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提了。我是济南的，是个邮差，有天早上外出送信，路上戒严，所有男人都被拦下了。他们把我的车子和信件扔到一边，把我揪到车上，就这么被他们绑架来了。看来，我是回不去了。你在这些人里年纪最小，还有回国的机会。到时你给我家捎个信，告诉家里我叫日本鬼子打死了，让孩子们记住这笔血仇……”他有些哽咽，搓了把脸，声音里充满无限的悲绝，“真他娘的想不到，给人家送了一辈子信，临了却不能给自家里报个信儿！”
船上的这些人，被抓来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所有劳工不是先被骗后绑架就是直接绑架来的。有的是晚上和家人吃饭时，被冲进来的日本宪兵绑架的；有的是在田里干活时，被突然扑来的日本士兵绑架的；有的是在上学路上被拦下，强行拖进一辆军用吉普车拉来的；还有的是睡梦中，被破门而入的宪兵拖到车上绑架的……说起这些，每个人都有一段辛酸的经历。日本人为了奴役中国老百姓，可谓方法用尽，手段用绝。
有些年岁大、经事多的人，对日本人抓华工的事早有耳闻，便说给邓友梅听：
有四个劳工抬着沉重的大木箱过一道架子桥。正值三九严寒，几个人的手脚都冻木了，刚放下箱子想搓搓手，一个日本监工杀气腾腾地赶过来，不容分说，一脚就把一个劳工踢进江里去，还凶狠地吼道：“中国猪，再来一个”。在他们看来踢死个中国人，就好像踢掉一块小石子。
中国劳工得病日本人根本不给治。有一次一些劳工吃东西中毒，日本人却说是得了瘟疫，把工地上的数十人拉走活埋了。如果谁生了病不去上班，晚上就拉出去给活埋了，原因是他不能干活，再留下这张吃饭的“嘴”毫无价值。
人的本能是要逃生，遇到险境没有不想跑开的。只是，有的劳工被抓回来后，日本人就让劳工每个人挨个打他。如果有谁不打，或是打得轻，则由下一个人打这个不愿下手的人。如果没打死，就拖去喂狼狗，咬得血肉模糊，劳工围成一圈被迫旁观，就像人间地狱一样。
……
多年以后，有个叫大木仲治的日本士兵回忆说：“我们接到命令，见到中国男人，一个不留全部抓走。所以，‘强制连行’押往日本的华工既有80岁的老人，也有十一二岁的孩子。”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曾是侵略者疯狂掠夺的对象。仅1944年，就有5000多名劳工在大兴安岭修完工事后，被日本军全部枪杀，无一幸存。
听着这些毛骨悚然、令人发指的故事，邓友梅的手握成了拳头。怎奈，自己也成了一名劳工，别说为那些死去的冤魂雪恨，就是自己也前途未卜。
“一定要活着回来，报仇雪恨”像一个火种，成为照亮邓友梅漫漫苦旅的灯。
4． 劳工血泪
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航行，“千岛丸号”货船到达日本的长崎、马关与下关中间地带的一个小岛。九死一生的中国劳工在日本兵森严的守卫中下了船，被命令脱掉身上所有的衣服，赶到洒有消毒药品的浴室洗澡、消毒。万幸的是，邓友梅终于活着从船上走了下来，而跟他一同上船的人中，有好几个人已经葬身于茫茫大海。
劳工从浴室出来，不让穿衣服，被押解到足球场般大的空地上。初春的日本很冷，冬日的雪还没有化，冷风割着肌肤，赤身裸体的人们都冻得瑟瑟发抖。日本监工逐一给劳工检查身体，从头到脚打量着他们，捏捏这个人的胳膊，拍拍那个人背。像集市上选牲口似的，把大家分类，挑一批拉走一批。
深夜，邓友梅这一批人被带到山口县德山曹达化工厂。这里是一个制造军工产品的化工厂，制造火药用的硝酸钾等产品。华工宿舍戒备森严，带有尖刺的通着电的铁丝网围着，四周有日本兵把守，连鸟儿都不易飞过。
刚到华工宿舍大门，凶狠的毒打声、叫骂声和难以忍受的呻吟声传进人们耳朵，令人不寒而栗。走进院里，只见十几个光着上身的中国工人跪在地上，两手举着凳子，几个穿着马裤面目狰狞的日本人举着皮鞭朝他们身上抽打，丝丝血迹从红肿的绽开皮肉的血口里流出来，被打的中国劳工浑身颤抖，若身体难支撑倾倒或举着的凳子失手，便会惹来一阵更加疯狂的暴打。
教官像给新来的华工上课似地说：“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挨打吗？是他们来到内地，不守内地的规矩。你们在这儿好好看吧！”
日本帝国主义那时已把中国当成自己的殖民地，不允许中国人说“日本”二字，而要叫“内地”。如果谁说“日本”而不说“内地”，就要挨打。
邓友梅的劳工史，就在如此血腥残忍的场景中展开了。
每天十几个小时一刻不停地工作，累得邓友梅双腿发酸发软。开始的时候，每天还能吃上两个与菜叶混合在一起的小馒头，后来小馒头没有了，换成发霉的米饭，里面掺了土豆、地瓜、土豆叶子或者野菜。睡的是上下两层大通铺，身上盖的只有一个薄被褥，冻得实在受不了，邓友梅就学着其他劳工的样子把稻草围在身上，即使这样，夜里还是常常被冻醒。
重体力劳动、饥饿难忍，再加上夜不能眠，邓友梅常常头晕眼花，双腿发软。手脚一慢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被打骂和侮辱随时都会发生。当累得晕倒在地时，监工就往身上泼冷水，稍有反抗，又是一顿打骂。邓友梅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同胞被蹂躏致死。
工厂里设有两个管理华工的机构。一个是工厂本身，他们负责监管华工完成工作的情况，只要把工作做好，其他的一般不会过问；另一个是勤劳科，为日本警察局专管华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机构。每天早上进厂，勤劳科的人要进行严格的搜身检查和严厉的批评训话。
