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后，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远东金融中心的形成等，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兴盛，近代意义上的百货业、旅馆业、酒店业、服饰业、娱乐业（包括游乐场、舞厅、戏剧院、电影院）等进入了繁荣期，上海有“东方巴黎”之称。社会形态的改变与生活方式的更新，是时代变化的必然反映。特别是上海，是现代市民意识和都市生活理念最先成熟的地方。“民国以后，更是中国人极度崇洋的时代，西方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时尚，这时人们仿效西方生活方式也有了更多的渠道，如西方的演艺明星时常来沪演出，一些小报记者对演艺明星们的穿戴津津乐道，描绘得详尽无遗。除了外国人的示范，上海城市本身的发展也为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如日渐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发达的工业和商业、电影等现代娱乐方式出现，这都使便捷、舒适、丰富的都市生活成为可能。”（《上海》）
近代工业的昌盛、金融业的繁荣、商业消费的兴旺等因素为海派书画销售及流通打造了雄厚坚实的市场平台，同时也提供了广泛丰富的受众资源。当时上海市民群体的主要构成是工商业实业家、中间阶层、产业工人、个体劳动者等。历史地看，这正是在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经济的生产体制、商品关系下，产生和形成的新兴市民群体。而其中上海新兴的民族工商业者及资产者的规模与数量、实力与作用，不仅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构建了上海新型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和市民阶层。“上海工商、金融资产阶级领导着社会新潮流，构建了上海都市文化与人群性格，刻画了上海人的基本形象，导引着上海人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上海人的‘理性经济人’的特征正是其人格投影、造型与复制。……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里，形成一支独特的社会力量，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对社会中间团体如工会、商会等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在上海各种社会关系中，他们占据了矛盾的主导面，构成了上海现代化一股极为重要的内部力量。”（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这批民族工商业者及资产者、金融家等，既有传统文化的背景，又有时尚意识的认知，从而形成了购买海派书画作品的第一高端群体。他们大都购买名家、大家的书画作品，亦通过熟悉的大笺扇庄来定期购买书画家的作品。
而中间阶层，亦是购买或收藏海派书画的重要社会力量。尽管他们在财力上不及工商业家、金融家，但在个人文化修养、艺术造诣及鉴赏能力上，却有优势。他们主要由教授、律师、医生、工程师、记者、编辑、作家、会计、职员等组成。他们大都有着较高较稳定的收入，在过着小康生活的同时，亦有一定数量的余钱可以用来消费书画。“上海开埠通商后，中外商家企业纷纷在上海经商置业，这些商业和实业除了需要普通劳工之外，当然也需要许多能写会算的读书人以至是文化人，来担当相应的文书、技术和管理的工作。”（《上海市民社会史论》）可以这样讲，他们是海派书画购买、收藏最基本的群体，他们有着完善的教育背景、良好的知识结构和高层次的审美素养，因而成为人数上最多的受众。诚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所说：“他们往往被称为‘白领阶层’、‘中产阶级’、‘中等阶级’，等等。”（《城市季风》）
另外，海派书画销售的对象还有第三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外籍外侨群体，即外来居留民。他们由于较多地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艺术爱好，因而也购买或收藏海派书画家的作品。他们中有领事、代办、洋行老板、银行董事、商行总经理、传教士、高级管理人员、工程师、记者等，其中主要是英国人，后来大批日本人来到上海办厂、经商、行医，他们也成为大宗收购、收藏海派书画家作品的群体。有些日本画商还组织海派书画家赴日本办展，如日本的求文堂、至敬堂、长崎双树园、大阪高岛屋等画廊就曾举办过吴昌硕及王一亭等人的书画篆刻展。
四、高官名流加盟的提升
