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个名称与马克思本来的想法是不相符的，按照马克思研究计划，这个手稿应该称作《1844年经济学手稿》，因为马克思在这个手稿的序言中说得清清楚楚：“我打算连续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以及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由于这个原因，在本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所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页。之所以被人们冠之以“哲学”字眼，主要是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缘故。其实，《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仅仅是对笔记本Ⅱ的补充，而笔记本Ⅱ的内容又是研究什么呢？马克思也清楚地告诉了我们，那就是“我们来进一步考察三种关系” 参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4页。，这三种关系是指“同劳动和工人生疏的人对工人、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参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1页。所以笔记本Ⅱ的标题应该是《资本家与工人、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而不是《私有财产的关系》。不能因为手稿的缺失而损害了马克思理论的原貌。在笔记本Ⅰ中，马克思已经分别分析了工人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润、地租虽然分析了地租，但这是为了说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阶级，从而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便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这种考虑在《资本论》中也得到了体现。和（异化）劳动（按照马克思的本来想法应该命名为劳动而不是异化劳动），但还没有把它们放在一起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所以马克思才说接下来就要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手稿的缺失，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关于这种关系的天才分析。
还有一个问题是马克思在这儿为什么要“突然”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呢？在《异化劳动》这一节中，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亦采用了赫斯的异化概念，而非完全的黑格尔哲学的异化概念，但主要运用了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赫斯认为私有制是异化的根源，因此，应该“通过废除私有制和实行利他主义来扬弃异化，但由于他仍然拘泥于无差别的人性的概念，所以像费尔巴哈一样，把社会问题变成了道德问题，并像费尔巴哈一样企图以利他主义和普遍的爱来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虽然采用了赫斯的这一重要的异化概念，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发展观和恩格斯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却能够使他拒绝赫斯的伤感的、空想的解决办法。”参阅［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王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0、71页。马克思正是受到了赫斯的异化思想的启发，但又不满于赫斯的解答，才从经济社会角度的异化概念出发去重新审视黑格尔辩证法。之所以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是因为它在本著作中与国民经济学所要讨论的人的本质和劳动异化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黑格尔唯心的否定辩证法也坚持人的异化，他把劳动看做是人的本质，认为真正的人是他自己劳动的结果，但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的，他把劳动仅仅理解为精神，所以才要对之进行批判。但是马克思明确地表明这种批判也“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所专门涉及的范围”。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异化与外化、对象化混为一谈，将之视为是相同的现象，因而只看到了人的实践、劳动对人的肯定的方面，而漠视与否定了实践、劳动对人的否定方面。确切地说，黑格尔只看到了劳动对人的本质的肯定，而否定了劳动的异化对人的本质的否定”。林剑：《论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实践范畴与唯物史观的逻辑结构》，《哲学研究》，2004年第12期，第3—7页。马克思把劳动对象化与劳动异化作了区分，劳动对象化是对人的本质的确证，而劳动异化则是人的本质的丧失。正是这种区分使他既不同于赫斯也不同于黑格尔，从而能够创立一种新的历史观，即劳动历史观。马克思同样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但他对劳动的理解既不是赫斯的又不是黑格尔的；马克思的研究得出了新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人的历史是由人的劳动创造的。马克思认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2页。在随后完成的《神圣家族》中则直接表述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119页。1844年手稿是创立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决定性的理论发展环节，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只不过是对“人的历史是由劳动创造”这一核心命题的演绎而已。
二、探秘唯物史观起源的基本思路
关于唯物史观起源问题，目前流行的观点来自于恩格斯，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后来，在1893年2月7日致弗·雅·施穆伊洛夫的信中又进一步明确了这种说法：“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马克思的附录指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编者注。其实就是它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1页。自此之后，恩格斯的这一说法成为世人的共识，以致无人去怀疑它的准确性。
对于唯物史观起源于何时，恩格斯又有一说法。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他坦言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7—258页。恩格斯这段话表明了这几层意思，一是唯物史观的起源时间是在1845年春之前；二是他个人相近的唯物史观的观点大致体现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三是在布鲁塞尔马克思把其成熟的思想告诉他了。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在1845年春，这是不是意味着恩格斯的关于唯物史观起源时间的说法存在着冲突。不存在，一个是具体的文本时间，一个是马克思与之交流的时间。除了发表于1888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外，恩格斯肯定没有看到1844—1845 年时期马克思写的其他手稿，尤其是经济学手稿。因此，从恩格斯角度来推测，马克思早已告诉过他的成熟思想最有可能是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当然，恩格斯所说的时间对我们探秘唯物史观起源仍然是个重要因素。
