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机器设备残缺不全，带着明显的战争创伤。但盛田昭夫和亲密的合作者井深大依靠特殊的组织才能和技术创新精神，从美国引进晶体管技术，研究、开发出新产品—袖珍晶体管收音机，一举成功，打进美国市场。以后，这个公司又相继开发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新产品：调频调幅收音机、5英寸晶体管电视机、台式计算器、磁带录像机、单枪三束式彩色电视机……并且，他们依据“资源、地理、资本的优势”，实行就地生产，把资本、技术扩散到世界各地。比如，他们在美国的圣地亚哥设立了圣地亚哥彩色电视机工厂；在法国的巴莱纳设立了巴莱纳录音带工厂；在英国的南威尔士设立了布哈里德彩电工厂……由此，索尼一举成为世界性企业。SONY广告商标，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家喻户晓。
除盛田昭夫外，在战后日本经济振兴中成绩卓著的还有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御本幸吉等。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他们不属于强大的财阀集团，没有受到政府的特殊保护，依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从一个极小规模的企业开始，发展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大企业。他们经历过挫折，甚至破产的考验，但他们以特殊的企业家精神和组织管理才能取得了成功。
本田宗一郎是靠生产摩托车起家的。1963年，他决定进入汽车行业。当时，在世界汽车市场上，强手如林。仅就发展较晚这一点来说，他失败的危险是很大的。但本田宗一郎坚信，以独创的技术，生产独创的汽车，一定能够取得成功。结果，本田公司生产的汽车畅销世界各地。他的成功也使他的经营哲学“不模仿别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松下幸之助是一个佃农的儿子，早年生活坎坷，当过火盆店的小伙计。他的松下电器公司是从100日元的小企业一步步发展起来的。1946年，盟军占领日本，他的企业受到沉重打击，他本人受到被开除公职的处罚。但幸之助没有被打垮。他从打击中站了起来，以不屈不挠的意志重建了松下电器公司。此后，他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把它建成盈利居日本第一位的松下电器集团。1969年国税厅高收益企业一览表中，松下电器公司赫然列于第一位，所得税额高达899.06亿日元。1979年，松下每个职工的销售额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西门子、菲利浦公司的两倍以上，它显示出松下奇高的劳动生产率。
过去，日本以拥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著称，今天的日本则以拥有大规模的企业公司、最新技术和企业组织而闻名。正是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日本在许多领域里都出现了优秀的企业。
日本企业家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最明显地表现在经济危机时期。1973年至1982年，日本遇到了许多困难，其中最严重的是1970年代连续两次的石油危机。当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最大的石油输入国日本将受到沉重打击，日本经济将难以重整旗鼓。但事实嘲弄了这些经济学家。日本经济不但顺利地度过1970年代的困境，而且仍然以比其他发达国家快1倍左右的速度增长着。支撑日本经济度过危机和困难的是日本企业家。他们把石油危机变成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的动力，实行“减量经营”，即把企业的指导思想从1960年代扩大企业规模转变为提高企业素质。具体措施是：裁减生产人员，充实科研和销售部门；缩小低收益业务，加强高收益业务；归还企业债务，减轻利息负担；精简企业机构，提高企业适应能力等。同时，加强技术开发，推出新产品，提高市场占有率。
1970年代日本的企业经营管理引起国际上的普遍重视。像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这样的企业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信誉：松下幸之助的照片两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盛田昭夫荣获英国皇家学院授予的1982年度阿尔伯特勋章[11]。
日本和联邦德国，这两个在军事帝国废墟上崛起的经济帝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在工业社会时期，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丰富的资源、充足的资本、雄厚的技术实力固然是很重要的，但单纯的资源、资本、技术优势并不一定会使一个国家经济出现高速增长。这里有一个生产要素的组合问题，即按一定的比例和结构把生产要素组合起来，以生产某种商品和劳务。各生产要素的组合并不是要素的相加，而是要建立一种函数关系。它的原则是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而这一切取决于把生产要素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和想象力。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特点是知识和组织，组织机构是工业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承担组织任务的就是企业家。他们理所当然地取代封建的贵族、军人、骑士而成为工业时代所推崇的英雄。因此，一个工业国家企业组织完善与否，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关键要看它有没有一个成熟的企业家群。
企业家是在充满着竞争和风险的市场机制中履行组织者职责的，他们面临的是各种不确定的因素。这需要企业家具有特殊的素质，不怕冒险，敢于创新，大胆引进新的经济关系，革新经济结构，管理、推动、指挥和协调经济活动。企业家的组织创新过程，同时也是旧技术、旧组织和旧市场的破坏过程。经济组织的变化，反映不同时期和不同科学技术水平下，各种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内在要求。
最早的一批企业家，利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技术，把中世纪的手工作坊，变成大工厂制度，曾呼唤出惊人的生产力。如前所述，英国由于它最早形成了一代商人和企业家，建立了大工厂制度，因此，也最早实现经济起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雄踞“日不落帝国”的地位。
19世纪末期，以汽车、钢铁、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兴起时，英国的企业家由于失去了创新精神，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企业组织陈旧，失去了经济帝国的地位。而在大西洋彼岸，一个从殖民地上独立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却趁着第二次技术革命浪潮之势，突然出现在世界地平线上，并超过英国而跃居世界工业强国的首位。
