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转变并不像有些人所宣称的那样：马克思是通过黑格尔式的纯思辨方法得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对此，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也进行了有力的批驳：“马克思突然支持无产阶级的事业可以直接归因于他亲身接触了法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其他早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例如魏特林、赫斯也是这样。马克思现在不是为莱茵地区的资产阶级编辑报刊，也不是坐在克罗茨纳赫从事研究，而是站在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的心脏。他与G·毛勒居住在同一栋房里。毛勒是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马克思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从1843年10月起，马克思就开始浸润在社会主义的氛围中。毫不奇怪，周围的环境迅速影响了他。”［英］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奥古斯特·科尔纽也认为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不是偶然的，之所以发生在巴黎，是因为马克思在巴黎找到了有助于他向共产主义观转变的四个因素：“第一，比德国远为先进的法国的经济状况（从这种状况中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第二，具有明确阶级意识的大工业无产阶级；第三，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延续及其终幕——1830年革命；第四，一大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家，特别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批判。”［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王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2页。这种立场转变反映在某一时空点上，而且仅从这一时空点上看，的确很突然，但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和理论研究思路来看，这一转变又是必然的事件。因为马克思已经抛弃了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政治自由和理性自由的唯心主义理解，而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解，即真正自由的人不仅要从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要从金钱关系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理解已经无限逼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对人的本质异化的理解。
通过对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的考察，马克思认为德国革命必须采摘“新鲜的花朵”，但这朵花儿不是“在法国和英国行将结束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页。因为德国革命所要求的政治革命在这些国家本身正在受到批判：“一旦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现状，不然的话，批判就会认为自己的对象所处的水平低于这个对象的实际水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页。在法国和英国那里只是当做锁链来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而德国政治革命正在争取的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并被德国人看做是美好未来而大加赞赏。马克思认为对资产阶级现代政治社会的批判，就涉及真正人的解放，能够对资产阶级现代政治社会进行批判的，不可能是资产阶级自身，而只能是无产阶级。可见，马克思终于认识到真正人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或者说无产阶级解放了才会有真正人的解放。
此时，马克思还认识到德国革命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一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二是无产阶级革命。但马克思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并义无反顾。正是因为这个立场问题，马克思同与他曾经进行过合作而最终立场异于他的人彻底决裂了。马克思认为德国不应该重复法国、英国他们昨天的故事，而应该进行他们正在讲述的故事，也就是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显然，当马克思对德国革命进行思考时，他就已经遇到了“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尽管被称为“卡夫丁峡谷问题”是后来的事情，但这时候已经明确地提出来同样的问题了：“德国不是和现代各国在同一个时候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的。甚至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却还没有达到。它怎么能够一个筋斗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同时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呢？后一种障碍，它实际上应该把这看做是摆脱自己实际障碍的一种解放，而且应该把这作为目的来争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马克思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德国目前是不可能超越两重障碍，不可能完成这样的革命，因为这样的革命对德国而言就得要进行一种彻底的革命，而“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而这些彻底需要所应有的前提和基础，看来恰好都不具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马克思认为，如果德国进行部分的纯政治革命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就不能从根本上动摇腐朽制度的支柱。这种政治革命实质是市民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即资产阶级通过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的统治，他从本阶级特殊利益出发从事着所谓的社会的普遍解放，他只不过是市民社会普遍解放的虚假“总代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解放实质不过是“使一个等级真正成为解放者等级，另一个等级就必定相反的成为公开的奴役者等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它会使社会的一切缺陷弊端——例如在这种社会中会重新使一部分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必定相反的集中于另一个阶级身上。只要等级、阶级始终存在就必定会引起普遍不满，从而由于这种特殊的社会领域必定被看作是整个社会中昭彰的罪恶而再次成为普遍解放的障碍。因此，只有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才能获得普遍的自我解放。“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页。只有形成一个人的完全丧失且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的特殊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没有任何特殊权利的阶级，一个遭受苦难具有普遍性质的阶级，一个历史上最后的受奴役的阶级，一个全面被异化的阶级，它不能再求助于除了人的权利之外的任何权利才能获得解放的阶级，德国彻底解放才有实际的可能性。
