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最倚重的“活资料”，就是台湾的电视。从2001年开始，笔者坚持每天都收看台湾的电视，用遥控器在同一时段的不同频道中来回切换，或者从早晨到晚上，顺着时间的顺序观察台湾电视节目的编排，有时将两个新闻频道的新闻进行对比，从中发现了许多文献所不能发现的东西。比如，从字幕的颜色就可以看出频道的政党色彩，字幕多用蓝色的肯定是亲蓝媒体，而亲绿媒体民视和三立，自然喜欢用绿色的字幕，这是媒体介入政治或是被政党利用最直观的例证。再如，要想知道台湾社会泛政治化的政治文化的程度，只需感受一下台湾电视政论节目的数量及播出时段即可，在2004年“大选”前的高峰时刻，台湾电视在黄金时段居然有30多个电视政论节目，足以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而且一些政论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在黄金休闲时段，民众不是看电视剧、综艺节目放松娱乐，而是喜欢看政论节目，一方面说明政治力透过传媒将公领域的话题侵入私领域，另一方面也说明台湾民众被泛政治化所培育的收视喜好又反过来成为台湾泛政治化的政治文化的催化剂，而且从台湾政论节目的议题、嘉宾、座位及Callin内容，无不反映出台湾社会族群的撕裂及政治文化的蓝绿对决。又如从台湾电视为什么这么缺少国际新闻节目，就可以知道台湾民众的信息化程度和国际化视野，也可以看出台湾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与开放程度。
一个更趋本土没有国际观的政治文化有利于某些政党的利益，台湾再小的事也是大事，国际再大的事也是小事。国际新闻收视率普遍偏低，最后电视台不得不把国际新闻关停删减。这种状况反过来又说明高举“本土化”的舆论议题为什么这么有号召力，为什么一句“你爱不爱台湾”这么具有杀伤力。还如，同一天同一时段的同一个媒体，可以在这个频道播放国民党的造势晚会（字幕全用蓝色），而在另一个频道播放民进党的造势晚会（字幕全用绿色），从中可以了解到媒体作为舆论工具与政党互动时利用与被利用的复杂关系，也可以了解到台湾大众媒体作为政治文化与舆论议题的互动媒介，其媒体政治的特殊表现。其他诸如刘翔拿到金牌时台湾媒体的报道程度不仅与大陆媒体相比，甚至与亚洲媒体和欧美媒体相比也有大幅落差。“3.19”枪击案、陈水扁公务机要费案、马英九特支费案，不同媒体的报道口径，以及某些新闻发布会拒绝某特定媒体，民众围打特定媒体的现场记者……不一而足，都能从中捕捉到大量的社会历史信息，都能从中触及区域（政治）文化被创造和传播的机制。
经过历史学界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一批追求有方向感的区域社会历史学者的倡导下，史料的外延在不断放大。原来被官修的正史所不屑的大量的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和口述资料正不断进入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包括族谱、契约、碑刻、宗教科仪书、账本、书信甚至神话、传说和故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与地方文献的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但是电视无论是作为史料还是作为历史解释工具，不仅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实践上也鲜有令人称道的建树。这与电视自身的地位与作用极不相称。除了网络以外，作为信息载体，电视所记载的社会历史的信息量无与伦比；作为传播工具，它对文化的传播速度及覆盖面，其他传媒无法匹敌；作为社会公器，它对权力框架、公共领域乃至私人空间的影响力令他者难以望其项背。但历史学界，特别是当代历史学界对电视的地位和作用却没有充分的认识。