辛亥革命对清朝的颠覆，使不少高官大吏名流失去了顶戴花翎。他们怀着“一士不仕二朝”的古训和“忠君不二”的旧德，纷纷寓居在生活条件较为优越，文明形态较为先进的城市，其中以上海为最，其次是青岛、天津、广州、徐州、南京、南昌、北京、苏州等。据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载：“胡小石言：辛亥之后，清室遗臣，居处分两大部分：一为青岛，倚德人为保护，恭王、肃王及重臣多人皆居此，以便远走日本、朝鲜、东三省；一为上海，瞿鸿禨曾任军机大臣，位最高，沈子培（曾植）、李梅庵（瑞清）则中坚也。小石居梅庵家，青岛、上海两方遗臣举动，多窥内幕。在袁世凯谋称帝时，日人曾派重要人物多次往来协商于青岛、上海间，欲拥宣统复辟，或在东三省建立大清国，恭王、肃王移住旅顺，即商订此协议也。青岛方面一致赞同，日人乃偕青岛遗臣要人，来沪方争取同意。瞿子玖首先反对。坚持瞿意者，则李梅庵、沈子培、陈散原（三立）诸人。梅庵谓是置宣统于积薪上也。青岛、上海意见既分歧，袁世凯多罗致青岛重臣入北京矣。”当时寓居上海的清末高官大吏名流主要有陈宝琛、沈曾植、陈三立、李瑞清、瞿鸿禨、陈夔龙、冯煦、朱祖谋、康有为、曾熙、张謇、袁树勋、刘承干、樊增祥、张元济等，而寓居青岛的则有于式枚、刘廷琛、赵尔巽、周馥、陆润庠、劳乃宣、辜鸿铭等，无论在人员数量上，还是在社会地位及影响上，上海是占绝对优势的。更为重要的是上海、青岛两地清末高官大吏名流的政治倾向截然不同。上海绝大多数是帝党，曾经是维新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如陈宝琛是著名的“清流四谏”之一。沈曾植曾与康有为开强学会于京师。陈三立与父陈宝箴在湘实行维新新政，为此他被指“招引奸邪”而“永不叙用”，其父则被慈禧秘密赐死。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领袖。朱祖谋曾因朝政之事面斥慈禧而险遭杀身之祸。张元济因参与变法而被“革职永不叙用”。张謇曾代湖广总督张之洞撰写了著名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而青岛则绝大多数是后党，崇尚守旧复古。
值得指出的是寓居上海的这批清末高官大吏名流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含金量，可谓是硕学鸿儒、大师精英。如陈宝琛不仅是一位书法名家，亦是一位难得的古印收藏大家。沈曾植前系诗文领军，被尊为“同光体之魁杰”，后是一位自开艺风的书画大师。陈三立则是清末诗坛代表人物，其书法亦格高韵清。朱祖谋系一代词学泰斗，汇编《彊村丛书》，其书法亦风格独特。张謇系中国近代工业的先驱，亦精于音乐，工于书法。康有为则博学多才，以魏碑书体独领风骚。李瑞清是近代杰出的教育家，以“为国育才”为己任，书画造诣精深，张大千、胡小石、李仲乾等名家均出自其门下。张元济系商务印书馆的掌门人，其书法大气端庄。曾熙八岁即能诗善书，有“神童”之称，其书画立意高迈，为时所重。他们来到上海，不仅是居住生活时空的转移，亦是社会身份的转换。从三叩九拜的旧臣子到直面市场、自食其力的新市民，从封建士大夫到润格售艺、鬻画卖字的从艺者。正是由于：一、历史交替期的改朝换代；二、上海作为近代都市的崛起；三、海派书画经济形态的勃发。这种历史、城市、从艺元素的组合，使清末的这批高官大臣名流成功地转换角色，成了海派书画的新型成员和骨干中坚。从他们的身份（进士）、地位（高官）、影响（名流）来讲，要比海派前期书画家任阜长、任伯年、蒲华、虚谷、钱慧安等这些来自民间的书画家优越得多，这也是1912年海派书画进入高价位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此时，又恰逢人艺俱老的吴昌硕定居上海，于是他成为了这批封建士大夫书画家的领袖人物。
结语：1912年应当镌刻进海派艺术的编年史海派大文化圈在1911年后的形成，海派书画润格在1912年中的飙升，靠的是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有利因素。除了上述情况外，1912年的上海，也是全国政治重镇。辛亥革命的领袖、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从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到1925年逝世的14年中，就有9年是住在上海租界的，这当然也与当时上海租界的特殊体制有关”。（《上海市民社会史论》）也就是说从1843年开埠至1912年这个历史转折点，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上海的城市风范已呈现出高度的物质文明化和开放的精神主体化。整个上海，也即海派文化艺术大系统已从孕育发展趋向成熟。此时的上海已拥有三种突出的优势，即都市经济发展优势、都市文化中心优势、都市市民意识优势。这些均为海派文化艺术的发展夯实了基础，提供了高层次的起点，不仅是海派书画取得良好的发展契机，与之相应的海派京剧、海派文学、海派娱乐、海派电影、海派话剧等也进入了蓬勃发展期。
1912年的历史垂青，滋润了海派书画艺苑。然而作为一种社会成因和经济效应，它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海派书画艺术的大发展、大提升，还决定了海派书画在全国的领军地位，预示着一个大师辈出、流派纷呈的鼎盛期的到来。可以这样讲：海派书画的辉煌与成就，就是以1912年为起点的。因此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1912年是无论如何不应被忘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