马克思指出落后的德国一直是在哲学中经历着自己的未来，但对落后的德国而言仅有批判的武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纯粹的思想什么也不能实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页。马克思在这里鲜明地提出了理论和革命实践要相结合的观点。哲学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其理论才可能会彻底；无产阶级也只有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当作自己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自觉革命的阶级。马克思在文章的最后作了一个总结：“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在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马克思明确地认为人的解放理论的出发点是人的最高本质，尽管对这个本质的认识带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色彩，但并不妨碍马克思对人的本质作出进一步探索，并把人作为自己理论研究的出发点。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只要涉及人的解放问题，其立足点就是真正的人。马克思已经开始从社会经济生活来理解人了。只有摧毁一切奴役制度，人类才能彻底解放；只有否定了私有制，无产阶级才能获得彻底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人类的解放，人类解放需要有自己的理论武器，人类解放必须依靠的真正力量是无产阶级。
从唯物史观发展史的角度来讲，正如马克思所说，他的研究得出了一个关于唯物史观的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7页。但从人的解放理论研究角度理解，这篇文章名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那样是通过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页。来达到研究德国如何解放的理论目的。无产阶级解放命题的提出，反映了马克思已经确立了理论研究的关键性的任务。正是这个重要的理论研究任务和革命使命才进一步促使马克思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去寻找人类解放的历史规律。
从中学时代树立的一个崇高的理想到真正人的解放问题的确立，马克思经历了十年的艰辛探索。新世界观的确立意味着新的理论研究的开始。马克思就要着手证明“无产阶级解放是真正人的解放命题”的合法性。
§§§第四节唯物史观起源
体现在《德法年鉴》上的研究成果表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并不是完全建立在对现实进行客观批判的基础之上，而且当时对无产阶级还缺乏根本性和总体性的认识，当然对资本主义社会也缺少最起码的了解和认识。此时马克思依然较为注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理论和批判的作用。虽然认识还带有教条的性质［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王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1页。，但马克思毕竟弄清楚了真正的人解放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这一理论研究的总问题。因此下一步的理论研究自然是要对无产阶级本身进行分析，而要对无产阶级进行分析，自然就得分析资产阶级；要分析这两个阶级，自然就得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社会整体结构。这样一来，从理论进一步走向现实、走向实践，从哲学转向政治再转向经济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基本的分析，首先深刻地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马克思说这种分析是实证的：“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页。这种唯物主义的立场应该是后人解读马克思这篇手稿所必须坚守的，抛弃了它，也就等于疏离了马克思，同时必然意味着亲近了费尔巴哈。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总体概述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成为资本的奴隶，工人必须为获得工资而谋求工作，为获得物质生活资料而斗争；从社会维度看，劳动仅仅成为增加财富的手段，这不仅有害（对工人而言就是如此），而且会招致灾难。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把劳动仅仅看成是谋生的手段，只把工人看成是给资本家赚钱的劳动的动物。马克思认为在农业中各种竞争的最终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整个社会只剩下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原先建立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各种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地产成为商品，所有者的政治统治变为资本的经济统治，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变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地产则表现为逐利性。最后，“地产必然以资本的形式既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也表现为对那些因资本运动的规律而破产或兴起的所有者本身的统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2—46页。马克思认为地产集中的程度越高，竞争越激烈，更容易导致危机。在竞争中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已经降到最低限度的工资不得不进一步降低，这势必导致无产阶级革命。
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日益贫穷（这是“工资”一节中的结论），而资本家的利润却日益增多（这是利润一节的结论），这是困扰马克思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是初涉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一下子就深入到问题的核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与马克思始终以“人的解放”作为自己的总问题去进行理论研究分不开的，而当下人的解放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
马克思说，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对立和分离的本质联系，也就是要透过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的表面对立或分离去分析异化问题。正如阿尔都塞揭示的：马克思研究“劳动者日益贫困化与现代世界中出现少数人暴富（政治经济学对此表示庆贺）相对立这个矛盾”恰好击中国民经济学的要害和弱点。［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8页。正是涉及人的解放中的根本性问题——贫富对立、劳动和资本对立、劳动异化——迫使马克思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尽管彻底揭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秘密是在《资本论》中完成的，但其所要研究的问题则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来的。阿尔都塞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资本论》的先声，《资本论》的草稿，或《资本论》的草图。这幅草图虽然已初具规模，但毕竟还没有完全画好。油画家们就有这样的画作；由于它们是在灵感奔放时的神来之笔，它们往往比完成了的作品更加宏伟。《手稿》的引人入胜，它的不可抗拒的逻辑，它的严肃可靠的辩证法，都有这种宏伟的气势。”［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9页。阿尔都塞的分析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