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912年现象”
本文入选2008年6月“上海·纽约都市文化与都市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主题演讲。
——大历史背景下的海派书画嬗变研究
引言：从“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说起
在观赏海派书画大师吴昌硕先生那些笔墨遒劲酣畅、气势郁勃豪迈的丹青翰墨时，经常能发现这样一方闲章：“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当时已是69岁的老人弃名（俊卿）而以字（昌硕）行世？其中是否隐藏着风云激荡的历史往事，还是蕴藉着扑朔迷离的艺术玄机？这引起了我破译的兴趣。
农历壬子年，正是1912年。这一年，对吴昌硕个人来讲具有里程碑意义，他正式定居上海，完成了从艺术大师向海派艺术领袖的嬗变。而这一年，对于整个中国来讲，却具有翻天覆地的历史意义。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急风骤雨冲击下土崩瓦解，就在这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为临时大总统。是年成为中华民国元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艺术理念，闲章不闲，印为心声。此方“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的闲章，正是一位卓越而敏感的大师为当时刻下的时代印痕，也是为后人留下的历史密码，从中折射出了这位老人面对历史转变的心灵感应和笔墨反馈，亦为我们解读那个时代留下了精湛而宝贵的文化启示。
于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重要、最活跃、最强势的艺术流派——海派书画就这样与1912年邂逅。改朝换代，使当时已是“东南之都会，江海之通津”的上海，在社会性质、城市结构、经济形态乃至市民意识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变化。艺术史的研究重在发现艺术演变过程中重大转折的契机或是引起巨大变革的成因。诚如温尼·海德·米奈在著名的《艺术史的历史》中所说：“什么是艺术史？它从那里来？它的背景是由怎样的思想、制度和实践所写成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使社会性质有了巨大的进步，这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上，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机与时代性的更新。历史地看，1912年为海派书画提供了一个高端发展的契机和创造辉煌的平台。为此，我称其为“1912年现象”。
一、民族工业发展黄金期的铺垫
从国际背景来看，1912年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列强放松了对东方的控制。而从国内背景来看，旧式封建生产关系被打破，新型的生产关系逐步建立，使近代上海工业，特别是民族工业迅速发展，使城市综合能力及市民经济有了较大的提升。“辛亥以后，民族工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所谓黄金时代不仅指民族工业发展速度快，获利丰厚，而且也意味着这一时期民族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原料、劳动力、资金融通，特别是市场所面临的形势都处于最有利的时期。”（《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近代前编》中亦指出：“辛亥革命还解放了清朝专制统治禁锢下的生产力，为民国初年的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较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代’开辟了道路。”这个时期上海的棉纺织业、面粉业、机器制造业、化工业等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一些富有创业眼光和奋斗精神的实业家也抓住了这个良好时机，将民族资本工业企业做大做强，如面粉、纺织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煤炭大王刘鸿生，以创办大隆机器厂名世的严裕棠，灯泡大王胡西园，华生电器的创办人杨济川等，从而使上海成为全国经济的领头羊，进入了开埠后人口增长的迅猛期、经济发展的黄金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由于城市实力的提升，上海的投资环境得到改善，市政建设也开始实施。而从外来移民到都市市民的文化素质也得以初步提升，无论是从经济条件还是从文化水准来看，城市市民代表着一个新兴都市的意识观念。“市民当然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但近代意义上市民是属于公共领域的概念，指的是城市自由民或公民。”（《上海通史》）这些都为城市工业的发展和文化的构建夯实了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民族实业家中，有不少是海派书画的收购、收藏大户，如荣家、刘家、庞家等。
在这个历史阶段，上海新一代民族资本家开始崛起，他们与清末的实业家、绅商，如李平书、曾铸、王一亭、虞洽卿、伍廷芳、朱葆三、黄炎培、史量才等有所不同，大都有留学的背景，具有现代企业家的素质和开放办工业的理念。如和兴钢铁厂的陆伯鸿，厚生、德大两大纱厂的穆藕初等，他们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及经营理念，使工厂在规模、设备及生产能力、产品质量上均处领先水平。诚如《中国通史·近代前编》中所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以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发展。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为了笼络资产阶级以赢得他们的支持，也把一些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吸收到政府中来。资产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力，又制订出了一些有利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政策和法令，逐步解除了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封建束缚。……这样，在1911年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中国通史·11卷》）历史地看，正是上海民族工业的发展为海派书画这一民族艺术的兴盛作了经济上的铺垫和市场化的奠基。这就像当年扬州八怪的崛起凭借的是扬州盐商的钱袋。
二、远东金融中心的支撑
此时上海租界也取得了发展时机，外资开始集中投入，使之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国际投资市场，棉纺、造船、煤气、自来水、电车乃至唱片公司等纷纷崛起。同时，由于租界的独特性，大量资金又汇入上海。辛亥革命后，各地军阀混战而上海租界相对安全，这也促进了金融业的兴盛。晚清时期，外国银行开始进入上海，著名的有英国汇丰银行（1867）、美国花旗银行（1902）、法国东方汇理银行（1899）、比利时的华比银行（1902）、德国的德华银行（1899）、荷兰的荷兰银行（1903）、意大利的义品银行（1907）、日本的横滨金正银行（1893）。而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也于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黄浦滩路6号（今中山东一路7号）开业。银行最主要的业务是吸收存款和进行融资，而汇丰银行从开办之初就大力吸收存款，为此曾开办过1元起存业务，特别是到了辛亥年后的1912年，大批清王朝的高官大吏及商绅贵族将钱款存入，再加中国政府的关税和盐税，使其存款猛增。“汇丰银行吸收存款之多，在远东也是首屈一指。其存款来源广泛，一是在华外资企业周转中的间歇资金和外国资本家的货币资金；二是1911年和1913年起开始保管中国政府的关税和盐税。同时，中国王公贵族、封疆大吏、富商豪绅等搜刮来的巨额存款也都保存在这里，因为汇丰银行当时被认为是保存私人财富最可靠最安全的地方。汇丰银行在中国的其他业务，如发行钞票、黄金买卖、国际汇兑、贷款等也十分成功。”（《上海》）
在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华资银行中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以先进的现代市场意识运作，并敢于抵制北洋政府的停兑令，使业务向工商业靠拢，成为上海金融市场的中坚。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后来在实力派人物钱永铭的改组下，聘请本身既是实业家又是书法大家的张謇为总经理，业务也转向汇兑和工商业，发展较快。另外，1912年一些华资银行将总行集中迁至上海，如浙江兴业银行将总行迁沪，以商业汇兑、存放款为主要业务。浙江银行也在这一年将总行迁沪，胡济生任董事长，李铭任总经理。由此，上海成为华资银行集中地，和外资银行形成了对应。上海不仅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亦是远东的金融中心，有“东方纽约”之称，而银行集中的江西路段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上海黄金市场的交易量仅次于伦敦和纽约，超过法国、日本和印度任何一个城市。外汇市场也由于汇丰银行的巨大吞吐量，成交数量巨大。”（《上海》）经济的勃兴、金融的发达，为海派书画培养了市场，直接促使海派书画市场价格在这一年极大飙升，海派书画低价位的时代就此终结。
三、商业兴盛及三大购藏群体的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