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共和国兴起后，古希腊人关于城邦和公民(市民)的政治法律思想为罗马人所接受，斯多葛主义也传入罗马，对罗马法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公元前140年左右，斯多葛主义引进罗马，虽然它迅速地把德高望重的国家生活的领导人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但是也产生了它的最杰出的代表——著名演说家和政治家西塞罗（公元前106—43年）……在政治哲学方面，西塞罗远远地超过了以前的斯多葛派。他是一个最先否认国家高于个人的人，他教导说，政府是在人们为了实现相互保护而达成的契约中产生的。在《理想国》一文中，他提出了一个永远公正的比较高级的法律概念，这种法律要高于政府的法规和法令。这种法律不是由人制定的，而是事物自然状态的产物，是理性所显示出来的。法律是这样一些权利的源泉，对于这些权利，作为人类的一切人都有资格享有，而政府不应践踏。”（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04—305页。）罗马共和国末期，政治家西塞罗根据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哲学，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然法学说。在罗马帝国时期，五大法学家之一的乌尔比安主张把罗马法分为市民法、万民法、自然法，自然法就是生物间的规则。（自然法学的自然具有多重意思，如现代民法中规定的自然人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在现代民法中，自然人与法人相对，他并不是如字面上所理解的，是无差别的自然界中的人，而是有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内涵，如在古希腊罗马，奴隶只是权利的客体，而不是法律上的自然人，不享有自然人的权利；而在封建社会，自然人的权利是与个人的等级地位相关的。此外，除了权利能力之外，对于自然人的行为能力也作了多种限制，如根据年龄把人分成完全行为能力的人、限制行为能力的人、无行为能力的人。由此可见，所谓的自然人，并不是自然的、无差别的人，而是一定的法律与社会历史条件所规定了的人，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认法律等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前面我们已指出，古代的市民社会实际上是公民的政治共同体，即政治社会，因此古代市民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在古希腊人那里，政治上的正当来源于道德价值体系中的善。古希腊人相信“美德可以战胜命运”，他们所说的美德，指的是政治领域中的“公德”而非私德，是一种公共的“善”。城邦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道德的社群（所以在现代市民社会的讨论中有关于“市民社会的美德”一说，参见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载邓正来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页。）。政治权威之所以是正当的、应该服从的，乃是因为它体现了城邦的公共的善，（柏拉图在这个意义提出城邦应该由“哲学王”来统治，是因为“哲学王”体现了真、善、美；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君主是伦理的体现，所以他主张君主立宪制。）这种公共的善，在物质层面上表现为城邦的公共利益，在精神层面上就是公民的各种美德。在后来中世纪的基督教时代，上帝的意志替代了城邦的至善，成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渊源。而哈贝马斯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从市民社会分析的视角来看，其实质是在于，现代市民社会观念对古代价值观的颠覆，使得政治合法性的渊源不复存在，因此哈贝马斯致力于通过“交往”、“对话”而达到一种公共的善，以重建现代性市民社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三、从属政治的经济
作为一个集体组织形态，城邦不仅是一个政治单位，而且还是一个生产单位，具有经济方面的功能，因此在希腊城邦中产生了最初的国家管理经济职能。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的经济思想是从政治（正义）的角度来考察的，古代的经济学从属于政治学，这与现代经济学思想从财富的角度来认识经济是不同的。当时的各门学问以城邦的运作为中心展开，所以有人把那时的学问称为“城邦学”。城邦学以研究城邦政体为主，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都在研究之列，正如萨拜因所说的，“如果按现代较精确的概念来看，希腊人城邦学说不仅是政治学，而且又是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3页。）。熊彼特认为，当时的城邦学主要是政治社会学，亚里士多德的“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3页。）。
在这种统一的城邦学中，古希腊的思想家在正义、善、分工等概念的讨论中各自论及了财政、城邦对经济的管理、所有制，以及商业、货币等经济问题。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画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认为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衍、教育等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要由城邦来管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引用到柏拉图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正义”是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概念，他用“正义”来阐述“分工”问题；正义体现于秩序之中，个人按上天赋予自己的品质进行社会分工，各尽其职，“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4页。）。而我们知道，在近代以来的主流经济学中，效率是分析分工的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国家是由家庭(oikia)的联合而成的，家财的运用是家庭内部的事，属于家务管理。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务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注重善德，善德的核心是正义，正义的含义是以“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3页。）。此外，亚里士多德还谈到了分配的正义、交换的正义等。总之，古代希腊市民社会对经济管理问题的研究是从属于公平与正义这个政治伦理问题的；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经济成了与政治和伦理无关的私人事务，这与市场经济的社会形态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
