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是西晋重臣、著名藏书家杜预之后，杜氏家族自魏晋以来世居高官，是名副其实的名门望族。杜牧的祖父杜佑是德宗时的宰相，以深研历代典章制度见长，所撰《通典》200卷，是我国典章制度史上的一部名著。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诗中有句云：“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可见杜氏家中藏书甚多且已有相当规模。新、旧《唐书·杜牧传》都说杜牧幼时好学，十几岁时，几乎读遍家中藏书。杜牧不仅爱藏书，也好藏书。大和二年（828年），杜牧进士及第，此后他便利用宦履各地的机会，读书抄书。他的藏书大部分是抄写所得。因其有广泛的爱好，所以杜牧的藏书不仅数量众多，且范围宽广，经史子集无所不有。杜牧藏书注重内在质量和实用价值。
杜牧生平所作诗文很多，他去世后，他的外甥将其作品编为《樊川文集》共20卷450篇，流传至今。
韦处厚（773年—828年），本名淳，字德载，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元和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累官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宰相位时，以国事为重，选拔有才能的人委以重任，一时推为贤相。《新唐书·韦处厚传》载：韦处厚酷爱读书，聚书逾万卷，是当时长安著名的藏书家。著有《德宗实录》、《六经法言》等。
段文昌（773年—835年），字墨卿，又字景初，祖籍临淄邹平，客居荆州。段文昌出身官宦之家，由校书郎累官至宰相位。他从小爱好读书，特别喜好图书古画，利用权势聚集了不少图书。他去世后，藏书由他的儿子段成式继承。
段成式（约803年—863年），字柯古，是著名的文学家、藏书家。
段成式从小笃志于学，遍读家中藏书。官至尚书郎后，出为江州刺史，后又因事免官。他生性聪明，记忆力特别强，有过目不忘之能。他入为秘书省校书郎后，秘阁中的珍本古籍，他都能诵而写之。晚年寓居襄阳，以读书、校书为事，以藏书、著书为乐，家传藏书在他手中更为丰富。段成式的藏书多奇篇秘籍，因他对佛理颇有研究，他的藏书中也有不少史书、佛经。
段成式诗文俱佳，作品众多，时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因其三人皆排行十六，故称其诗为“三十六体”。据《新唐书·艺文志》中载：段成式著作有《汉上题襟集》10卷，《酉阳杂俎》20卷、续集10卷，《全唐诗》录存其诗56首，《全唐文》录存其文18篇。
李泌（722年—789年），字长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书香门第，历仕玄、肃、代、德四朝，官至宰相，封邺侯。
李泌幼时即聪明异常，能文善诗，因家有藏书，所以十几岁时就博通经史，并精通《易象》，唐玄宗闻其名，召他供奉东宫，因此得以遍览皇室藏书。李泌的父亲李承休为吴房令时，十分仰慕南朝沈约、任昉等人藏书之雅事，因此每遇秘籍，或抄或购，一定想办法得到，他家的藏书也日渐初具规模，有2万余卷。他家对前来读书的人也给予优待，提供饮食。李泌受其父影响，也酷爱收藏，而且他的过目不忘也为他聚书提供了方便。经过父子俩多年积累，李泌家中已是图籍充栋，集书达3万余卷，藏书之名远近传扬，人送绰号“书城”。彭大翼在《山堂肆考》中曾描述李泌的藏书有三大特点：一是数量多，是唐代最负盛名、现知藏书量最大的藏书家；二是保管好，在其宅第所在的光福里建有专门用于藏书的藏书楼；三是管理细，所藏经史子集，分别用红、绿、青、白四种颜色的牙签标志，以示区别。李泌的藏书和管理办法，得到当时社会上很多人的赞赏。著名文学家韩愈在他的诗集中写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李泌曾在南岳衡山隐居十年，据说他隐居的住所端居室，内有藏书万余卷，后人在此基础上修建了邺侯书院。
王厚之《汉唐印谱》记李泌端居室有白文玉印，印文为“唐相李泌”，此为中国民间藏书用印之始。
李泌去世后，他的全部藏书由他的儿子李繁继承。李繁也好藏书，进一步丰富了家传之书。李繁仕途不畅，迁官时就携藏书以随，后遇事被赐死，李氏三代藏书逐渐散佚。
张宪（？—926年），字允中，晋阳（今山西太原）人。任后唐魏州观察判官、吏部尚书等职。张宪自幼喜欢儒学，年少时即尽通诸经，尤其精通《左传》。张宪不仅喜好读书，且作得一手好文章。他的作品深得几位当朝官员的喜好。唐庄宗闻其名，召为朝官。步入仕途的张宪性格沉静寡欲，生活简朴，一生积蓄都用来购书，经过多年的积累，家中藏书已达5000余卷，并且这5000卷藏书都是他亲自刊校，质量非常高。后朝廷发生内乱，张宪遇难，他的藏书也不知去向。
吴越王钱镠虽出身私盐贩子，但却十分重视文化。钱氏家族统治两浙约百年之久，社会环境较为安定，经济富足，文化事业也相对发达一些。受家庭文化氛围熏陶，钱王子孙中，有不少人雅爱儒术，性喜藏书，且数量和品种都相当可观。
钱传瑛，吴越王钱镠的第三子。自幼聪明，善骑射，工草隶，喜好儒学，聚书数千卷。
