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葛兰西的文本中，霸权概念第一次出现于《南方问题》中，它与葛兰西关于《新秩序》周刊时期都灵共产党人工作思路的总结联系在一起。在都灵时期，葛兰西已经意识到，在现实的意大利土地上，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想成功，必须建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联合农民的阶级联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葛兰西将自己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组织无产阶级的联盟上，工厂委员会就具有这种意蕴。早年葛兰西对工厂委员会组织工作的重视，实际上是想在经济层面建构无产阶级的霸权，这种对经济生活层面的关注，使当时的有些人认为葛兰西处于工联主义的阴影中。
经济意义上的霸权理论，不仅出现于葛兰西的早期思想中，而且出现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强调霸权的经济意义，并不是要陷入到经济主义或工联主义之中，如果说在《新秩序》周刊中葛兰西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对经济主义的大量批判，就将自己所强调的经济意义上的霸权与工联主义的思想区别开来。葛兰西指出：经济主义对政治和精神方面的各种意志表现、行动表现或首创性表现所抱的态度，至少可以说是很奇怪的，——仿佛这些表现并不是经济必然性的有机产物，而且也不是经济的最有影响的表现似的。因此，一旦具体到提出霸权问题，就把它说成是谋求霸权的集团必须做出让步的问题，那样的看法是不恰当的。毫无疑问，对各个未来的被领导集团的利益和倾向必须予以考虑，必须达到某种妥协以求得均势，——换句话说，领导集团要做出经济团体性质的牺牲；这些固然都是霸权问题所包含的前提，但同样无可置辩的是，这种牺牲和妥协决不可触动根本；要知道，霸权虽然是伦理一政治的，但也必然是经济的，它的基础必定是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核心决策方面所起的决定性职能。(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161.)可以说，经济构成了论述霸权理论的地平线。当然如果仅将霸权定位在经济领域，就像第二国际的理论所做的那样，又会陷入一种宿命论之中，因为在现实的霸权力量对比关系中，经济虽然构成了地平线，但在分析运动的力量对比时，最终还是要归结为霸权和伦理一政治关系问题。
对于葛兰西来说，霸权概念主要指的是文化霸权，是与政治支配相对应意义上的霸权，这个意义上的霸权概念是《狱中札记》中讨论的重要主题。“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层面’：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这是‘私人’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层面一方面相当于支配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支配’或管辖职能。这些职能都是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Ibid，p.12.)在葛兰西关于霸权的这一理解中，行使霸权的主体机构不再是国家权力机关，而是市民社会中的组织机构，如学校、工会、社团组织等等。这一部分机构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与国家机关相比，更能民主地将市民社会中的人整合起来。在这个论述中，葛兰西实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结合。在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论述中，就非常强调来自于市民社会本身的机构如同业公会、警察等的“伦理”作用，这是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的重要途径，但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构成了最后的决定者。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国家理论的批判，强调市民社会的“先行性”。这才有葛兰西从市民社会基础上强调霸权的重要作用，强调这些市民社会的机构的教育意义。但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主要指的是经济结构层面，而教育等机构，可以算做上层建筑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又是以黑格尔来改造马克思。但不要以为，伦理一政治霸权就是葛兰西霸权概念的唯一主题，如果只是从这个方面来理解，葛兰西就无法将自己的思想与克罗齐伦理政治史的思想区别开来。对于葛兰西来说，虽然霸权概念具有文化上的重要意义，但从其当时的语境来看，这种文化霸权的建构，是为了建构新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做准备的，因此其核心是政治上的霸权。
为什么要强调政治霸权呢？在葛兰西看来，这是由政治的要素决定的。政治是一个自主性的领域，而政治赖以成立的第一个要素就是“的确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整个政治的科学和艺术都建立在这个根本的和不可规避的事实上。”(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144.)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必须思考如何能够最有效地领导，领导者如何做最好的准备，以及人们如何能够了解最切近的抵抗路线，或者人们如何希望被领导者和被统治者服从最可行、最合理的路线。葛兰西对统治的方式进行了区分：一种是强制性的，即国家作为镇压的机器；另一种是同意式的，即国家的权力获得了人们的自觉认同，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统治方式。在这种同意式的统治中，又存在着政治霸权与文化（道德）霸权的区分，前者提供着政治合法性，后者提供着文化合法性，让作为自由的个人能够形成一种共同意志，而不是作为纯粹私人性的个体进入相互冲突状态。国家生活必须是自觉的，成为个体主体自由认同的东西，正是霸权的这种心理学维度，构成了中产阶级稳定的物质生活的基础。因此，在统治的意义上，霸权具有三种组成方式：一是绝对的支配状态，这是通过国家及其组织机构实现的，也正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第二是政治合法性的建构，这种合法性涉及意识形态的建构问题；这两个层面的霸权都涉及政治关系领域。第三是文化（道德）合法性建构问题，霸权只有渗透到这个层次时，才能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遵从着统治者的霸权逻辑。
