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湾政权的“非台独化”。2000年5月20日陈水扁当政后，台湾的政权力量掌握在了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手中，“政权台独化”是两岸关系紧张与对立的主要原因。但经过2008年初的选举，两岸关系中“台独”的现实危险性降低，并由原先的紧张僵持趋向和平稳定。尽管仍然需要警惕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分裂势力不会甘心其失败的现实，在今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会兴风作浪，但无论是在台湾“立法机构”还是行政权力方面，均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台湾政局中的“政权台独化”现象被改变了，民进党的下台使其失去了利用政权力量推动“台独”活动的优势；二是陈水扁当局推动的“入联公投”遭到台湾民众的否决，这对“台独”分裂活动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三是岛内蓝绿力量对比出现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立法机构中，蓝绿席次对比是86比27，民进党处于相当大的弱势之中；四是“台独”活动的空间无论是在台湾岛内还是国际社会都更加小了。
2.两岸官方协商的制度化。2008年6月中旬海协会与海基会的北京商谈，宣告持续了近10年之久的两岸政治僵局终于被打破了。自1999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两岸关系就陷入了政治僵局，2008年5月20日后，由于马英九承认“九二共识”，从而为海基会与海协会开展接触奠定了政治基础，两岸官方代表的接触成为可能。6月11-14日，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率团到北京与海协会商谈以及“陈（陈云林）江（江丙坤）会”，标志着两会的制度化接触与协商再度恢复。两会的重新恢复接触与协商、谈判并签订两项协议是第一个成果，这是两岸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对未来两岸的交流交往将发挥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快两岸和平发展局面的建立。随着两会接触的制度化，彼此互信关系的建立，两会之后就一系列涉及两岸人民切身利益的议题进行进一步的协商与安排，如两岸货运包机、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等。
3.两岸政治关系的和缓化。台湾新领导人马英九一贯承认“九二共识”，主张并推动两岸关系走向和平稳定，从而两岸关系由原先的紧张与僵持走向和平稳定。尤其是6月13日胡锦涛会见台湾当局官方的“白手套”——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历时近10年的两岸政治僵局终于被打破了。“胡江会”的意义在于显示两岸开始向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随着11月3日陈云林会长的访问台湾，两岸关系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如果说，1993年的“汪辜会谈”只是在第三地新加坡举行，1998年的“汪辜会晤”换到了上海的话，那么，新一届海协会会长与海基会董事长的会晤又改在台湾举行，无疑，这将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的建立起到积极与重要的推动作用！两岸关系正式进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4.两岸经济合作的密切化。马英九团队对两岸经贸政策的开放路线，改变了过去民进党执政时代的“积极管理、有效开放”政策，尤其是随着“两岸海运直航”、金融合作协议等经贸议题协商的渐次展开，使两岸经贸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全面交流与合作的新时代。而台湾经济如何“马上，就好”，也端赖两岸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化，所以，台湾“陆委会”主委赖幸媛提出：“加强两岸的经贸交流与合作，未来会是我们优先去推动的，并逐步朝向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的目标迈进。”
5.两岸社会交往的扩大化。《两岸周末包机会谈纪要》与《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协议》两项协议的签署为两岸社会的交流交往开启新的局面。由“春节包机”到“四节（春节、清明、端午与中秋）包机”再到“周末包机”，以至于未来的“包机常态化”，并且搭乘人员由最初的台商到台干、到台胞，此次再扩大到大陆赴台旅游等持有效证件的一般大众，这是两岸走向全面直航迈出的又一重要一步。而大陆观光客的赴台湾旅游，是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的重要一步，过去，由于台湾方面的种种限制，大陆人民赴台湾为数不多，两岸人员往来呈现严重的不对等，也影响了台湾经济的发展。随着大陆观光客赴台成行，不仅标志着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迈出重要一步，使两岸人员往来进入一个直接、全面与双向的新时代，而且将密切两岸人民之间的情感，有利于加速两岸社会的融合化进程，随着两岸社会的全面交往，两岸社会的一体化趋势在所难免。
