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从来没有茶喝，用自己的瓦盆（既是饭碗，又是水碗）在伙房里舀些开水放着，渴了就喝。那时如果有个搪瓷杯子就是奇迹，一般是没有的。王朝闻忽然发明采集酸枣树的嫩芽来焙制“茶”叶，酸枣树漫山遍野都是，于是有一阵，大家都喝起“茶”来。后来又有人加入后山采集的野蔷薇，就变成花茶了。
胡蛮戒烟和改名
胡蛮同志是抗战后从苏联回到延安的，我们都很尊重他，他也向我们报告苏联的美术。他那时吸烟斗，并且还有一个装烟丝的橡胶烟荷包，在当时自然是十分了不起的。胡蛮同志当时住在东山，和我们西山遥遥相对。某天，我们看到他在窑洞门口的半山草丛里找东西。事后别人告诉我说，他前一天决心戒烟，把烟斗和烟荷包都摔到山下以示决心，没想到第二天烟瘾犯了，顾不得面子，又到山下找回了他的烟具。胡蛮同志喜欢不断改姓换名，他在去苏联以前原名王钧初，因为表示革命就要用苦力，又用罗思（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说，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比喻为齿轮和螺丝钉的关系。罗思即螺丝钉之意）。他从苏联回来时用的名字叫王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他又改成了旺红，当时钟敬之同志说这个名字不像男人的名字，他又取名胡蛮。未几，胡宗南进攻边区，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抨击国民党，称胡宗南为“胡蛮”。胡蛮同志大概着急了，又改成了祜曼，并且还解释，这是外语中“人道”（Гyманист）的意思。胡蛮同志进了城就再也没有改名了。当时有些同志改名，也是表示革命的意思，只是他改的次数多一些。
在延安，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苦中有乐，乐在苦中。他们懂得苦中作乐，时常调皮捣蛋。在延安有一种山西曲沃来的旱烟，很像晒干了的马粪，因此被称为马粪烟，米谷自己雕了个烟斗抽旱烟。一日，由于连日下雨导致外出不便，旱烟抽完，没钱买烟，又犯了烟瘾。华君武和焦心河使坏，捡了点干马粪充旱烟骗米谷，因为马粪烟其实是掺了很多草的，所以米谷也辨不出真伪，当然，事后得知后，华君武他们也就免不了挨他的一顿骂。
4.
华君武在延安一呆就是八年，是一位文艺活动积极分子。他曾经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并现场聆听毛泽东同志演讲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1年前后，华君武在“革命的草台班子”——延安平剧院（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平剧研究团和八路军一二零师战斗平剧社合并组建而成的平剧研究、演出团体。“平剧”即今“京剧”，“北平”改称“北京”后，“平剧”改称“京剧”）工作了两年，拉过两年京胡。那时，华君武偶尔会去看“小达子”雪艳琴的戏，有时听留声机里的京戏唱片，跟着学拉胡琴。华君武的几位鲁艺同学也喜欢京剧，课余时常聚在一起练嗓子，其中一位操琴的同学是桥梁专家茅以升的侄子，叫茅于恭，他曾在京剧名家王少卿的门下学过戏，自然身手不凡。茅于恭对华君武多有指点，所以华君武的京胡拉得也越来越好，就连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陈荒煤听了华君武拉的京胡也直夸他的指法不错。
那时连毛主席也常来看戏，有时还一边看一边用手拍板。周恩来也常来看戏，即使他常驻重庆，回来时也常看演出。延安有时要招待统战人物过境，平剧小组自然也要登场。
除了在平剧小组拉京胡外，华君武也在合唱团里客串。由于当时一部分合唱队员被抽到前线去了，所以华君武被临时补充进来，好友冼星海给了他一个男低音的角色。一次，合唱队去参加欢迎当时国民党甘肃省主席邓宝珊来延安的一个晚会，地点在南门外的一个大戏台上。平日里，华君武还可以唱两声，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场面毕竟有点紧张，尤其是当指挥冼星海站在前面环视大家的时候，华君武的就有点儿心慌了。那天唱的是《黄河大合唱》，冼星海举起指挥小棒，意思是让大家集中精力，但华君武却误以为是要唱了，第一句是“嗨……嗬”，别人都全神贯注，静静地等候，只有华君武一个人憋足了全力喊了起来，当时场内一片哗然。冼星海很不满意地看了他一眼，很久以后，华君武都觉得还能感受到那眼神的力量。事后，冼星海也没有批评他，可华君武自己却一肚子冤屈：“又不是我报名参加的，是你把我硬拉上台的。”从此，华君武再也没有到台上演出过。
华君武在鲁艺办的漫画墙报当时在校内引起了一些反响，中央领导同志来鲁艺时也参观了他们的墙报，有一次毛主席看了墙报上华君武画的一幅叫《知识分子》的漫画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漫画画的是一个草人，上书“知识分子”，画里的“草人”不但没有吓唬住鸟，鸟儿反倒都跑到“草人”跟前，有的还站在“草人”头上，这幅漫画的寓意是知识分子一定要放下臭架子。
