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欣赏不同的工作价值观
美国人不以做动手的工作为耻。但许多国家认为护理工作是最低贱的。
印度人认为公司发红利应该主要给需要帮忙的人，美国则认为主要给干活最卖力的人。
美国人认为工作是天职，是自立的基础，所以对手工劳作十分重视，讲究“拼命工作、拼命休闲”。所以美国人的许多名字就是工作方式，包括木匠、渔夫，甚至木头、石头、橡木、实木。2011年10月5日，美国苹果公司创始人，“创造天才”史蒂夫·保罗·乔布斯辞世，引发全球轰动式哀悼，他的英文名字“Jobs”原意就是“工作”或者“很多工作”。中国人认为在家不用干活是一种富人、贵人象征，取名字也常常是“集体主义”、“积极向上”、“祈求富贵”、“预祝成功”含义的占多。
例：尊重教育孩子的不同方法——中式与西式“爱幼”
有网友写道：美丽如画的加拿大可以说是“儿童的天堂”。当家里有了孩子后，便可以向国家领取牛奶钱，如果是低收入的家庭，孩子上托儿所的费用由政府补贴。加拿大对于孕妇同样有优厚的待遇。首先，每月一次的免费检查。其次，每个星期可以参加一次社区办的妈妈班，接受一些育儿的知识，去了之后还有吃有喝有拿。比如：每个星期一袋4升的牛奶、一大罐纯果汁，两个星期一打鸭蛋。
当然，在加拿大养孩子，麻烦也会多一些。如法律规定年龄未满14岁的孩子不能单独放在家里，父母不能打孩子等等。这些对新到加拿大的中国人来讲，由于两国的法律制度与道德观念不同，必然会带来一些麻烦。举个例子，一位国内来的移民，有三个孩子，最小的一个3岁。一次，在家里给最小的孩子洗完澡后，光溜溜地照了张相。当把胶卷送去商店冲洗时，不料“冲洗”出了麻烦。欧洲背景的店主一看，“裸照！”立刻报案，罪名是“儿童色情”。警察当天就把他家的三个小孩带走了（可能是怕受到父母的迫害），过了两个星期，才把孩子送回来。但是仍规定父亲不能回家，要等到法庭审理以后再做决定。
例：学习各国社交习惯差异
在社会交往中，人们难免遇到对位高权重的确认、对礼尚往来的期待、关系建立的长短、面子意识、社交成规等等问题的处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对类似行为模式的心理感受是深受我们所属文化的影响的。
对位高权重的确认：东亚文化强调层级观念，无论是见面打招呼、吃饭排座位、开会安排讲话顺序和讲话时间等等，都不能大意马虎，否则就可能无意中“得罪”相关人。但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奥地利、以色列等国，层级观念就相对很淡，人人平等的意识更强。
对礼尚往来的期待：东亚儒家文化讲究人情世故、有来有往、知恩图报、投桃报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会觉得“投桃报李”的儒家文化是个人缺乏自主的表现。
关系建立的长短：东方人喜欢花许多时间建立复杂的社会关系，然后若遭遇不同群体或个人间的利益冲突时，首先要认识和区别是关系内部的矛盾还是关系圈外的纠纷。关系内部的问题就在关系圈中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避免冲突，与关系圈外部的人或人群发生冲突就可能“一致对外”，以避免自己单打独斗、势单力薄。西方人则喜欢不论熟人、生人，关系归关系、事情归事情。遇事喜欢视具体事情之性质而决定处理方法，直截了当、该怎样就怎样，包括亲人之间的关系，也视具体情况变化而随时调整。
中国人则以“子不嫌母丑、儿不嫌家贫”来强调：无论发生了什么变化，孝道不变，孝道至上，是为德。所以西方人的母亲病了，儿子有空就自己去看望，没空就请熟人去看望，若熟人和朋友也请不到就花钱请专业公司派生人手持鲜花去医院探望。而对中国儿女而言，后两种就都可能是“大逆不道”了。
也许我们需要讨论中国人讲“道不变”，孝道亦应不变；西方人不是也强调信仰至上，信念不能随机和任意改变吗？相比较之下，西方人称之为“至上”的东西大都是抽象的、概念的、形而上之“理念世界”的东西，而具体事物和具体人情就根据“理性原则”而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中国的“道”是有抽象意思的，但具体到孝道、师道时，就是具体的制度和礼仪规定了。
比如孝道中主要讲敬养，敬养的意思包括敬亲、奉养、侍疾、立身、谏诤、善终。这些概念还会具体到社会风俗习惯，比如母亲生病时孩子一定要尽可能赶到身边亲自侍疾。