6.两岸思想意识的交融化。由人员交往加速而推动的两岸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融合将获得突破性的进展。由“人流”发展到“钱流”，由“人潮”发展到“钱潮”，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由“陆客入台”便产生“人民币在台兑换”（所谓“毛泽东登岛”）及“陆资入台”，两岸民间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进入“大交流”时代已是必然。如果说1987-2007年的前20年的两岸交流交往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的话，那么，未来20年的两岸交流交往，无论是进度还是深度乃至力度都将是史无前例的。
（二）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新阶段的原因
有四大要素促成了2008年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1.大陆实力的提升与对台政策发挥成效。随着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大陆的综合实力大幅提升，表现在两岸关系中则是由实力上升而加大了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主导性地位与对台政策的务实性与灵活性，和平发展政策的提出便是标志。
2.台湾政治局势发生重大而积极性的新变化。台湾岛内政治局势由两次选举而出现了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性的重大的新变化。马英九的当选、国民党的再度执政，台湾二次政党轮替，民进党“法理台独”活动的挫败，在在都昭示着两层意义：一是主张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政治力量掌握台湾的政治机器，并决定台湾对大陆政策的走向；二是挑衅两岸关系的政治路线的不得人心，主张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政治路线获得了台湾多数民众的支持与拥护。对此，马英九也认识到他当选的主因“就是经过民进党8年的治理，民众可以说相当不满，因此希望改变国家发展的方向。”台湾《联合报》社论对此的评论是：“八年的代价虽大，却俨然已产生重大的报偿：一、终于证实‘台独’锁国的路行不通，使‘维持现状/开放交流’的两岸政策不再被诬为‘卖台’，且经马萧胜选建立了此一政策的民主正当性。二、国共高层人物利用这八年的‘空窗期’，经历了难得的亲身交往，交换了‘设身处地’的思维，并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互信。三、国民党因为下野才有与中共频密接触的机会，如今国民党从在野党又转为执政党，双边接触层次亦告水涨船高，立即变成‘执政党对执政党’，可谓是浑然天成的‘无缝接轨’。”因此，《联合报》认为：“若无八年的点滴累积，不可能有今日局面。国民党在野与中共互动了八年，累积了未来执政与中共互动的珍贵资产；而民进党执政八年使‘台独’锁国的政策宣告破产，无形中成为国民党未来开创两岸新局的最佳背书人。”
3.国际社会对两岸走向“对话”而非“对抗”的新期待。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两岸关系的走向是期待开启对话而非开展新的对抗，其中指标之一是美国总统布什祝贺马英九当选、期待两岸走向对话的谈话。其意涵应该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正面意义大于负面意义，日本虽然内心未必希望马英九当选，但也希望两岸开启和平对话。
4.马英九提出“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政策新主张。台湾新领导人马英九从稳定与发展台湾经济的需要出发，希望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从而其两岸政策表现出相当的“经济性”与“和平性”。马英九要想不辜负台湾民众对他的期望，兑现马英九提出的台湾经济“马上，就好”的承诺，以及他选举中提出的“不管东西南北风，马上（马英九当选）就三通”的政治承诺，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环境。所以马英九强调要做“和平缔造者”，决不做“麻烦制造者”。马英九也公开表示：“希望这次胜选，给台湾带来新的时代。这不是我好高骛远，而是台湾需要一个新的时代，台湾可以向前走。”马在访谈两岸关系中流露出强烈的企图心：他提到创造欧洲百年和平的梅特涅、打开中美关系的基辛格，期许成为两岸关系中的“梅特涅”，要为台湾打造30年的和平，“30年对人民来说，就很不错了，这可能是一代两代的和平”。
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的挑战
由两岸关系新形势出发对两岸交流交往的前景做乐观估计，并不是无需看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存在着或者将出现的问题与挑战，“两岸政治、军事、外交、经贸的互动往来，固然频繁，敌意与紧张情绪还仍然存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阶段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也需要正视，主要有：
（一）民进党对马英九两岸政策的制约与牵制。