其实，人们都忽视了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起源的自述。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他在这之前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作了一次总结。其中，马克思顺便对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居住期间即1844年至1845年期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进行了回顾，他说：“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指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引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由此可见，令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得以解决的。马克思并没有把唯物史观的发现归功于他一个人，紧接着说恩格斯是“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他一样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马克思明确表明唯物史观是在研究政治经济学过程中获得的理论成果。让人感到不解的是，人们情愿只相信恩格斯的说法，而没有依据马克思的这个自述性总结来探讨唯物史观起源的历史真相。
关于唯物史观起源的问题，应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中以及结合唯物史观原理本身来确定一个真实可靠的评判依据，如果他们两人有冲突，应以马克思提供的信息为准。据此，我认为能够成为起源的文本必须同时具备以下要件：一是必须在马克思所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文本中去寻找。马克思不仅强调自己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中得出了唯物史观的结论，而且还认为恩格斯是从另外一条道路（实质上也应该归属于政治经济学这个因素）得出同样的结果。这里的另一条道路不是指与政治经济学不同的道路，而是指恩格斯采用实证研究的路径。恩格斯在1845年1月20日致马克思的第3号信中说：“我的关于英国的著作当然也不会起什么作用，那些事实是太明显了。……我们这些德国理论家还根本不能发挥我们的理论，我们甚至还没有发表批判荒谬言论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6—337页。马克思的研究路径不同于恩格斯。从他们之间的通信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应该是在着手进行理论批判的研究工作。恩格斯说：“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你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指《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引者注），还是尽快把它写完吧，即使你自己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6页。在恩格斯看来，即使是事实也应该发表出来，但更要进行理论批判。可是，作为德国理论家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他认为“这是可笑的，但这是时代的标志，是德国的民族污泥分解的标志。而现在正是时候了。” 因此，他敦促马克思“一定要在4月以前写完你的书，要像我那样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7页。可见，政治经济学手稿是探秘的唯一正确的方向。二是时间的要件，这个政治经济学手稿的时间只能是在1844年至1845年3月之前。三是已经初步确立了唯物史观理论研究的前提、基础、基本概念或精神的雏形，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之间的关系，这一要素是由唯物史观的内容本身决定的。当然我们不能苛求是非常清晰的表达，因为在唯物史观的诞生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概念也不是很清晰和准确的。四是涉及无产阶级解放的内容。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提到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本书的主旨内容。恩格斯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针对这一内容的。尽管恩格斯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那些事实是太明显了”，但马克思却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唯物史观的初步结果就体现在其中。在书中，恩格斯首先揭示了英国产业革命过程中英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但这个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96页。其次揭露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生活困苦和工作条件恶劣，指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利益上的根本对立。“因为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所以很显然，这个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05页。资本主义社会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奴隶制。“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60页。， “这种奴隶制和旧式的公开的奴隶制之间的全部差别仅仅在于现代的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一次就永远卖掉，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按日、按星期、按年卖掉的，因为不是一个主人把他卖给另一个主人，而是他自己不得不这样出卖自己，因为他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有产阶级的奴隶。对于他，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种表面的自由一方面虽然也一定会给他带来某些真正的自由，可是另一方面也有它的坏处，即没有人保障他的生计。他的主人（资产阶级）如果对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存不再感兴趣，就随时可以把他赶出去，让他去饿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64页。恩格斯还指出无产阶级除了革命再也没有别的出路，因此“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这与其说将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倒不如说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将愈少。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但是否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以消除这种敌对为目的的。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奴役者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