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抗日战争早期，湘西相对安定。有一天来了一群学生。其中有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
在湘西璧山，常见到着红衣的姑娘和儿童，那红色分外亮丽，特别美。天性爱美的吴冠中，突发灵感，想做一件大红袍，天天披在身上，仿佛古代的状元郎。这时候他已是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学校管得也不严。他便向同班一位较富有的女同学借钱，女同学问他做什么用？他直言说要做件大红袍。女同学问是紫红的吗？“不，是朱红的。”她惊讶地笑了，却立刻借给他足够的钱。吴冠中飞快到布店买了布，立刻进裁缝铺量体裁衣。男人也能穿这样朱红的袍？裁缝师傅犹豫了，有点难色，不敢做，叫他去别家试试。吴冠中灵机一动，说他们下江人（四川人称长江下游上来的人为下江人或脚底下人）男人在家乡都穿红袍，女的只穿绿色。好说歹说加上谎言，师傅勉强答应给做了。
等到取衣的日期，吴冠中像看成绩单一样早早去取，衣已成，顺利地取回宿舍，他速速穿上，同室同学果然赞不绝口，甚至颇有点羡慕，问他共花多少钱，似乎他们也想试试。正是晚饭时候了，大家一同到饭堂，看到吴冠中进来，满堂波动起来，仿佛欢迎红色英雄的出场，笑声掩盖了批评声。少年吴冠中觉得这袍子好看，全不在乎谁的褒贬。那个借钱的女同学在笑声中也很得意她的友情资助。
这是学校里的反应。吴冠中穿着红袍子走到街上，情况更是大不相同。湘西街上的行人大都嗤之以鼻，骂他太怪异。这些本地人本来就讨厌下江人。吴冠中并不见怪。没想到一个星期后，学校训导长找吴冠中去谈话，训导长打量着吴冠中身上的红袍子，说：“冠中，你不知道我们在湘西并不安全，璧山警报很多，你这红袍挤在跑警报的人群里，便成了日本飞机的目标，警察必将你抓起来，所以万万穿不得，赶快染掉。”这下，吴冠中正被吓着了。他跑到洗染店将红袍染成黑袍，不知是洗染技术不高明呢还是那朱红色至死挣扎，竟染成了深褐色。这个上好的大袍子没了正色，倒显得邋遢，吴冠中只好穿着那邋遢的袍子度过寒冬。
少年吴冠中偶有一天到市郊，看到一批朱红的布从高空泻向地面，衬着其后黑色的布群，红布似奔腾的火焰，甚是壮观。原来这是一家染坊，正在展示晒洗染了的布。染坊能染掉各种颜色，吴冠中心里真希望红袍子没被染黑。“我为我的红袍哀伤，就在当时写了一首红袍诗祭，可惜没保留底稿，更谈不上发表。红袍只生存一周，见过它的同学们也都天各一方，垂垂老矣，它早已被岁月掩于虚无中。但据说‘文革’时有大字报批我这件大红袍。”
可见，红袍少年的形象是深刻烙在了所有人的心里。看老年的吴冠中，这张满是沧桑的脸庞下，他的内心其实藏着这个个性鲜明的红袍少年。
3、丹青歧路
鲁迅为自己儿子未来的命运，曾对许广平明确表示：“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艺术家命运多歧，纵是一代文学大师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更何况中国江南的乡村家庭。
如果吴冠中没遇到朱德群，是不是命运就会不一样；如果吴冠中没遇到艺术，是不是我们就少了一个大师，人生的轨迹，有时候是多么奇妙。一个乡村孩子偏偏和高不可攀的艺术联系在了一起，还纠结了一生一世。
当这个乡村孩子在豆蔻年华时被艺术吸引，偏离家庭设计的人生轨道，他选择进入到艺术创作领域；在他三十而立的时候，身处世界艺术之都巴黎，与世界众多名流和艺术名人相逢，他却毅然选择回国。
浙大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完一年，全国大学和高中一年级生须利用暑假集中军训三个月。吴冠中和国立杭州艺专预科的朱德群被编在同一个连队同一个班，从此朝朝暮暮生活在杭州南星桥军营里，年轻人无话不谈。一个星期天，朱德群带吴冠中参观他们艺专。吴冠中看到了前所未见的绘画和雕塑，强烈遭到异样世界的冲击，也许就像婴儿睁眼初见的光景。美轻易就击中了一颗年轻的心，她捕获许多童贞的俘虏，心甘情愿为她奴役的俘虏。17岁的吴冠中拜倒在她的脚下，一头扑向这神异的美之宇宙，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农家穷孩子，为了日后谋生好不容易考进了浙大高工的电机科。
青春期的草木都开花，17岁的青年感情如野马。野马，不肯归槽，吴冠中下决心，甚至拼命，要抛弃电机科，转学入艺专从头开始。“朱德群影响了我的终生，是恩是怨，谁来评说？”竭力反对的自然是父亲，他听说画家没有出路，他梦幻中的龙消逝了。孩子最最担心的就是父母的悲伤，然而悲伤竟挽回不了被美诱惑的儿子，一向听话而功课优良的儿子突然变成了浪子。
