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一般称为君道，指的是是否能得民心，高明的君道，可以让民众与君主的意愿一致，君主是头脑，民众是手臂，头脑想到哪，手臂就指向哪。
历史中有两种君道。一种是“王”道，另一种是“霸”道。圣王的治道是通过道德指示和教化，霸主的治道是通过暴力的强迫。“王”道的作用在于德，“霸”道的作用在于力。
两者之中自然“王道”为高，君主的想法，如春风化雨，无形中变成了老百姓的行动，不温不火，毫无掺杂暴力的生硬，其中奥妙无穷。老子《道德经》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意思是说，最好的统御者，人民群众不感到有他的存在；其次，人民群众亲近和赞美他；再其次，人民群众畏惧他；再其次，人民群众轻侮他。老子在这里讲述了统治或领导优劣的四个层次，或者说也是四种境界。老子推崇第一个境界，用他在同一章里的话来讲，就在于其“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就是说，领导者悠悠然不轻易发号施令，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都说“这是我们自动自发做的”。
用“霸道”的，火气太重，即使成事，也根基不稳。千古一帝秦始皇，以铁血手腕征服天下，成就“六王毕，四海一”的大一统气象，然而普天下的民心却也被逼到了即将崩断的临界点，所以他本人一朝身死，偌大的秦王朝也便在眨眼间瓦解风化，二世而亡。
孟子对此有个说法：“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就是说，“仁”这个名义，不管“王道”“霸道”是都要用到的，如果用暴力去运用，让人不敢不服，就叫“霸”道；若用德行去教化，让人心悦诚服，才叫“王”道。
孟子还说，王道并无奥妙，也不难。有一次齐宣王看见一头牛被人牵去作祭祀，他不忍看牛害怕的样子，就命令用羊替换它。于是孟子对宣王说，这就是他的“仁心”，只要他能够把它推广到人事上，就是行“王道”。宣王说自己的修养不行，因为他既贪财又好色。孟子则说，人人贪财好色，这是人性的共同欲望。君王如果清楚了解自己的欲望，进而去了解他的所有人民的欲望，并采取措施尽可能满足这些欲望，这样就能让人民欢喜，得到民心，这就是“王道”。
“王道”简单说来就是将心比心，把人性的理念变成可操作的东西，由了解自己入手去了解人性，掌握人的行动趋势，知晓天下之人心所向，进而得人心，得天下。这便是先征服自己，再征服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是人间正道，也是理想状态下最为高明的道。
所谓“天”“地”，指战争的自然环境，就是天时地利。天时，就是指昼夜晴晦、寒冷酷热、四时节气的变化；地利，就是指征途的远近、地势的险峻或平坦、作战区域的广阔或狭窄、地形对于攻守的益处或弊害。
在古代有“冬夏不兴师”的讲究，就是因为天时不大方便，气候严寒，粮食紧缺。比如赤壁之战中，曹操在寒冬用兵，所以周瑜据此判断曹军战马缺乏饲料，是败因之一。而东汉马援进攻五溪蛮，则因盛夏士卒多染疾疫而失败。至于地利，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是个好例子。当时他率主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宁远，取小道进至大渡河畔的紫打地，准备渡河北上。然而清军已经在北岸布防，并买通了大渡河南岸的土司，截断了东西通道。当时，雨季到来，大渡河水陡涨，水势湍急。北岸又有清军阻击，石达开部几次渡河未成。后以重金向当地土司买路，也被拒绝。石达开进退无路，粮弹告罄，完全陷入绝境，兵败身死。
所谓“将”，讲的是军队的统帅问题。贤能的将帅是国家的辅弼，辅弼得周全国家就强盛，辅弼得欠缺国家就衰弱，“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什么样的将帅才算得上是“国之辅”呢？《孙子兵法》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所谓“智”就是智慧，多谋敢断，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信”就是诚信，言出如山，赏罚分明；“仁”就是爱人如己，珍惜生命，能与部属患难与共；“勇”就是果敢，锐意进取；“严”就是威严，严明法纪。一头狮子率领的一群绵羊能够打败一头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一个好将领对于一个军队来说在某种角度上起到决定性作用，也是评估一场战役的胜负与否的重要因素。
被誉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羽扇轻摇，便从当时的兵凶战危中凭空造出一个蜀国来。其人善观大势，坚持联孙吴抗曹魏，致蜀汉得与魏、吴鼎立；善于治军，强调为将明纪、治军严法，赏罚严明；用兵谨慎，避实击虚，奇正相依；重视后勤，常年派官兵千余整修都江堰，确保军粮生产；注重革新军械、装具，创制一发十矢连弩和适应山区运输的“木牛”、“流马”，改进钢刀，增强了蜀军战斗力；好兵法，推演阵法作“八阵图”，为后世传扬。有这样一位统帅相助，天生好命的刘备无异于得到百万精兵。
所谓“法”指的是军队管理和组织的基本章法。军中之“法”就是军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纪律是保证战争能够继续下去的保障，也是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真正的纪律，能造就一支可怕的军队。
