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交流失败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2006年1月8日，杭州曾发生东北籍勾姓出租车驾驶员与一本地女大学生（城市学院吴晶晶）的车上争执，后出现悲剧性凶杀结果。——令社会舆论愕然。
2009年9月10日，成都街头，一大学生女村官车娅婷在过马路时，与一位骑三轮车的车主轻微相碰，发生口角。不知她说了一两句什么话，车主竟挥拳相向，将她殴打1分钟后致死。——此突发暴力事件引发网络舆论强烈关注。
跨文化交流失败并导致冲突的国际事件举例：丹麦漫画事件
2005年9月30日丹麦一家报纸选登了12幅“介绍”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因为这家报纸希望通过介绍宗教差异来引导国民关心世界大事。漫画刊登之前还专门咨询了居住在丹麦的伊斯兰教人士，被咨询者说是目前伊斯兰教其实也已经相当“开放”，可以放心刊登。
漫画登出几个月后，伊斯兰世界出现抗议反应，认为其选登漫画是“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因为伊斯兰教的教规包含不可直接描绘先知穆罕默德的形象或肖像。抗议游行中还逐渐出现一些暴力活动。
2006年2月，法、徳、意、荷等国的一些媒体开始转载这些漫画表示支援丹麦，高举维护新闻自由大旗。之后，至少20多个国家的穆斯林又出现示威游行，中东地区出现焚烧丹麦国旗、贸易抵制、围攻焚烧丹麦挪威大使馆等抗议事件。总共30多人死于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当中。
在迄今仍在继续的“丹麦漫画事件”讨论和努力中，各方意见针锋相对、多元并存。但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必须加强对话，建立对话的公共平台和正式机制，各种文化都要学会更好地宣传和解释自己的文化，更好地倾听和理解他人的自我宣传和解释，共同探讨各国对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不同理解……
讨论：请到网上查找相关事件的更详细报道和进展评述，发表你的意见。
文化是一个共享的符号世界
文化的世界是符号的世界
首先，文化是一个符号世界。所以学习不同语言、亲历不同生活环境和与异文化圈的人们进行直接和间接的交流，对研究国际文化关系至关重要。在一种认知体系中，符号是指代一定意义的意象，可以是图形图像、文字组合，也不妨是手势比划、声音信号、建筑造型，甚至可以是一种思想文化、一个时事人物。在各种符号系统中，语言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符号系统。
其次，符号具有两面性。由此带给我们文化交流的可能、困难和乐趣。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一个符号包括了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能指（signifiant即语言的一套表述语音或一套印刷，书写记号）和所指（signifie即作为符号含义的概念或观念）。而语词符号是“任意性”的，除了拟声法构词之外，语词的能指和它的所指之间没有固定的天然联系。能指与所指的联系不是必然的，而是约定俗成的。
再次，哪里有差异，哪里就需要理解。理解就是改写。每个人都生活在他的语言世界中，这个世界或大或小，总有界限。人一方面很难超越这个界限，另一方面却可以通过学习拓宽自己的世界。理解就是改写。改写常常是夸张变形或以偏概全，文化间的相互改写极易造成误解。
误解主要体现为两类：妖魔化和美化。
误解的性质也起码有两类：硬伤性误解和创造性误解。
最后，国际文化交流的天地里既有创作自由的法则，又有话语霸权的
阴影。国际关系中的文化霸权一般具体指各类语言霸权、信息霸权、媒体霸权和制度霸权等。
例如：李敖谈新加坡人，他“误解”了吗？
环球在线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2006年4月6日头条消息：