葛兰西认为，作为统治者而言，这三种意义上的霸权都不可缺少，特别是文化霸权，并不会因为取得统治地位而丧失其作用。“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知识与道德的霸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反对自己的集团，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它，并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且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霸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p.57-58.)但正如葛兰西批评克罗齐时指出的：“政治只有与经济打成一片，才能变成永久的行动，并生长出永久的组织”；“最终的解决方式只有把经济和政治等同起来”(Ibid.，pp.139-140.)。可以说，当后来的学者过分强调霸权与市民社会的对应关系，而忽视霸权与政治生活、特别是与国家的联系时，就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有了一定的距离。
需要注意的是，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既不是经济决定论的，也不是精神同一性的，他关注的实际上是社会生活的总体性联系。这种联系在不同的层面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完成的，在不同的系统中，也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完成的，重要的是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方式，这种联系方式是通过主体的参与建构的，在必然性的联系中，偶然性发生着重要的作用。在葛兰西看来，在霸权结构中，存在着有机运动（相对永恒）和“接合”运动（表面的、偶然的甚至意外的运动）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并不是完全相互外在性的区别，重要的是要找到霸权结构内部的辩证关系，实现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接合，这种接合并不是通过概念的衍生方式完成的，而是在现实的人的作用下完成的。
3.集体意志、文化自觉与霸权
正如《君主论》是为人民而写的一样，虽然葛兰西也在一般统治意义的层面上讨论霸权的形式，但其根本的理论指向是处于低层的无产阶级如何获得霸权的问题，由于还没有获得统治的物质性力量，这时获得文化与道德意义上的霸权，对于下层阶级来说就变得至关重要。
葛兰西认为，对于下层集团来说，要获得霸权，主要体现为三个环节：第一，在受到强大外在束缚的时候，必须战胜外部的敌人，获得相对自治的权力，这是与外部敌人斗争的策略。第二步，由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经济的作用，缔造这种新型国家的新社会集团的政治霸权的主要内容是经济秩序，这涉及经济基础的重新组织以及人与经济世界或生产领域之间的现实关系的重新组织。在这个问题上，葛兰西并没有完全放弃《新秩序》周刊时期的思路，即经济上的重组对于缔造新型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特别是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生产工具与人的结合，对于获得经济霸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葛兰西认为，这种一体化有助于造就“总体的人”，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从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机构的效率出发来组织集体的和个人的生活。经济力量在新的基础上的发展以及新结构的进步设施，将使必然存在的矛盾得到调和，当建立起一种自下而上的新的‘一致’的时候，也就为实现自我纪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可以实现自由，包括个人自由。”（［意］葛兰西：《葛兰西文选1916—1935》，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15—616页，注118。）第三步，要获得各个历史阶层和历史集团的支持，从而获得统一的集体意志与政治、文化（道德）的自觉。这构成了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个环节就是获得来自积极或消极地帮助它们的集团的支持。这些条件是霸权理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主要内容的实现。
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第三个环节，即如何获得各种集团的支持问题。获得各种集团的支持，对于下层集团来说，主要体现为文化道德以及政治意识领域中的认同问题，葛兰西将这个问题划分为两个层次：即集体意志与哲学自觉，鉴于哲学这个概念与道德、伦理等具有一致性，在这里我们以文化（与道德）自觉来称谓它，这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
葛兰西关于集体意志的讨论，是从马基雅维利和索列尔的讨论中生长出来的。在葛兰西看来，马基雅维利关于君主的讨论，核心的主题在于君主如何才能领导人民建立新国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将个体的自由意志整合为集体意志，马基雅维利对“君主”的言说与规劝，其意图就在于此。对于当时的意大利来说，现存的集体意志虽然变得松散无力，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因此新的“君主”的任务就是如何创造与重新整合这些松散的集体意志，形成历史活动中具有建构性的、积极主动的政治意志。马基雅维利关于民兵改革的分析，就是想将农民整合进意大利重建的集体意志之中，对于当时的意大利来说，如果农民不能涌入政治生活，统一的意大利民族意志就不可能形成。这也构成了葛兰西在面对意大利时的一个重要问题，葛兰西在《南方问题》中的论述，即要在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平台上解决这一问题。如果说在马基雅维利那里，集体意志的概念是通过葛兰西的这种解读才呈现出来的，那么在索列尔那里，总罢工的“神话”就是想通过罢工，创造一系列的意象，激发各种情感，把同资本主义社会交战的各种倾向整合为一体，形成工人阶级的集体意志。索列尔的整个思考虽然具有工团主义的特色，但对于集体意志的理论探索上，构成了葛兰西的思想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