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是，电视可以作为史料吗？当我们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我们是否还可以以电视证史？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历史学界早已将电视能否证史的理论障碍予以扫清。史料固然有直接间接之分，有一手二手之别，有主料辅料之差，特别是有“有意的”与“无意的”及“真实的”与“作伪的”区别，但是对于历史研究，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历史学者对待史料的态度、处理史料的方法以及应用史料的目的；在于历史学者是不是善于与史料对话，叩问出隐藏在史料背后不会主动说出的答案；在于历史学者是不是善于将不同的史料相互对比和印证，从而揭示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尽可能地接近社会历史真相。电视作为一种迄今为止没有被充分发掘其价值的史料，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历史学者认识历史的新途径。当然，电视稍纵即逝以及可以被伪造的特点，影响到它作为史料的运用，但是随着现代技术手段的进步，这些缺点正在被克服。
电视作为认识历史的新途径，对历史的作用不仅仅是作为史料。它除了可以作为社会生活的信息载体直接成为历史的“呈堂证据”，其本身对信息的处理过程也成为重要的历史现象。它选择什么作为头条，它将信息编辑成什么样子，不仅是社会利益和权力集团博奕的结果，也反映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民众的接受心理。而电视作为社会的镜像，反过来又参与现实并影响时代，使之成为史学研究者考察国家——社会互动机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电视可以作为历史考察的一个“场域”，人们可以通过它走向历史现场。
走向历史现场，是人类学与考古学对史学的影响和启示，它鼓励研究者离开枯坐的书斋，来到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场地，寻找资料，寻找灵感，寻找和研究对象进一步对话的场域。“置身于历史人物活动和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的自然和人文场景之中，切身感受地方的风俗民情，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从而引发兼具历史感与现场感”的学术思考。所谓的历史现场，是借鉴人类学、考古学的田野发掘。田野调查的“田野”概念，桑兵认为这个“田野”译自field，其本来的意见应该是“实地”，并不局限于乡村，也包括乡镇和都市。但笔者认为，对历史学来看，“现场”一词应做更广泛的解释。走向历史现场，就是一个用“空间”来换“时间”的行为。历史学者无法回到时间的“过去”，却可以回到历史曾停留过的空间。之所以走向历史现场对于历史学家有这么大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回到这个现场可以发掘与发现更多历史留下的痕迹，寻找更多可资考究的史料，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置身于古人曾经生活和思考过的地方，可获得进一步理解历史对象的感悟和体验。因为作为对象的历史和作为研究者的今天，在隔了无法重返的时间距离后，在空间上找到了一个相同或相似的点，而这个相同或相似的点就成为理解历史的切入点和重构历史的支撑点。
因此，走向历史现场，与其说是走向一个“场”，不如确切地说走向一个“点”。当我们这样理解的时候，“现场”就不一定是一个地点（site）或环境（context），也可能是古人留下的文献（text）或文物（relics），甚至可能是有关历史的传说（legend）或记忆（memory），以及任何一个可以联结历史的相同或相似的点。有了这个点，历史就不再是虚无缥渺仿佛不曾发生的虚构，历史也就不再是无法和今天对接和沟通的隔绝的世界。历史学家通过这个点就有可能从空间中找到时间的感觉，就有可能使自己的心智与情感回到历史曾发生的一刻，就有可能在感悟与体验中获得理解历史的灵感，使自己的学术研究事有所依、情有所附、志有所托。
所以一切与研究对象相同或相似的点，就是历史学者要寻找和要走向的“现场”，电视正是这样一个“现场”。长时间来，我就是依赖这个“现场”来把握台湾，当我无法使自己的身体置身于台湾这个空间时，我从台湾的电视找到了理解台湾的“现场”。电视是我与研究对象共享的现场，我今天看到的电视节目，正是同一时刻2300万台湾民众同步看到的电视，电视媒介正在用其惯常的手法反映着当下的台湾生活，正在用其固有的力量影响着台湾的方方面面。通过电视，我掌握了无数有关台湾的信息，一个台湾人如果不看电视，也许对台湾的理解比我深刻，但肯定不如我对台湾了解得那么丰富。任何一个人的直接的生活体验，都无法替代和超越电视媒介对社会生活无所不在甚至无孔不入的窥视和发现。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回到家里，其大多数时间是由电视陪伴度过的。