美国在较短的时间神奇般地兴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独占鳌头，是许多相互联系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丰富的资源、矿藏和特殊的地理位置，是上帝给予美国人的最大恩赐。很难设想，在那个时代，如果没有煤、石油、铁矿石、铜、铝、锌、镁等矿产资源，美国的工业会有那么快的发展速度。但是，要真正把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潜在能量发挥出来，必须依靠企业家。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吉尔伯特·C.菲特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企业家的组织与管理，自然资源再多也不能使美国跃居世界首位。
美国自南北战争以后，成长起一批卓越的企业家。这批人的主要特点是，没有传统束缚，富有冒险、开拓和创新精神。他们在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及时抓住19世纪末期的新技术，创造出崭新的企业组织形式，采用新的企业管理制度，为美国的经济起飞做出了贡献。
铁路大王詹姆斯·J.希尔、科利斯·P.亨廷顿、爱德华·H.哈里曼、范德比尔特莱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高效率的交通运输系统。1902年美国的铁路线几乎已直接通过或接近所有的大小村庄了。这个庞大的铁路网促进全国性市场的建立，直接带动了钢铁、煤炭、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部门的发展，成为19世纪末期美国经济发展的中心。与此同时，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等为铁路大王和大批新兴的工业企业家准备了充足的钢铁；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在未来的能源世界中占居重要地位的石油的价值，建立了一个石油王国，向工业企业家和人民源源不断地供应着石油；银行家T.D.摩根，詹姆斯·A.斯蒂尔曼，则建造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金融体系，为实业家们准备了他们“叱咤风云”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并且，他们自己还以特殊的金融家才能，把资金投入最有发展前途的企业部门。
美国这个时期，由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而获得的资本积累速度特别快：1869—1881年间约为240亿美元，1882—1910年则增为600亿美元。据估计，1850—1910年，美国的资本供给增加了10倍[12]。就资本形成而言，1865—1914年间，资本形成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22%~25%。由此可见，美国企业家把大部分资本积累都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之中，从而形成巨大的经济发展能力。
美国这一代企业家大都有一段激动人心的艰苦创业史。卡内基过去当过纱厂童工；洛克菲勒最初只是一个小小的记账员。尽管作为唯利是图的企业主，他们都有种种劣迹和恶行，但人们不会忘记，他们是富有想象力的企业组织天才。由于他们的努力，推动了美国工业的发展。卡内基的墓碑上写着：“睡在此处的人，有网罗人才的手段与胸怀。”对洛克菲勒，人们称他是具有创造性的英雄，一位实业界巨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兴起，企业的组织形式开始向多样化、多层次的方向发展。既有跨越全球的跨国公司，也有以某种新技术和新产品立足于世的、精干灵活的小企业；既有以经营产品为主的硬件企业，也有专门提供信息、咨询的软件企业。企业家正是利用这种多样化、多层次的组织形式，在不同的企业领域里，创造着经济奇迹，推动整个工业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伟大的21世纪，面对着群雄竞起的世界局势，谁将夺得“金牌”，就要看她在汹涌而来的技术革命浪潮中，是否具有迎接挑战的能力；在转瞬即逝的机会选择时，能不能及时地抓住机会。捷足者先登，这是历史的结论。
日本和联邦德国的经济崛起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在工业化时代，丰富的企业家优势可以转化和代替资本、资源、技术优势。因为，工业经济本身是一种世界性经济。马克思早就指出：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现代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世界各国间的经济联系和依赖日益增强，出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这样，各种生产要素，遵循着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组合。从全球范围内考虑资本、技术、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问题，就成为现代人的经济观念。跨国公司的意义不仅是一种有效的企业组织形式，而且，它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大经济观”，即在全球范围内贯彻专业化分工的原则，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哪里开发资源最有利，就在哪里开发；哪里发展技术最有效，就在哪里发展；哪里生产零部件最经济就在哪里生产；哪里的市场最佳，就在哪里结合市场的需求，将零部件装配成产品，满足用户的需要。
世界经济大国美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但却消费掉世界所产能源的32%、原料的40%。经济发展速度“名列第一”的日本，其能源的85%依赖于海外。此外，日本的资本、商品又大量地输出到海外。据统计，1984年，日本的资本输出额为500亿美元，在海外的资产总额高达1000亿美元，明显地呈现出出口主导型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这说明一个国家只要有一个以成熟的企业家群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机制，就能在全球范围内吸收、组织各种生产要素，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日本的三菱、三井、住友、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在世界各地收集情报、推销产品、设立工厂的才能是无与伦比的。日本经济帝国的崛起，是世界上以企业家优势替代资源、技术优势，弥补其国家资源缺乏、市场狭小的典型例证。
当然，企业家的影响不仅仅在经济方面。19世纪末，美国学者在研究了企业家的地位和影响后惊呼：“经营企业远非是一种职业，它是一种哲学、道德，也是一种必需。”其影响范围包括政治、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美国的政治变迁、总统更迭，“你方唱罢我登台”。然而，决定政治变迁的是企业家集团。由企业家形成的社会阶层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中坚，它操纵了社会的一切。或者说，整个社会机器都是围绕着企业家运转的。
1976年夏天，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访问波恩时，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特·施密特向他建议：“今后各政府首脑出席欧洲经济共同体最高级会议时，他们各自的代表应该扩大一些，让一些银行家、实业家参加进去。”他说：“在西德，鲁尔的实业家、法兰克福的金融家是参与国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