文学形式的编码已经不动声色地启动：另一种意义正在隐约地降临，众多琐碎的细枝末节意味深长地闪烁起来了。这不是历史的又一个开始吗？“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文学形式的许诺。
本文原载于《文艺研究》2011年第1期
（南帆，本名张帆，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话语场域与叙事的转换
南帆一
对于当代文学说来，20世纪80年代意味了一个重新启动。打开思想的闸门，激情与启蒙，此起彼伏的文学运动，纷至沓来的名词术语，一个生机勃勃的文学段落迫不及待地跃出地平线。20多年过去之后，这个文学段落业已成为一个奇特的遗迹载入文学史教科书。然而，这一段时间的许多迹象表明，80年代文学正在再度返回。“重返80年代”的号召似乎表示了某种理论动员，“80年代”开始充当一个特殊的词汇卷入现今的话语场域。当然，这时的“80年代”远非一个十进制的时间序号。作为一个文学史单位的指称，“80年代”似乎预设这个时期存有某种同质的文化。相对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学，或者，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迄今的文学，80年代文学隐含了某种自足的一致性。时间距离模糊了各种具体而微的差异，慷慨地将“家族相似”赋予80年代的诸多作家。这是“80年代”拥有自己“语义”的必要条件。
如何概括“80年代”的“语义”？至今为止，改革、启蒙、主体的觉醒、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各种命题莫衷一是。一些人对于80年代的异常踊跃记忆犹新，另一些人认为80年代浮躁肤浅，名不符实；当然，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屑于谈论80年代——一个乏善可陈的过渡阶段。总之，80年代的文学事实陆续尘埃落定。但是，这些文学事实的历史意义仍然是一个聚讼不休的区域。耐人寻味的是，退入文学史教科书并不意味了可以享有某种共同认可的定论。“文学史”这个概念的传统威望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人不再无条件承认，历史叙述是单声部的；文学史即是文学评价的盖棺论定。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事件形成了双重的效应：首先，建立一个以“审美”为轴心的评价体系，重新衡量一系列经典作品，调整它们的彼此位置；第二，“重写”并不是最后的审判，“重写”之后还可以产生新的“重写”。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有权一次又一次修订文学史写作。文学史写作受制于各种隐蔽的机制或者话语装置，绝对的“客观”、“公正”、“科学”不啻于一种幻觉，甚至是一种有意设置的迷惑。分析显示，阐述80年代文学的时候，开放与保守、现代与传统、文学与非文学、世界与民族时常无形地扮演了主宰性的“元话语”。这一段落的文学史意义来自一套二元对立的隐蔽褒贬。换言之，某种唯一的“本真”并非文学史写作的首要动机，重要的是阐释。阐释之后的80年代文学组织到一个庞大的对话网络之中——不仅记录文学事实，而且在记录的同时无言地证明什么，支持什么，或者拒绝什么。多种文学史写作之间的竞争远不限于史料的数量和翔实；更为重要的是，每一种文学史隐含的对话潜能。
“80年代文学”的称谓很快标出了相对于自己的文学史单位。许多人愿意承认，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的文学是一个独立段落；“十年动乱”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文学是另一个段落；两个文学段落之间的连续和递进是一个令人尴尬同时又挥之不去的问题。80年代之后，90年代迄今的文学又构成了一个段落。尽管20世纪初期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并未纳入“当代文学”范畴，但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时常作为启蒙的典范而加入当代文学的多边对话——例如，五四新文学运动与80年代文学之间的精神呼应。总之，80年代文学的意义即是在这些文学段落的相互权衡之中表述出来。由于彼此之间的对照、比较和映衬，每一个文学段落的特征格外显眼。50年代至60年代的文学是革命话语的组成部分，“阶级”是文学总体主题之中的一个关键词。无论是成长小说还是青春期抒情，无论是描述乡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还是进入工地、码头、厂房，阶级搏斗是一切故事的原型。某些作家企图摆脱这个原型，他们的尝试遭到了严厉的处罚。如果处罚的罪名升级为阶级异己的文学对抗，作家立即丧失文学写作的资格，甚至丧失生存的权利。“十年动乱”期间，“阶级”主题对于文学的束缚达到了顶点。文学的各种想象空间被剥夺殆尽，“阶级”成为一副压得人们喘不过气的沉重镣铐。这个意义上，80年代文学构成了一次大胆的解放。如果说，解放爆发出的巨大能量令人惊异，那么，这显然是对于禁锢和压抑的剧烈反弹。饶有趣味的是，80年代文学隐含的激情很快耗竭。90年代之后的文学显现出某些意想不到的转向。一些人对于文学投身世俗以及娱乐倾向赞许有加，他们认为，华而不实的80年代已经到了收场的时候；另一些人觉得，80年代的文学理想遭受重大挫折，历史不知在什么时候掉了链子。总之，不论认可还是非议，90年代之后的文学开始脱离80年代旧辙而拥有了自己的内涵。