面子意识：东方人很看重的面子意识，常常是在发生冲突时不明说自己的愤慨，仅委婉表达部分意思，在事情没有发展到最坏的时候保持某种隐忍和“沉默”，为的是给对方面子，自己也因此有面子。这种行为模式或处理冲突的方式让一些西方公司的管理者觉得是懦弱和不会发声的怪物。
社交成规：类似如何面对长者、面对上级和集体开会时如何组织等，在中国文化里有一些千年不变的“成规”。即使后人觉得其中有可修正的地方，但也不一定总在修正，即使经过了一些动乱和“文化大革命”，仿佛已经推翻或改造，但随后仍会“死灰复燃”、“重整旗鼓”，因为维护传统与维持成规有时是不可分的。相比之下，中国文化更推崇“稳定”，美国文化更喜欢变化，这种求稳与求变的差异也常导致双方的交流出现障碍。
例：宗教信仰的差异最易导致“文化冲突”
因有神无神、一神多神、天堂地狱、有罪无罪、祷告念咒、轮回永生等等，认知系统间的争斗一直未停。要注意这是真正的文化冲突，难以简单宽容或被动接纳，必须经过长期和艰难的交际和沟通才可能有所谅解和沟通。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上的争执是必须谨慎从事的大问题，同时也是21世纪世界文化对话和共存的真正舞台。
例：思考制度文化的差异
不同的制度会产生不同的应对制度的行为，形成不同的文化。
梁小民教授曾经举过一个经典的案例：讨论的是欧洲人是如何移民到澳洲的？坐船。而且最早的移民大部分是罪犯。
在十八九世纪英国派人用轮船运送罪犯。起初的办法是政府对私人船长按运送的人头付费，费用足以保证每个罪犯的食物和医疗保障。但贪心的船长提供的条件简陋，并囤积食物（到澳洲后将剩余的食物卖掉），至使平均死亡率达30％。
后来政府把制度改成：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付费，而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付费。当按实际到达澳洲的人数付费时，装多少人与船主无关，能到多少人才至关重要。这时船主就不想方设法多装人了。要多给每个人一点生存空间，要保证他们在长时间海上生活后仍能活下来，要让他们吃饱，还要配备医生，带上常用药。罪犯是船主的财源，不能虐待。这种按到澳洲人数的制度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以后这种制度普遍实施，按到澳洲的人数和这些人的健康状况支付费用，甚至还有奖金。这样，运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1％至1.5％。
接着这个案例说，当政府对私人船长按运送罪犯的人头付费时，产生的文化行为可能会有：
（1）船长欺骗罪犯：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药品；（2）罪犯巴结船长，对船长的要求有求必应，以期活命；（3）罪犯之间内斗，船长坐视不管甚或挑拨罪犯之间的关系，以造成尽可能多的死亡；（4）部分有头脑的罪犯称王称霸，犯人之间关系紧张；（5）……
而当政府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向船长付费时，船上的氛围就会完全不一样：
（1）船长与罪犯之间有说有笑，问寒问暖，是一个慈善的长者；（2）罪犯间经常组织各类文体活动，罪犯身体好、心情好；（3）罪犯之间如有内斗马上会有监督员制止；（4）……
例：国法与礼教，矛盾还是融合？
《旧唐书》记载了一个案件，白话大致意思是，有个叫徐元庆的人，他父亲为人所杀，结果徐元庆给父亲报仇，找了个机会把仇人（仇人成了官府大员）给杀了。大家认为徐元庆这人孝，应该放了；但判官陈子昂说，不行，按国法杀人者偿命，徐元庆得按国法来，判杀，但要在他死后好好表扬一番。
在这个案件中，如果仅按法，徐元庆是必死的，但如果按“礼”，孝道为大，杀仇人天经地义，国家重“礼”，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但法律明文规定杀人者偿命，也不能把国家法律当儿戏。因此，陈子昂先杀后表扬。
这个案件过去六七十年后，柳宗元看出了问题，他给这个案子重新定性。柳宗元找出《公羊传》里的句子：“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白话大意说，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是有罪死的，徐元庆就不能复仇，如果他父亲是无罪冤死的，他复仇就有理，不能杀。在中国的传统法文化中，国家的“法”和“礼”既可能有对立，又应该能融合。但其显然不是西方式让“法”至上的传统。