李敖释“笨”——新加坡人“种”不好。台湾名嘴李敖说：李光耀在新加坡实践了中国古代法家的政治理想，但因为管得太严，结果造成了一种类似共性压倒个性的局面；新加坡优秀的成就是在李光耀领导下的“集体的创作”，新加坡至今并没有多少个他认识的“出类拔萃的人”。
“我的话其实是这样讲的，我是说，台湾人不是最坏的，台湾人是最糊涂的，我说香港人比较坏，祖国大陆的人不可测，好坏我搞不清楚，新加坡人比较笨……有没有想到，当我说香港人比较坏的时候，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新加坡人不坏喔，你只是笨而已。”不过，李敖在电视节目《李敖有话说》中也承认：他的一番话之所以会掀起这么大的波澜，新加坡人和他自己本身都需要反省。“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李敖都会有这个印象，他在新加坡也无冤无仇，为什么他有这个印象？”“我也要反省，说得更细腻一点……没有那么多的恶意。”
例：滑动的颜色理解
玫瑰—爱情——可能大都能接受。
红色—热情/革命/恐怖——理解就很不一样。
新中国文化中的“红色”是被崇尚的主流颜色，象征满腔热血、爱国激情、献身精神、民族英雄，传统文化中的红色也象征着吉祥、喜庆。例如：
大门上要贴红喜联，宾客要吃红豆包等等。但中国文化中的红色也有另一层意思，指危险和暴力。例如：消防车和报警灯都被涂成红色以象征危险、威胁、紧急、武装力量等。
美国和英国：红色象征爱、爱情、热情和革命，同时也象征危险和不祥，易让人产生暴力的联想。如：red battle表示血战，red activities表示暴力活动。西方人还认为红色具有激发人的情欲的特点。例：把色情服务业集中的地方叫红灯区。
在一些古代文化中，红色是死亡的颜色，如古埃及、古希腊－罗马地区、古印度，但同时也象征胜利和生命。红色也是韩国最强有力的色彩之一，让人们感到炎热、活泼。例：热情、喜悦、火、积极、中国。日本：血液和火焰等，危险和暴力的联想。例：表示烫、热、痛、冲击、冲动。另一方面又是生命的联想。例：表示有精神、自己的主张、热情等。
美国学生写出的颜色理解
陈国明老师曾要求班上美国学生写出颜色的理解。结果是：
红色，代表生气、流行、煽情、爱情和性爱；
黑色，代表死亡、邪恶、哀伤和性感；
黄色，代表小心、快乐、阳光与温暖；
绿色，代表嫉妒、贪婪与金钱；
紫色，代表女性化、羞怯、柔软与甜蜜；
白色，代表喜事、天真、无邪与和平。
请做一份调查，看看中国同学或其他外国留学生对相同颜色的不同理解。
跨文化误解很正常
不同语言的“命名”具有不同文化的“任意性”
洪堡说：语言是把人与其他生物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
《圣经·新约》：太初有言，言与上帝同在。
这里的“言”，说的是上帝的创世行为，同时也是上帝的自我意识的过程。落实到人身上，言就是人的创世行为，同时也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发生过程。（飞白，2011：40）
“北斗星”在中国文化中是权威的象征，受到人们的敬重。《甘石星经》：“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亦为帝车。”皇帝坐着北斗七星视察四方，定四时，分寒暑。而在古希腊人眼里，中国人命名的北斗星却是可怜的卡丽斯托（Callisto）。卡丽斯托是希腊神话中宙斯心爱的女神，被宙斯的姐姐兼妻子天后赫拉所憎恨，并把她变为一只熊，后来宙斯将她送到天空中，成为大熊座。
同一颗星星的这种不同所指，在其最初形成时应该是任意的，因为它也是可以做其他解释的。
今天人们为了交流，更多地运用国际通用语或国际标准来交流，如：
按现代国际星名的命名体系，北斗星属于大熊星座。英语里Callisto也指木星最亮的四颗卫星之一木卫四，是距木星第六远的卫星。最初为伽利略所发现属于伽利略卫星之一，它是最大的行星卫星。
任何语言符号总有其所指和能指。相比之下，今天我们运用的语言在能指上是确定的，所指却可能是任意和滑动的。拉康说，各种语言充满了“漂浮的能指”和“滑动的所指”。
比如某动画造型课的作业题目：最小限度地改变材料的物质形态（能指），同时做到最大限度地改变材料的表达含义（所指）。
结果最极端的一份作业就是有同学拍摄了两把不同颜色的开着的小锁，有点错落地并置，一把相对小一点的锁斜倾在大一点的锁上。取题：
“恋人”。
