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以花为喻体,无常的美感里,便常有物哀之心。
樱花,开在日本,日本人以物哀心,咏叹樱花,感悟花的命意。日本之樱,与欧洲或中国固有的,期以果实的樱桃迥异,是观赏之花。
观赏性的花,脱离了功利羁绊,纯然审美的意味,便从心底自然地流出。樱花素朴,那随便种植,自由开放的山野之彩,在天地之间,放肆地铺开。
然而,樱花的意义,却并非历来如此,作为国粹之花,那是后来的事。
当樱花从山野进入庭院时,一开始并未获得浮华的贵族趣味的赏识,奈良时代梅花优越,贵族的视野漂洋过海,从小岛进入大陆,追随中国文化。
因此,他们的眼里,只有想象的梅花,反而忽略了身旁的樱花。
梅花开在唐诗里孤独、清幽而又高贵、华丽遣唐使们把诗带来,把花带来,把诗的意境和盛唐气象,一并带来,梅花和唐诗,一起开在海岛上。
日本国土本无梅花,贵族们多从唐诗里感受梅花,竟然咏梅成风。
《万叶集》卷五有“梅花之歌三十二首”,其时,歌者雅集,咏梅之盛况,可以想见。
诗人大伴旅人[1]歌曰:梅花纷落,如天飞雪。又歌曰:梅之花在梦中语,我想那是风雅的花呀,纷纷落我酒杯里。借了诗人的歌喉,梅花入梦、入酒。
《万叶集》里,萌发了四季意识,《古今集》[2]问世的时候,一种美的季节感诞生了,没有基于农时之需,而是趋于都市化的贵族趣味,抑或宫廷风气。
通观《万叶集》,有梅花诗百余首,而樱花诗却只有四十余首。到了《古今集》里,樱花诗增至百余首,而梅花诗仅二十余首。比起梅来,樱断然地居首位了。诗人的吟咏,一增一减,可见贵族的趣味变了。
贵族的趣味,跟着文化的价值取向走,到了平安时代,本土意识觉醒了。
还在神话里,就有田神来访,春天到了,樱花开了,“花妙之樱”显灵。
吉野山的樱,乃藏王权现[3],备受尊崇,正是山樱怒放,落雨纷纷时,天皇莅临,被花迎接,被花目送,从山脚到山顶,数万株樱花,一步步先后开放。
春天,樱花一开,就到了“田打樱”的春耕时节,农民“入春山”飨宴。
这一风俗,从山野进入宫廷,于平安朝,形成“花见”——樱花宴。据说,嵯峨天皇曾率先于春天赏花飨宴,开了宫廷“花见”的先例,此例一开,贵族的趣味,为之一变,由惯性的咏梅,转向自觉的赏樱。田之神的樱花,因为落花吹雪,为贵族们所爱,成了贵族之花,赏樱花也与农耕脱离,成为风雅之事。贵族“穿花”,因为服饰里有花的氛围和情感。
樱花,花期短暂,多为7天,满开只有一日,芳消时,睹花思人,常怀逝美。
樱花雅而不艳,开时相偎,簇拥而来,谢时同去,一时纷纷,齐开齐落,似云水流逝。故西行法师吟曰:我愿春之际,死于花之下,于释迦涅盘望月日。
落樱之美,诱人祈望向死,而梅花开时,却带来生的决意,新的勇气。
尚梅,是遵循儒教“知生”之义,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爱樱,则从儒教脱颖而出,与死相遇,而祈望之,得生命的本质,一如当代的存在主义。
“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樱花与武士,命运酷似。花美数日,人武几时?人不能选择生,但可以选择死,武士之死,如花落一瞬,美之至矣!
贵族的趣味,至此,方为“求诸己”,投入本土,日本文化,亦因此而自立。
[1]大半旅人(665731):日本万叶时期诗人,出身名门,耽于享乐,但也感到家族没落,而生无限哀愁。
[2]《古今集》:《古今和歌集》的简称。成书在905年,即平安朝初期,为最古的敕撰和歌集,二十卷。《古今和歌集》与《万叶集》不同,逐步形成贵族审美意识。
[3]藏王权现:藏王,金刚藏王的简称;权现,指佛教的菩萨化为日本的神;权现样,专指德川家康。藏王权现,奈良时代在吉野山等地供奉,降魔除妖,或称“藏王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