不过从今天的角度看，如果柳宗元的判断仍可续编，也就是需要查明徐元庆的父亲是否有罪，也就涉及由谁来查，如何查，如何举证和审判，如仍有人喊冤，如何可能实现复查……中西法律的精神就可能越来越近了。
红绿灯信号折射的东西方文化差异
对西方人而言，司机在遇到红灯信号时停车是不言自明的。我从自身痛苦的经历中发现了为什么这在亚洲人心目中就不那么回事。1973年的一天，我午夜时分驾车回家，行驶在柬埔寨金边的主干道上。突然在茫茫夜色中，一辆大型豪华轿车从旁边路上以100千米的时速，全然不顾红灯信号向我的车撞来。我的车被撞扁了，幸运的是我死里逃生。当我从车中爬出来时，我明白了，原来这是一辆警察局的公车。司机认为他开的是局长的车，自然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义务在红灯前停车。
（马凯硕，2010：78）
法治的道德追求与功能追求之别
本质上，西方法治的观念是与亚洲的思维背道而驰的。西方的法治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公民都必须遵守同样的法律。而许多年来，大多数亚洲人都认为统治阶级，尤其是皇室成员和贵族，是置于法律之上的。事实上，在统治阶级的思维中，法律的唯一功能是约束臣民。在传统的中国法律意识中，法律只是政府的一种统治工具。皇帝本身是高于法律的。他的每一个命令或愿望都是法律。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律学者唐纳德·克拉克也指出：数千年来，中国法庭的主要作用就是提醒其公民国家权力的存在。对西方人而言，恰恰相反，法律是用来保护每个公民免于受到政府权力的不公对待。它是博爱、公正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蒙住双眼、手持天平的正义女神的形象，攫取了西方人内心创造的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的热望。事实上，人们把追求公正看做任何社会都可以实现的最高道德追求之一。
亚洲诸国现在追求法治并非出于道德的原因，而是为了实现法治的功能。比如交通法和红绿灯不是出于道德考量，而是为了这样做可以更安全。法治可以使交通、商业和其他社会活动都有一个顺畅的整体系统。
（马凯硕，2010：78）
例：中西新闻媒体机构设置不同
中国：自上而下，统一领导。与执政党保持一致、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是我国主流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美国：新闻界是独立于政府的力量。具体表现：多方位、多层次。如美国的全国电视网和全国发行的若干大报，主要服务对象是上层社会和精英人士。广播电台和地方媒体，主要服务对象是普通民众。电影、期刊、图书出版，主要服务对象是中青年和白领人士。动画漫画、录音光盘、录像影碟、电子游戏等，主要服务对象是儿童、少年和部分成人。
中国的新闻体制决定了新闻人及报道往往“以不变应万变”，无论是引入信息、输出文化，还是外交部发言人应答记者问，对美方接受者而言，都有些过于“大一统”，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而且事后的传播效果评估往往不是以双方的收益为评估标准，仅以我方的感觉和收益评估对外宣传的绩效。
美国的新闻体制虽然旨在服务和代表各类公民，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可能起到监督政府和表达民意的目的；在与中国对话或来中国采访时，也十分注重美国受众的差异和需求的不同，不同媒体在向外交部发言人提问时也会体现各自媒体的个性追求和受众需求。但另一方面，美国媒体的“自律”显然是理想化的理论假设。不同层次的美国媒体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利益范围，并极可能追求一己之利而滥用“第四权力”，在与中国及其他国家交流中，缺乏对其他国家文化的深度理解，抓获自己需要的一部分新闻或信息内容就不顾其余，也可能成为媒介交往和信息互动中的严重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