理科生转到艺术系，这差异不亚于一场变性手术。吴冠中到艺专后的学习与以往的学习要求完全不同。因转学换专业损失一年学历，吴冠中比德群低了一个年级，他成了吴冠中的小先生，课外两人天天在一起作画。吴冠中回忆道：“如无艺术，根本就不会有我们的友情。”抗战爆发后，1937年冬杭州艺专奉命内迁，紧要时刻吴冠中的钱意外丢光，德群的钱由他们两人分用。后来大家成为沦陷区学生，每月发放五元贷金，这微薄的贷金养育了吴冠中的艺专生活，否则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他根本念不完艺专。
林风眠奉蔡元培之旨在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后改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吴冠中1936年进校时，校里学习很正规，林风眠、吴大羽、蔡威廉、潘天授（后改名为天寿）、刘开渠、李超士、雷圭元等主要教授认真教学，学生们对他们很尊敬，甚至崇拜。中西结合是该校的教学方向，素描和油画是主体课程，同学们尤其热爱印象派及其之后的现代西方艺术。喜爱中国传统绘画的学生相对少，虽然潘天寿的作品和人品深得同学们尊崇，但有些人仍不爱上国画课，课时也比油画少得多。爱国画的同学往往晚上自己换亮灯泡学习，吴冠中和朱德群总加夜班。图书馆里有很多西洋现代绘画画册，人人借阅，书无闲时，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画册也较多。
杭州艺专教学虽认真，但很少对社会展出，有点象牙之塔的境况。日军侵华摧毁了这所宁静的艺术之塔，师生们被迫投入了战乱和抗敌的大洪流。所谓抗敌，师生沿途作宣传画，也曾在昆明义卖作品捐献。更有进步的同学则悄悄去了延安，当时大多数人也不知他们的去向。吴冠中在昆明借小学暂住，发现学校图书馆藏有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画册，不能外借，便天天带着笔墨到里面去临摹。吴冠中回忆：“在沅陵时在校图书馆临摹《南画大成》，警报来了都要上山躲避，其实警报虽多，从未来敌机，因此我请求管理员将我反锁在内，他自己去躲空袭，他同意了，我一人在馆内临摹真自在。”昆明的生活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记得开课后，学生们依旧画裸体，只是模特儿不易找。当时常书鸿作油画示范，画到细部，他用法国带回的一根黑色的杖架在画框上部作为手的依附，这是吴冠中第一次见到这种学院派的作画方式。没想到警报频频，昆明也非是久留之地，学校迁到远郊呈贡县安江村上课。安江村很大，有好几个大庙，学生们在大庙里用布帘将菩萨一遮，便又画起裸体来。上世纪70年代吴冠中到昆明，专访了安江村，村里老人们还记得国立艺术大学的种种情况，指出滕固校长及潘天寿等教授的住址。有一位当年的女模特李嫂尚健在，吴冠中画过她。“我想找她聊聊，可惜当天她外出了。”
林风眠任校长时，还兼一点高年级的课。吴冠中当时属低年级，从未在教室里听过他的课，只是从他的作品中认真学习。没有机会直接听校长的课，就将自己作品的照片请他看，他话语不多，但在点头与摇头之间，吴冠中感觉林校长一眼便看透了作者内心与感情的真伪。林风眠任校长时，杭州艺专对西方现代艺术采取开放的态度，因此年轻的同学们很早就体会到绘画中形式美的重要性，他们在练基本功的同时就注意讲究色彩、线条、韵律……他们永远感激青年时代的教学指导，幼苗的成长靠了园丁智慧和辛勤的培养，“智慧”比“辛勤”更重要。同学们都说，林先生慈祥，林先生一颗童心，林先生是真正的艺术家！吴冠中回忆道，在抗战中，当林风眠卸去校长职务时，他在留给另外两位校务委员的信中写道：“杭校员生，随弟多年，无不念念，唯望二兄加意维护，勿使流离……”读到这封信时，流亡中的师生都哭了！
潘天寿是直接教过吴冠中，并对吴冠中有毕生影响的老师。吴冠中说，“我庆幸一开始学国画便随着潘老师的眼力识别画品与人品之优劣，影响了自己终生的审美观。今日回顾老师，高山仰止！”国立艺专在杭州时，学生们大都热衷西洋画，国画课时虽少，但他们对潘老师的作品、人品十分崇敬。凡学生打架闹事起纠纷，训导处感到棘手难处理时，往往请潘老师出来说几句话，事件便很快平息。在昆明时学校闹风潮，学生们追打图书馆馆长顾良先生，顾先生到处躲避，学生穷追不舍，最后他冲进潘老师的住处，躲到潘老师的背后才求得了安全。抗战时期学校迁到云南和四川的农村上课时，潘老师未带家属，所以吴冠中等几个接近他的学生往往不分朝暮经常出入他租住的农民之家，不仅跟他学画，还跟潘老师学习书法、美术史、诗词，吴冠中说自己对平仄的辨认也还是潘老师逐字逐句亲授的。后来潘老师回浙江探亲，这些穿着草鞋的穷学生依依不舍步行送他到青木关，都抢着替他挑行李。潘天寿离校后，吴冠中还经常与潘老师通信。