二战后，蒙哥马利将军在被询问是否对中国发动战争时，曾坚决地说：“对于我们来说，铁的纪律就是决不可以攻打中国，因为中国所拥有的战争中最可怕的，不是武器和人数众多的军队，而是中国军人铁的纪律！”
至于如何运用“法”，则不离“刑”、“赏”两种基本手法，据说这是法家用来控制天下的“二柄”，只要抓住这两个把手，就可以顺顺当当地驾驭整个天下的子民。
这就是包括“道、天、地、将、法”的“五事”，而“七计”，也是从“五事”中化出来的，就是根据“五事”，进行七方面的具体比较，以预算战争结果。这七个方面指的是：哪一方君主更清明，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更好的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奖罚公正严明。
在楚汉战争爆发前，僻处汉中、巴蜀一隅的刘邦处于战略上的劣势地位，怎样扭转与项羽对峙中的战略地位，逐鹿中原把天下的统治权收为己有，是最令刘邦头痛的事情。面对着敌众我寡的战势，刘邦可谓无计可施，甚至是抓耳挠腮。这个时候韩信为刘邦计算出这场将要发生军事战斗的得失利弊，韩信指出：项羽虽然“勇悍仁强”，但他的“勇”，乃是只知道打打杀杀的匹夫之勇；他的“仁”，乃是婆婆妈妈的“妇人之仁”；他的“强”是暴力之“强”，所谓大智者不以武力取胜。刘邦听了韩信的计算后豁然开朗，之后他采用了韩信的策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举攻占了关中。这是“五事七计”预算公式绝好的一次成功案例。
（1944年，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盟军计划发起代号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战役。为实施此次战役，盟军组织了一支空前的登陆力量，计有舰艇5000多艘，飞机5000余架，登陆部队（150万人。为有效地组织好这支庞大的军事力量，确保登陆战役的成功，盟军最高统帅部在拟定计划时，除对双方基本情况作了比较外，还考虑到部队登陆后，盟军的增援速度是否能胜过德军的增援速度。盟军4）7个师全部上陆需要约一周的时间，在这一周内德军可能有多少援军，来自何方，距战场多远，怎样牵制敌军和阻敌增援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分析，确立了一系列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措施，最终取得了登陆战役的全胜。
在“人生战役”中，包括天时、地利在内的“五事七计”依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各行各业的激烈竞争中，聪明的人都会利用环境，从而分析出环境对于自身的影响。在择业的时候，对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七计”的比较，遵照孙子那千年不变的定律计算出利弊来，哪一个利大于弊，哪一个弊大于利，通过对“五事七计”的分析，得到正确的判断。
不过，即使“五事七计”的公式中各项因素都已经满足，这也并不代表事情已然尘埃落定，仍需要设法营造出一种只对你有利的趋势，让对方缚手缚脚，施展不得，以辅佐战略计划的实现。否则仍会有不可知的变数，致使对方不能完全落入你的算计中。
对此，日本“剑圣”宫本武藏有着很好的理论，他的克敌要诀就在于不让对手有抬头的机会，这叫“压枕”，而且要使用包括“眼神”、“身体”、“意志”“环境”在内的一切手段，在短兵相接的瞬间，为自己造出一种君临天下、胜负已定的气势，使对手怯场、犹豫，甚至痉挛得拿不住剑，就在这刹那间给予致命一击，则一切了断。
学晓诡道与算术
——兵者，诡道也……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
兵者，诡道也。
何谓诡道？是相对于“正道”来说的。
古代有讲究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战法，在作战之前先要宣战，约好地点，摆好阵势，彼此用兵来往冲撞，纯以战力取胜。就像西方骑士的公平决斗，架好长矛，划好了线，定好距离，喊开始，双方驭马往一起撞，谁被撞下来谁输，这号称是上帝的旨意。
这样的战法史有名例：高明的有齐鲁长勺之战，素食主义者曹刿算好了“一鼓作气，再衰三竭”的作战节奏，以此打垮齐军；也有很糟糕的，比如标榜对敌“仁义”的宋襄公，竟认认真真去行使那套“不鼓不成列”的蠢猪式战法。
于是，就有聪明人觉得这里面的智慧含量太少，玩起来未免不大过瘾，便开始改良兵法，变通得多了：时间不定，地点不定，战场流动性增大，作战内容成为一流机密，手法上也出现了诸如奇袭、迂回、包围、伏击、侧击等种种战法。总之，就是所谓的“兵不厌诈”，力求尽可能地欺瞒敌手。
这便是诡道的由来，从此，军事便演绎为艺术。
诡道的原则很简单：“诡道者，不守常也。”就是不拘常理，不落俗套，非常规、非常法、非常形；不断变化、不断超越、不依成法，“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
孙子提出的“诡道十二法”实是人类计谋的精华所在：
“能而示之不能”，就是瞒天过海的手段，是掩饰自己的战备。
“用而示之不用”，假痴不癫，加上施行苦肉计，令对方轻视自己，作出错误的决断。