他们打开电视看到的就是我同样而且同时看到的画面和声音，他们就生活在我所能直观看到的电视创造的虚拟的舆论空间和媒介生态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同我一样没法来到电视新闻报道的一个个新闻事件的现场，只能依赖记者的眼睛和声音感受他们无法亲历亲为的新闻事件，只能同我一样被动地接受不同的频道传来的对这个世界的不同的看法。他们可以和我一样做出反应，选择继续收看或关掉电视，却无法改变别人收看还是关掉电视的现实。这就是台湾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就是我每天都在进行的理解台湾的最重要的“历史现场”。
把“历史现场”从环境和地点的限制中突破出来，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走向研究对象不同的历史现场。在本研究中，另一个对我帮助极大的“现场”就是“台湾人”。我无法长时间地呆在台湾感受斯土斯民，历史的机遇却使我可以长时间地和台湾人打交道。这些离开台湾本土的台湾人，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或多或少地带着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时代来到我的眼前。同他们的交流中，我既可以了解他们每一个人的个性，也可以感受到台湾人这一个群体，以及整个台湾附着在他们身上的气息，从他们怎样待人接物、他们对什么话题敏感、他们习惯用什么词汇和句子、他们的笑容或眼泪、他们的打拼与玩乐，就可以感受到整个台湾投射到他们身上的印迹，就可以感受到他们有着怎样的历史包袱和现实焦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选出这样的“总统”，为什么像陈水扁这样不断变化的人却可以一度拥有许多支撑者？
田野调查本来就有到乡村访问耆老一说，但人类学和考古学都讲究在当地的环境中进行走访，这既是田野调查的理想值，也是它的无奈之举。对于偏远村落的异文化，人类学者只有深入其间才可能访问大量的村民，但是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走向现场”只有走到当地去才能接触民众，也不意味着如果民众脱离当地来到研究者面前，研究者面访民众就毫无意义。由于历史的限制和机遇，我有可能人不在台湾却能够大量地接触台湾人。不能长时间呆在台湾于我是一种无奈的束缚，但是与脱离台湾环境的台湾人接触于我未必不是一种意外的收获。文化研究对文化的理解未必只能在文化的核心地带才能找到答案，也许在该文化的最边缘地带我们才能触摸文化的本质，在异文化的对比和边际效应中，本文化的特点才可能最鲜明地显露出轮廓，这是逆光映照下产生的“文化的剪影效果”。一个人只有离开他原本所属的文化圈，才有可能发现他究竟能从这个文化圈带走什么东西，而这些可以带走的东西才是这个文化圈真正影响他的东西，而且他只有带着这些东西在异文化生活相当长一段时间，才会发现到底有哪些东西不会改变和难以同化，这才是他母文化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当一个个台湾人离开台湾后，他们所能带到异地的，才可能是真正的台湾文化在他们心中生根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更可能通过“离开台湾的台湾人”这一特殊的历史现场，触及台湾文化的根与灵魂。
这些年来，我有幸和数以千计的台湾人打交道，和他们交谈的时间也以千小时计。他们上至“立法院长”，下至平民百姓，他们有“立法委员”、县市长等政治人物；有明星、主持人、制作人、经纪人、媒体老总和地下电台业者等媒体人物；有学者、教授、中小学教师；有小公务员，有IT业者，有农民，有亿万富翁，也有摊贩业者、计程车司机；有宗教界大师级人物，也有普通的信徒信众。他们三教九流，带着不同的职业特征，分属不同的阶层，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圈和交际圈。他们构成了台湾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他们或多或少地带着他们所属文化的缩影，和他们接触越多，就会对台湾文化有更深一层次的认识。和他们交往的经验使我坚信，如果不和上千个中国人交谈，一个外国人很难说对中国人有真正的认识。同样，如果没有同上千个美国人交流，一个中国人也很难对美国有更深刻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