华君武在延安期间共参加了两次漫画展览，第一次是1941年举办的，以反***作为主要内容。鲁艺的师生们积极性都很高，积极创作漫画和宣传画参展。就连平日里不搞创作的美术系主任王曼硕也画了一张纯粹用素描手法绘制的德、意、日三个***头目——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的裸体人像。那时是冬天，华君武把创作的漫画用大夹子夹着，扛着进城布展，虽然被冻得很惨，但是看到来看展出的大量人流，尽管辛苦却也很是欣慰。
第二次，在延安反响较大，是1942年2月由华君武提议，他和张谔、蔡若虹一起搞的三人漫画展。鉴于“我们已经看到了新社会的美丽和光明，但也看到了部分的丑恶和黑暗，这些丑恶和黑暗是从旧的社会中、旧的思想意识中带过来的渣滓，它附着在新的社会上而且在腐蚀着新的社会。我们——漫画工作者——的任务，就必须是：指出它们，埋葬它们”的理念，他们仨分头准备了共70幅作品，画展地点是在延安联防司令部附近的军人俱乐部新建的三间砖窑里。当时在延安很少有画展，这次的展览吸引了很多的观众，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时，毛主席对文艺界的活动很关注，听说华君武他们搞了个三人讽刺漫画展，非常感兴趣，就带着几个人来参观，那天正好赶上华君武值班，他便陪同毛主席参观讲解。
毛主席看画展很认真，每张画都看得很仔细，有些没看懂的就问身旁的华君武：“这是什么意思？”华君武马上作解释，主席听了点点头。看完之后，华君武按当时延安的习惯，说了句：“请主席批评。”“漫画还要发展。”这是主席的回复。当时的华君武还不是很能体味这句话的含义，但多年后，当他回忆起这件事来总觉得有些不安。限于当时的思想水平，很多漫画没有体现出后来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论述的对敌我友三种不同态度的讽刺，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有的也不是与人为善的。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又处于民族矛盾的紧要关头，举办这样的画展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对这件事，蔡若虹醒悟得早一些，他将参展的漫画都收了起来，但这些作品在后来的“文革”中还是被抄走了，一直下落不明。
大约过了半年时间，在夏秋之间，当时的延安《解放日报》负责副刊的东北作家舒群通知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说毛泽东要与他们见见面。当天下午，他们三人就在舒群的陪同下去到毛泽东所住的枣园。对这件事，华君武也曾有详尽的记录：
1942年毛主席和我们的谈话
约在夏秋之间，当时在延安《解放日报》负责副刊编辑的东北作家舒群通知我们，毛主席约我们三个人去见见面。那天下午我们如约，由舒群陪着到了枣园毛主席住处。我们和毛主席见面和谈话，就在园子里的一棵大树下，那里放着一张方桌，几把椅子，后来吃饭也在那里。因为时隔已有五十多年，很多细节已经忘掉。我们是下午去的，吃了饭，天气已近黄昏，当时谁也没有手表，估计大约有两个半小时左右。
我迄今记得最清楚的是毛主席关于漫画的一段谈话，大概毛主席看到我在《解放日报》上画了一幅批评植树不养树的漫画，延河边上矗立着一根无枝叶的细树干。毛主席说，不好好植树应当批评，但是延河那一段植树不好应该注明，如果王家坪（当时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植树不好就应该注明王家坪，延河很长，否则就变成整条延河两岸植树都不好了。由此毛主席就讲了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关系问题，因此这段谈话在以后几十年我们漫画创作中克服片面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主席当时还说，可不可以同时画两幅漫画，一幅是表扬正确的，另一幅是批评错误的。我因觉得这种表现方法比较呆板，所以很少采用。
毛主席是一位伟大人物，我们都很景仰他。除了我几个月以前在《讽刺画展》时见过毛主席，平时都是在大会上较远地见到他。现在坐在毛主席身旁，自不免有些拘束，但他很快就打破了这种拘束感，使人很自然地讲话。我记得开始毛主席问到蔡若虹的籍贯，知道是江西人时，毛主席就问蔡若虹，知道不知道江西有位大名鼎鼎的道教头头张天师，蔡若虹说不出张天师的来历，毛主席就讲了一段关于张天师的笑话，使得我们什么话都敢说了。
我在吃饭时看到桌上有碟生煸青辣椒加盐，就问外边传说毛主席连吃西瓜都就辣椒有无此事，毛主席也笑着说那是在长征已到甘肃某一个村上，休息吃饭，桌上也有辣椒，正吃着，送来切好的西瓜，又吃了西瓜，大概就是这样传开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