“近而示之远”，调虎离山，调动敌人离开其有利位置，逆转双方的主动与被动态势。
“远而示之近”，就是暗渡陈仓的手段，是偷袭、突袭的准备。
“利而诱之”，如欲取之，姑先与之，或者用小败诱敌深入，或者围点打援，总之是调动对手，牵着他进入迷阵。
“乱而取之”，周密部署，我整敌乱，我快敌慢，好混水摸鱼，各个击破。
“实而备之”，敌人强盛求战，我退避保全，等其发生变化，我再猝然而至，这是“忍”的好处。
“强而避之”，敌人强大，阵脚周密不露破绽。我金蝉脱壳，再期求战，浪费敌方的军力、时间，这是以退为进的骚扰战术。
“怒而挠之”，激怒敌人上下将士，使其丧失冷静和统一指挥的控制力，与利诱所不同的是，这一手段是利用对方精神力方面的弱点，同时还要持续刺激，使其保持稳定的、“气昏了头”的状态。
“卑而骄之”，面对保持平常心的对手，要使用一切手段麻痹对方，刺激对方，令其骄傲自大，失去自身的节奏，我方才好以逸待劳，就是所谓“骄兵计”，此计一旦得手，纵使敌将保持冷静，敌人的部众因为智慧不足也会上当，敌国的元首和公众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也会对敌方统帅施加压力。
“佚而劳之”，疲兵计，加剧对方体力和精神力的消耗，减弱其战斗力和应变力。
“亲而离之”，从内部破坏敌人的团结，使上下离心，或拆散其非常好的组合，使我方得以分而治之。
一言以蔽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就是“诡道十二法”的精髓。
运使诡道，需要高明的算计能力，这叫做“算术”。
“算”在古代指计数用的筹码，算法历来同兵家有着不解之缘。在流行于后汉的《孙子算术》、明代的《算术统宗》中，甚至把一次不定方程解法的命题也称为“孙子数物题”、“韩信点兵”、“鬼谷数”，算计的事物从牛羊、口粮直到人事、阴阳，可见万物皆入算计之中。
关于算计孙子有话：“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就是要进行“庙算”，在兴师作战前，先在庙堂（朝廷）举行会议，作战略决策。也就是俗称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麦克阿瑟则说，战争失败的历史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太晚——了解潜在敌人的致命目的太晚，认识到致命的危险太晚，准备太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太晚，支持自己的朋友太晚。麦克阿瑟是一个靠直觉和灵感打仗的将军，他在这里非常直观地说出了“庙算不胜”在战争中带来的被动——应该整合在己方制胜因素里的各种条件，如果错失，则必将导致不利形势和败局。
战争在实质上就是双方算计能力之间的较量，在兵法家眼中，偌大的战场不过像个棋盘，自己要做的，就是开启头脑的运算能力，找到好的排列组合，用有限的棋子，组成无限的“形”，使整体发出的力，大于局部力量的“和数”。
以楚汉战争为例，刘邦手下有着一流的智囊团：韩信、萧何、张良，这三个各自领域的人杰，再加上陈平、郦食其等人，远远胜过项羽，而项羽有一个足智多谋的范增还不能完全信任。双方拥有高级计算能力的头脑，在数量上差异过大，这就决定了最终战局“乌江自刎”的走向。在现代战争中，算计的作用更为明显。各国的军队虽然在精简，分工却是越来越细致，对军事、政治、外交、情报、民族、环境等问题都要仔细算计，作为参考纳入最高决策。
多算胜，少算不胜，如条件允许，要尽可能将自己的、敌手的情况最大限度地纳入算计之中，以立于不败之地。比如田忌的上、中、下三等马，在孙膑的算法下就出了彩，发挥了“非凡马”的作用，这是将本用于军阵的算法用于日常，实在是狮子搏兔，牛刀割鸡了。
另外，“术中有数”，在算术中也要考虑各种变数，不应该只是一厢情愿的认为事情一定按照事先计算好的情形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知识为人掌握，这同时也给人一种错觉——只要学习了某门知识，就可以在该领域运筹帷幄、算无遗策了。然而，很多事情并不像计算机操作那样，输入固定的代码就会出现相同的结论，往往还有诸多客观的因素要考虑，并根据具体的实施者和受事者以及环境的不同有所不同。“机不可设，设则不中”，设想好种种可能，再一一制定出对策，是过于理想化了。实际事务中的种种变数，往往出乎意料，很少有机会可以做出所谓的“万全之策”。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除了随机应变之外，还有一个对策是让计划尽可能的简单，步骤越少越好，减少未知因素的干扰；同时，进行计算应在事理之中、人情之内。也就是把握敌人的心理，让敌人察觉不到你的计划，或者自以为察觉到你的计划，让敌人自以为事情发展尽在掌握，这样的心态，对你来说是最为妙不可言的。
计篇是孙子对战争的总体认识，是总揽全书的纲要。孙子从最宏观的角度讲述了战争辩证原则：战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必须深以谋划，慎重对待。主张通过对敌我双方现有客观条件的考察比较，充分发挥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能动性，积极“造势”以确保己方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克敌制胜，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