对没有看到标题先看图像的读者而言，谁都知道这是两把开着的小锁，“能指”是确定的，但是它们是否因此可以展示“恋人”这样的主题，“所指”则是任意和滑动的。如果可以暗示两个恋人，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是兄弟、姐妹、同学、同事？如果暗示两个人有相互依靠的、不同寻常的关系，那为什么不可以是“父子”或“母子”，甚至还有可能是“傍大款”、“小三”的关系？
所以，不要觉得自己熟悉的思维方式就一定是对的，有的人看到两把锁的造型时首先看到了颜色的差别，有的人首先想到数量是两个，有的人很快感到两锁之间有“特殊关系”，有人立即体会到“打开”的意思应该暗示人们应该将“心锁”、“心结”打开……人们的反应可能各不相同，而且都是合理的。
圆月与弯月
月亮与其他星星的不同，在于月亮经常会出现形状的变迁，它因此引起了各个民族的关注和联想，这是不奇怪的。由于人生也充满着变化和无常，所以各族的早期神话或故事都将月亮的变化与人生的变迁对应起来联想，彼此就因此具有一种普遍性、共通感。
其次，由于地理地貌的不同，生存样态的差异，不同民族用各自语言记录下来的月亮意象就可能具有不同的色彩、意蕴和倾向性。这种选择或偏好是具有随意性或任意性的。比如欧洲和中东国家对弯月的喜欢，中国和东亚国家人民对圆月的偏好，都不是月亮的自然属性，各自赋予圆月和弯月的喻义，都是地区性的，而非普世性的。其有效性仅限于本文化圈。
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是一个农业社会，人们在冬天享有难得的休闲，也因此将自己的主要节日安排在这个季节，召唤家人和族人在这个季节团聚和交流。每月农历十五的前后，中国大地上的一轮圆月，很自然地会带给古人特别美好的感觉。这些感觉又不断地与中国传统中的父权家长制、宗族制、安土重迁、看天吃饭、谁不爱俺家乡好的风土习俗相联系，进一步加强了“阖家团圆”的政治、经济、社会与美学价值观。
中国语言是象形文字，特别具有直感性和泛伦理性。比如圆在直观上确实能给人以完整的完美感，因为几何学的圆上任意一点，到圆心的距离都是相等的，这是任何其他几何图形都没有的。如果圆代表着完整和圆满，那么任何一个成员的缺席就会损害这个圆的完整和圆满。所以中国的诗中就会遗憾月亮的“残缺”和比喻大家族全部成员中有一人（或几人）未能到席团聚的伤感。就会特别为离别而伤怀，产生了大量的抒发“离愁别绪”、“远离家乡”之痛苦的诗歌。（飞白，2011：95－97）人们看到的月亮到底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
中国传统诗歌常写明月，西方诗歌传统中一直有“月狂”的概念。
月亮的形象变化，圆缺盈亏，在中国文化中挂钩于人间的悲欢离合，特别是家人团聚；在西方文化中则挂钩于人的精神状态，特别是精神错乱。
所以说，不仅中国人讲天人感应，外国人也一样讲，不过对同样的天象，解释却大不相同。中国的月亮倾向于吉祥安谧，西方的月亮倾向于狂乱不安。……当弯月转向明月时，英国诗中会将之视为凶兆，导向灾难和死亡，在中国则被视为希望，导向美好和圆满。（飞白，2011：77－78、92）迪士尼乐园里的中国屋：中国人觉得奇怪，外国人觉得可爱！
著名诗歌翻译家、诗评家飞白在旅行中发现：美国佛罗里达的迪士尼乐园里，有一“中国屋”，那建筑的屋顶和两侧好像插着许多鸡毛掸子，看起来很可笑，一点中国味也没有。也许是由于中国戏剧的剧服，演员身上插着许多小旗和翎毛，带给了迪士尼乐园设计师的“中国印象”和创作灵感。
同样，杭州太子湾公园的“圣母送子像”，也是将代表西方基督教的虔诚、代表异教的维纳斯、代表中国人思维的“送子观音”，简单地混为一谈，既将圣母“献子”的悲剧气氛改成了类似圣诞老人派送礼物的喜剧气氛，又让圣母“裸体”地向众生送子，跨文化结合得过分随意。（飞白，2011：65－68）
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想象
挪威著名女诗人丽芙·伦白里（Liv Lundberg）写了《语言之屋》一诗，强调人们通过语言之屋的缝隙或窗户所见的，并不是真正的外部世界或纯粹的自然，而只不过是“窗玻璃”。换言之，各国诗人笔下的月亮并不是真正的自然月亮，而是被不同人类语言“命名”的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