如果说林风眠、潘天寿对吴冠中更多的是整体的文化观和艺术感悟上的影响，那么吴大羽对吴冠中则更多的是个性和艺术主张上的启示。吴冠中这种强烈而特立独行的艺术个性深受吴大羽影响。在吴冠中的眼里，吴大羽是当年西画教授中威望最高的，是杭州艺专的旗帜，杭州艺专则是专门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的旗帜。吴冠中认为，吴大羽威望的建立基于两方面，一是他作品中强烈的个性及色彩之绚丽，二是他讲课的魅力。同学们崇敬他在教学中循循善诱，总以源源不绝的生动比喻阐明艺术真谛、画道航向，他永远着眼于启发。吴大羽被解聘离校后，吴冠中、朱德群、闵希文等同学又积极向校方提议返聘。吴冠中与吴大羽老师还保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通信。吴大羽每封信都像写教案似的，对吴冠中谆谆教导，诲人不倦。
在流亡中，吕凤子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他着一大袍，自称凤先生，讲演时总是凤先生说……他谈书法，举起一枝大笔，说我这笔吸了墨有二斤重……当时学生听了心里有些反感，感到林风眠的时代远去了。但吕先生却对吴冠中很好，他支持创新，赞扬个性，并同意学生请求，聘请远在上海的吴大羽，路费都汇去了，但吴老师因故未能成行，退回了路费。吴冠中即将毕业时，吕先生欲留他任助教，但暑期时吕校长就卸任了，由陈之佛接任校长，吕先生写信将吴冠中推荐给陈校长，陈之佛像慈母般亲切，当即同意聘吴冠中为助教，此时吴冠中决定去重庆大学任助教，衷心感谢了吕、陈两位校长的美意。
吴冠中决定去重庆，结果在这个人生之驿中，他的命运又发生了关键性的改变。
回忆到重庆的时候，吴冠中说：“我早该毕业了，因中间进了一年国画系，再回西画系便须多补一年，其实没有什么可补的，我便到北碚附近的独石桥小学代几个月课，挣点钱。”
1943年吴冠中在青木关毕业了，毕业之后由于同学王挺琦的介绍，到沙坪坝重庆大学建筑系任助教，教素描和水彩。“这是我莫大的幸运。因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相邻，我教课之暇便到中央大学旁听文史课程，主要是法文。我将工作之余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学习法文，听大学里高、低各班法文、找个别老师补习、找天主教堂里的法国神父辅导，从旧书摊上买来破旧的法文小说，与各种译本对照着读。每读一页，不断查字典，生字之多，一如当时吃饭时捡不尽的沙子稗子。读法文，目的只一个，战后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没有钱，过浪子生活，最穷苦的生活，那么首先须通语言。”
在乡村里的父亲一定没想到，这个浪子居然在读法文，要去法国读书。他没想到这个一直读书很棒的儿子真的在1946年考取了教育部公费留学。
1946年的法国举行首届戛纳电影节，1946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长春。而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上海、广州、昆明、武汉、西安、重庆、北平和沈阳等九大城市组织公费留学考试，计划选送100多名胜出者赴法国、英国、瑞士和美国等国留学，其中绘画专业只有两个名额，吴冠中以美术类各科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录取。
当时的考题只有两道，一是：“试言中国山水画兴于何时盛于何时并说明其原因”；一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于后世西洋美术有何影响试略论之”。值得铭记的是，工笔花鸟大师陈之佛先生当时是南京教育部的阅卷教师，他惊喜地发现了后来被证实为属于吴冠中的答卷。
陈之佛给了这份卷子90多分的高分，囿于当时纪律，老先生只好用毛笔在四张毛边纸上抄录了这份“共答1715字”的试卷。2006年，陈之佛先生的后人从老人遗物中发现了这份试卷，并寄给了吴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