台湾政党政治格局基本上是两党政治，这是由2008年1月12日七届“立委”选举中首次实施的“单一选区”制度所决定的，民进党在两次选举中遭受重大挫败是一个事实，但民进党将依然是台湾政治与社会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党。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对马英九执政团队的制约与牵制将是非常大的。民进党会以“台湾主体性”为依据，以是否“爱台湾”为标准，以追求“台湾独立”为基本目标，对马英九执政团队任何的两岸政策上的开放性政策与举措给予检视，一旦发现有所谓不符合“爱台湾”的唯一标准的政策与措施，就会给予无限的“上纲上线”，以此来制约马英九执政团队的开放性政策。
（二）两岸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问题。
如果说，由于民进党八年的执政使两岸关系中固有矛盾被无意中掩盖起来了的话，那么，随着马英九的上台，两岸关系中的若干矛盾将再次地凸现，这也是两岸关系中的结构性的矛盾：一是“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地位问题，如何通过两岸之间的商谈寻求到一个合理与合适的解决办法，让两岸各方都能够接受；二是台湾当局的所谓“国际活动空间”问题；三是所谓大陆的“武力威慑”问题。苏起认为当前两岸关系已经成为“台湾已不可能片面实现独立、大陆也不容易片面实现统一”的局面。
（三）60年分离所产生的两岸间问题。
台湾社会的“民主心墙”问题。台湾青年学生张钧凯称“从李登辉执政以来，政府高层其实在台湾海峡树立一堵墙，我称之为‘民主心墙’，因为他就是要告诉你，大陆是不民主的、台湾是民主的。到现在为止，中学公民课本也还是教导学生：专制独裁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是中华民国台湾”。两岸关系中不仅有过去存在问题，也有两岸“三通”与交流后产生的新问题，包括两岸和平发展“红利”的显现缓慢，部分台湾民众对和平发展政策的理解“慢半拍”等。
（四）马英九个人“外省人原罪”将影响其两岸关系政策上开放性的作为。
马英九父亲是在1949年前才由大陆湖南迁移到台湾的所谓“外省人”，这是马英九无法更改的“原罪”，一直影响其两岸关系政策上开放性的作为。从而在是否“爱台湾”、是否会“出卖台湾”等一系列问题上，马英九自觉“低人一等”，唯恐民进党说他“不爱台湾”。事实上，马英九的当选已经证明台湾社会与政治中的“省籍矛盾”已经开始消融，但作为马英九个人却并没有能够“自我解脱”。胜选后马英九甚至还在公开表态：他属于“台湾制造、香港交货”。
（五）美国、日本等有关国家对两岸关系走向的“疑虑”。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态势符合国际社会各方的利益，符合美国、日本、东南亚与欧洲等相关国家与地区的利益。两岸关系中出现的机遇不仅是大陆与台湾都需要抓住的，也是国际社会所共有的资产，也需要抓住这样的机遇。而国际社会中有关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政策倾向也是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两岸关系毕竟是处于东亚地区的两岸关系。
第三节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论思考
和平发展既是两岸关系中已经在实践的实际，同时也是需要进一步加以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尤其是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处于巩固、发展与深化阶段，有关和平发展的理论思考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一、和平发展的内涵概述
（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论”。
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为一个阶段，是与统一阶段相连贯的一个过程。即是和平统一前的一个阶段，是和平统一前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是为和平统一累积实力、打好基础的一个必经阶段。郭震远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是两岸从对抗到实现统一的过渡进程，而中国的和平统一才是最终目标。”
2.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国家发展与统一的一个战略选择。从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看，和平发展是一个战略性的而非战术性的权宜之计，即是一个长期性的战略选择，是基于台湾岛内形势、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做出的战略决断，也是中国大陆和平发展战略下的正确选择，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关联，也符合当前与未来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目标与中华民族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最终实现都要求两岸最终实现和平统一，要和平统一必须经过和平发展这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