第二节现代市场社会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兴起，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思想家巧妙地借用了古代的市民社会概念，但却以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思想替代了古典市民社会的内容。因此，尽管在欧洲语言中市民社会一词最初出现的时候与古代市民社会思想有一定的渊源，但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却改变了它的古典内涵：尽管启蒙思想家还打着文明社会的旗号，而它真实的内容却是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思想。而到了17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占统治地位，市民社会——这个表达资本主义新内涵的概念被广泛地使用了。在古代市民社会中，其经济内涵是从属政治的，而现在则凸现为其最根本的特质，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正是市民社会的“历史展开”，其特点是市民社会中的矛盾的次要方面（经济内涵）逐渐演变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因此改造了原有的政治内涵，共同建构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框架。
在思想史与知识史上，这个过程是通过三个阶段达到的：第一个阶段是罗马法的复兴，使得古代希腊的商品经济规则在欧洲进一步发展起来；第二阶段是古典自然法哲学思想，强化了古代市民社会的政治思想；第三个阶段是古典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的自我理解与历史意识，直接把市民社会理解成为市场社会，认为这种社会形态最符合“自然秩序”。
一、罗马法与商品契约思想
希腊灭亡之后，一个横跨欧亚的罗马帝国建立起来，沃勒斯坦认为这是第一个“世界体系”，古代市民社会的经济内涵在这一世界体系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此可见，市民社会并不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而是与世界市场具有天然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把它理解成帝国主义。）。相对于希腊时期以政治伦理来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而言（辩论的艺术及辩证法则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罗马是以法律来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罗素认为，“从亚历山大到君士坦丁的六个半世纪里，社会团结既不是靠哲学，也不是靠古代的忠诚，而是靠强力，最初是靠军队的强力，尔后则是靠行政机构的强力，才获得保障。罗马军队、罗马道路、罗马法与罗马官吏首先创立了，随后又维系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绪论第14页。）与古希腊繁荣的民主政治不同的是，由于罗马帝国商业活动的发展，罗马的法学极为发达，而且还出现了职业的法学家集团（在当时欧洲的大学制度中，法学与传统的文学、哲学、神学并列为四大学院。）；罗马法学家以法律学说、法律解答推动罗马的立法和司法工作，这对于罗马法在漫长的中世纪中保持和扩大影响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罗马法学家的法学解答成为当时罗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426年颁布并在东、西罗马帝国生效的《引证法》正式承认盖尤斯、J.保罗等五大法学家的解答具有法律效力，大大促进了罗马法的发展。（罗马法有市民法（又叫公民法，这是从古代城邦制度发展来的，在古代城邦中的市民就是公民，享有政治权力）和万民法之分。市民法只适用了罗马市民，万民法适用于非罗马市民之间以及他们与罗马市民之间的社会关系调整。）
由于罗马帝国是由被征服的多民族构成，各民族间产生了大量的商业活动，市民社会这一观念中包含的经济内涵在罗马时期获得了生存的空间。civil society一词中的civil，除了主要指的是其政治、伦理的意义外，还有一些经济含义，civilis不仅指法律而且指法律(如万民法)赋予的私人权利，不仅包括私人自由活动和居住的权利，而且主要指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之权利，及与他人订立契约和从事贸易活动的权利等（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汇合》，《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市民社会的这种经济内涵在罗马法中获得承认和发展。与此同时，由于统治的人口增多，公民范围扩大，原先专适用于罗马公民的市民法（这一法律所规定的属于市民权方面的选举、担任公职等权利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人都能同等享受，只有罗马公民才能享有，而公民的身份是基于自然和血缘关系。）的适用范围大大扩大，公元212年卡拉卡帝(caracalla)公布了安东尼尼安宪令(constitution antoniniana)，把罗马公民权赋予一切异邦人，市民（或公民）的范围逐渐扩大而演变成现代的市民和公民概念（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页。）。
罗马法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产物，但由于它对反映简单商品生产的各种法律关系作了详尽的规定，因而包含了许多资本主义时期的法律关系，它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以及市民阶层的兴起，一种新的经济活动应运而生，提出了建立相应法律制度的要求，古代罗马法因为包含着商品经济活动的准则，符合这一要求而复兴起来，成为商人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基本准则。与此同时，在思想理论界出现了研究和传播罗马法学思想的法学派，他们通过近代的大学体系，广泛传播自然法学的思想，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当时欧洲的第一所大学——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最初就是传授罗马法的。
与欧洲大陆不同的是，隔海相望的英国在罗马法体系之外发展起自己的普通法体系（欧洲大陆的罗马法体系被称为大陆法系或民法法系，由此即可知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英国式的普通法体系是通过大量的判例来说明公民权、商品交换等法律问题，在哲学方法论上带有典型的经验主义色彩，而这正是资产阶级世俗生活的要求。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著作的价值被人们重新发现并流行起来，这些著作中关于公民社会的城邦学思想——如契约、财产、公民权等政治思想——对早期城市发展以及市民阶层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启蒙思想家们充分地利用对古希腊罗马思想的重新解读与传播，来表达自己对新兴经济社会生活方式的理解，于是很自然地就借用了拉丁文演化过来的civil society概念来表达一种与古代公民社会相近似的文明社会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