没有防护面罩，没有手套，甚至连最简单的口罩都没有，长期接触刺激性很强的化学品，邓友梅的双眼被呛得肿胀通红，双手被烧得皮肤脱落，露出里面的红肉，时间一长双手溃烂流脓，又肿又胀，疼得钻心。
这天，邓友梅到厂房旁边的小河沟洗手，刚站起身就看见两张难看的大脸举在自己身后。是勤劳科的人！他们像无处不在的魔鬼，重兵把守之下，还要对中国劳工如此监视、盯梢，没有防备的邓友梅打了一个寒颤。
一人指着邓友梅的鼻子问：“你是什么时候来内地的？”听了邓友梅的回答后，又问，“我问你两个人，蒋介石和汪精卫哪个好，哪个不好？”
邓友梅心里一惊，这个问题真没办法回答。不管怎么说，蒋介石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是抗日的，汪精卫却是大汉奸。而眼前勤劳科的人之所以这样问自己，是有目的的。他把心一横，想，自己也是当过兵的人，再挨打也不能说汪伪政权好，不能说汉奸好，否则，那些惨死的中国老百姓如果在天有灵，都不会答应。
见邓友梅不说话，另一个人厉声问道：“你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吗？”
“知道！”
“那你说他们谁好？”
邓友梅摸了摸脑袋，装傻充愣地说：“他们不是两个电影明星吗？可我想不起他们演的是什么了！”
那两个人一听，这才把手一挥：“滚回去，不许再偷懒！”
邓友梅以为自己逃过了一劫，没想到晚上下班后，他又被叫到勤劳科。
教官铁着脸问道：“今天有人问你事了？你回答了吗？”
邓友梅这才明白，先前的事并没有完，答道：“是有人问。可我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
“你真没听明白？”教官啪地一拍桌子。
“真没听明白！”邓友梅拿出当小交通员被误抓时的劲头，强做镇定地说。
教官见他人小，骨头还挺硬，抬手就是几个耳光。又问：“听明白了吗？”
“没有！”邓友梅倔强地说。
“以后你要好好学日语。要不打死你！”
“我学不会！”
教官听邓友梅这么说，使劲踢了他几脚，还觉得不解气，又接连抽了他十几个嘴巴。
血，从邓友梅的嘴角如蜈蚣爬行般流了出来，牙好像已经松掉了。脸疼得像在蹿火，眼冒金星。他劝自己，还是说个“好”字吧，留下性命还能报仇。于是他艰难地从牙缝里挤出个“好”字，穷凶极恶的教官听到了需要的答案，也打累了，这才住手。
事后，其他劳工为邓友梅分析说：“日本鬼子之所以这么对待咱们，是把咱们中国人看成了任意奴役和鞭打的牲口。一旦不打咱们，他们就觉得那是把咱们也看做了人，这是他们绝不能接受的。所以，无论多么残暴的事，只要他们想的出来，就会做得出来。对我们劳工而言，直接对抗没有作用，要咬牙活下去，不做无谓牺牲，总有报仇的那一天！”
这番话，很像中国的那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邓友梅虽然难以接受日本鬼子的污辱，却也觉得这些话说得在理儿。
勤劳科规定，中国人之间对话要说日语，不允许华工说中国话。说话还一定要大声，让他们可以听到，以防华工串通起来造反。可是掌握日语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很多人为此吃尽了苦头。
有一次，日本工头来让邓友梅去拿榔头，他没听懂。工头自己拿来了榔头，在邓友梅眼前晃了晃，啪啪两记耳光狠狠地抽到邓友梅脸上，吼道：“记住，这就是榔头！”
不喜欢日语，学会日语是让自己能活着回国的手段，而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就这样，邓友梅渐渐地掌握了日语。
有一天，邓友梅正在干活儿，几个日本人走过来，二话没说就给了他几拳，骂道：“你把偷的东西交出来！”
邓友梅懵了，不知道他们话从何来，辩白说：“我一直干活，什么时候偷过东西？”
“办公室前种的葱少了两棵，就你一个‘支那人’到过办公室。我们日本人是不偷东西的，就是你偷的！”
邓友梅因工作上的事情是去过办公室，当时他们的人也在，现在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栽赃，容不得他有半点解释。邓友梅不再说话，以一双愤怒的眼睛瞪着他，那个日本人对他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有一回，工作了一天的邓友梅累得双腿直打颤，便蹲在地上写了一个“忍”字。勤劳科的人看到后，马上把他叫去，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邓友梅说：“我刚认识这个字，不懂是什么意思！”
勤劳科的人仍不依不饶：“你是不是嫌干活太多，忍不住了？是不是心上还有一把刀？你想杀谁？”
邓友梅在心里骂道：“狗日的，老子就想杀你！”嘴上却说：“我没看出那里有刀！”
那人扬手就给了邓友梅一个嘴巴，歇斯底里地吼道：“你还嘴硬，支那猪！”
邓友梅恨不得撕了他，但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忍，忍住这一切，只要能活着回到祖国，要再参加八路军，报仇雪恨。有这个念头的不仅是邓友梅，几乎所有在那里工作的华工都是这么想的。
5． 尚有的一丝温情
在日本人中，最心狠手辣的要属日本军人，当属那些当过兵、侵略过中国、负伤后又回到日本的人。他们被军国主义思想清洗了大脑，充满了残酷性和反动性。他们崇尚侵略战争，认为侵略中国是他们的天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