钱文奉，字廉卿，自号知常子，钱镠之孙。钱文奉平生喜好读书，尤爱经史。他爱好广泛，涉猎音律图籍医药。他所修建的园林称为吴中之胜，其中辟有藏书之所。他的收藏中，古籍和古器数量颇多，并著有《贤语》20篇。
钱氏家族的后代子孙中较为著名的藏书家还有钱俨、钱昱、钱易、钱昭序、钱惟治、钱惟演等，也都嗜好读书，且均多才多艺，极有文采。其中钱惟治家聚法帖图书万余卷，其中多是异本；钱惟演家储的秘籍据说可以比侔秘府。入宋后，钱氏一门相继登科者不下10人，这一盛事，与钱氏家族中藏书众多关系密切。
孙光宪（900年—968年），字孟文，号葆光子，陵州贵平（今四川仁寿东北）人。仕南平，官荆南节度副使、检校秘书少监、御史大夫。孙光宪家世代力田，但好学嗜书，为荆南著名学者。他平生以文学见称，雅善小词，其作品大都收入蜀人所辑的《花间集》中。孙光宪藏书在荆南首屈一指，《十国春秋》载：孙光宪一生嗜好经籍，所聚之书数千卷，大多数是他亲自抄写的，至老仍勘校图书不辍。另有材料称，孙光宪因兵戈四起，聚书不便，所以每逢有使者出使各地，他都厚加金帛请他们帮着购求图书，数年之间，致书近3万卷。因藏书丰富又好学，孙光宪著述很多，有《荆台集》、《橘摘集》、《玩笔佣集》、《巩湖编玩》、《北梦琐言》等。
三、书画并重的藏书风尚
从上述民间藏书家的情况来看，其身份仍然以官员贵族为主，比如苏弁官至监察御史，韦处厚做过宰相，其余柳公绰、颜师古、吴兢不是供职秘书省就是掌管史馆；李渊之子韩王李元嘉、睿宗李旦之子李范以及吴越王钱氏一族则是皇室宗亲藏书家的代表。相比之下，一般士人甚至孤贫之士也有藏书，但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相提并论。五代时贾馥曾担任低级官吏，家有3000卷藏书，已经相当难得了。从藏书家地域分布看，据专家统计，藏书万卷以上者河北、江苏各3人，山东、浙江各2人，山西、安徽、湖北、广西各1人。这一时期藏书家收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书画并藏，隋代许善心、杨素等人在收藏图书时就并藏图画，李元嘉也是多采碑文古迹，韦述家有历代名人画、魏晋已降草隶真迹数百卷，五代王都在藏书3万卷的同时，名画也有数百。
有学者对隋唐五代时期藏书家的情况做过统计，如下表：
其分布地域主要在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洛阳等地，但已呈现出分散的趋势。
印本书籍的出现，使图书形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隋初到唐朝中期，书籍形制还以卷轴装为主，隋嘉则殿藏书还用卷轴的材质加以区别，上品为红琉璃轴，中品为绀琉璃轴，下品用漆木轴；上面介绍的唐刻《金刚经》也是卷轴装。但这种卷子缺点较明显，阅读时要边拉边卷，文字越多，卷子越长，阅读就越不便。为便于人们翻阅，人们开始对书籍装订的形式进行改革，由原来的粘连成卷演变为散叶装订，从卷轴装变为册页装。作为其过渡形式，先后出现过“旋风装”和“经折装”，大约到五代时期，出现了最初的页册式书籍装订形式—蝴蝶装。这种装订形式是沿书页中缝将印有文字的一面向内对折，再以中缝为准，将全书各页对齐，用浆糊粘在另一包背纸上，裁齐成册。用这种方式装订成的书翻阅起来书页如蝴蝶翻飞，故名。书籍形制由卷轴演变为册页装，大大方便了读者的携带和阅读。
书籍装帧形式
旋风装。旋风装书籍在外观上与卷轴装是完全一样的。它与卷轴装的区别，只有在展卷阅读时才能看到。一般卷轴装的书卷，是用一张张纸粘连起来，形成一张整张的长条纸书写文章的；而旋风装则是把一张张写好的书页按照先后顺序，逐页相错地粘在同一张带有卷轴的整纸上面。这种形式的书卷展开平放后，错落粘连，形如鳞次，故又名龙鳞装。翻阅时犹如旋风旋转一般。旋风装由卷轴装演化而来，是我国书籍由卷轴装向册页装发展的早期过渡形式。
经折装。经折装是不再把长长的卷子用轴卷起来，而是将纸一正一反地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首末二页各加一硬纸，以为保护。这种书装形式已完全脱离卷轴。从外形上看，它近似于后来的册页书籍，是卷轴装向册页装过渡的中间形式。
民间藏书家们对图书的保存也相当重视，为藏书而建楼者多有，见诸记载的有田弘正、张建章等人，据说孙长孺在开成年间建成藏书楼后，到了光启元年还得到了唐僖宗题匾“书楼”二字的赏赐呢。
随着雕版印刷的兴起，一部书因刻制版片不同而形成不同印本，也就是版本问题也引起了藏书家们的重视。许多人都对自己的藏书进行认真的校勘，以期得到精善之本。唐代苏弁、韦述聚书2万卷，都亲手校定，这大大提高了民间藏书的质量，这一点甚至使官方藏书相形见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书籍“藏”重于“用”的思想有所抬头，有人干脆反对子孙后代将书出售或借予他人。杜暹藏书万卷，在每卷书后他都写上“清俸写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一段话。这种对书的态度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藏书家慷慨赠书、借书予人的行为对照鲜明，对后世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