现今看来，80年代文学的粗糙与生机勃勃是两个共存的显著特征。不长的时间里，如此之多的文学派别粉墨登场，众声喧哗。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意识流，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种种新颖的称号眼花缭乱地驾临文学史长廊，各领风骚。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唐诗宋词，从古希腊哲学到后现代主义文化，80年代文学内部同时隐含了三个不同的价值体系：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这一切不仅形成各种文化歧见；同时，仓促、草率与浅尝辄止证明了某种见异思迁的游击作风。如此纷杂的文学现场，如何想象一种同质的文化存在？
如果说，围绕“80年代”的各种命题显示了不同的聚焦，那么，我试图启用另一个不至于产生多少异议的概括：80年代文学毋宁称之为解放的叙事。人们无法在众多的文学派别与价值体系之间找到一个公约数，但是，各种话语无不集聚于解放的主题之下，形成一个整体，并且将锋芒共同指向了50年代以来形成的文学规训。这显明了一个多义的80年代，又显明了一个单质的80年代。考察表明，80年代文学内部，各种话语之间的对话、争辩以及新陈代谢并不显著。知青文学并不是伤痕文学的背叛，寻根文学亦非先锋文学的对手，黑格尔美学思想、人道主义、存在主义以及结构主义之间的分歧不再重要；解放的叙事驱使各种话语聚合成一个结构，协同抗拒传统观念的强大压力。“解放思想”的号召产生了全方位的效应，文学首当其冲。解放的叙事不仅解释了80年代的生机勃勃，而且解释了粗糙——由于解放的渴求如此迫切，摧枯拉朽意愿远远超过了精雕细琢的耐心。
一种观点主张，将1992年视为80年代的终结——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兴起关闭了一个浪漫的时代。参见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77页。我倾向于赞同这种划分的理由是，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兴起意味了一个交接：解放的叙事开始转换为现代性叙事。解放的叙事开始衰微，并且导致结构的松弛、解体。这时，各种话语体系之间的内在矛盾逐渐显露，分裂为众多文化碎片，继而在现代性叙事之中重新排列，接受另一些主题的整编、组织。“当启蒙不再面对传统的体制，而是一个复杂的市场社会时，其内部原来所拥有的世俗性和精神性两种不同的面向，即世俗功利主义传统和超越的人文精神传统就开始分道扬镳……80年代那个精神与肉体完美统一的人开始解体。”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第27页。这时，80年代的启蒙告一段落。
80年代解放的叙事与90年代现代性叙事之间既隐含了深刻的断裂，又存在内在联系。90年代超出了解放的叙事框架，80年代终于成为一个认识和分析的对象。两种叙事之间的转换带来了什么，又丧失了什么？这即是“80年代”在现今的话语场域之中所要讲述的内容。
二
80年代的阐释、重塑和表述之中，人们察觉到一个隐蔽的话语构造工程。“十年动乱”遭受的强烈否定是这个话语构造工程的开始。依附这种历史叙述，80年代从“传统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之中一跃而出，继而开启了市场经济和全球化阶段。从民族国家内部自我改造式的“决裂”到民族国家外部的文化资源引入，一套文化知识热衷于将80年代形容为又一个五四时代。“十年动乱”与“80年代”的对立框架繁衍出诸如“传统”与“现代”、“封建”与“启蒙”或者“中国”与“西方”等二元构造，80年代的话语策略成功地赋予自身的历史合法性。一个意识形态神话终于诞生。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5~20页。不论如何评价这种描述，首先必须指出的一个事实是——这个话语构造工程乃是后续的解释，而不是始于80年代之前。换言之，人们没有理由将80年代想象为这一套话语的产物。80年代之前，有限的大众传媒遭到极其严密的控制，种种异于统一舆论的观点没有任何机会公开发表。如果将80年代的转折形容为这一套话语的蛊惑，显然陷入一种幻觉。一套概念术语的特殊装置即可带动历史驶入另一个方向，这种设想过分夸大了理论话语的能量。在我看来，“80年代”的来临隐含了极其强大的历史内在冲动。这种冲动事先零散地分布于众多的日常经验之中，期待一次振聋发聩的理论总结。如果不存在呼之欲出的政治无意识，理论话语的生产只能提供某种观念性的空中楼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