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行为监督还包括对政府自利行为的控制。政府的公共性意味着政府行为方式必是代表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然而政府并非是神的造物主，政府权力的绝对性与政府利益的自利性共存，政府既是“社会人”，也是“经济人”。政府的公共性要求政府应当将公共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政府工作人员应当是公共利益的信托者，而不能成为私利的谋取者；政府的自利性决定了政府也是利己的，其行为的首要和最高的目标都是追求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政府的自利性与公利性行为矛盾交错，直接影响人们利益的得失。
政府控制的另一层含义是对政府决策、执行的过程进行监督，确保各级政府组织能够执行到位。美国政策学家艾利森称：“在实现政策目标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转自吴锡泓：《政策学的主要理论》，金东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3页。）通常，一般的组织从决策到执行往往都有较大难度，尤其是从中央政府决策到基层政府的执行由于指挥链过长、官僚主义的存在，执行起来更是难上加难。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说，决策“要落实就难得很。那不是你写一大篇批示，下面就会照着做，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最难就在于落实。我八年来的体会，就是要办一件事，不开八次、十次会议就没法落实。如果发一个文件，能兑现20%就算成功了，不检查落实根本不行。”（朱镕基：《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
随着百姓公民意识的觉醒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政府行为越来越暴露在阳光下，当今世界任何“密室政治”都只能是短暂的。政府及其官员的任何不良行为都可能迅速被网民“晒”到网上，很快会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甚至冠以“史上最牛”等吸引眼球的标签加以炒作，这些都会对政府形象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比如影响较大的孙志刚案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等，个人行为的如“官员微博开房”、“官员网上裸聊”等。政府行为是政府形象传播的主要内容，也是评价一个政府形象的重要维度，“公众对一个组织的感知和认识90%取决于其所作所为，10%取决于其所言所说。”（格伦·鲁姆、艾伦·森特、斯科特·卡特里普：《有效的公共关系》，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因此，政府需要在政府价值的指导下约束本级及下级政府行为，促使政府与社会、市场、自然相和谐，实现和维护人们的利益诉求，从而维护并提升政府形象。
四、政府绩效
政府行为的最终表现是政府绩效。政府绩效是政府效率与效益的统一，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品质需求和评价政府行为的核心内容，也是评价政府治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的重要依据。政府作为追求和满足社会集体需求和公共利益的机构，是实现人们利益需求的工具，良好的政府绩效使政府赢得社会的支持，获得良好的政府形象；相反，如果政府的组织体制及其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长期缺乏绩效，公众就会对政府形象诟病，“每个人都因贫困而指责政府，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10页。）政府总是面对众多的要求，社会对于政府服务需求的复杂多样，使政府面临其治理绩效的挑战。政府绩效涉及政府提供产品的能力、提供产品的数量、提供产品的满足程度和提供产品的投入，“一个有着较高绩效的政府体系，无疑是会赢得社会的支持，获得良好的政府形象。”所以，政府绩效成为评价政府形象的又一个关键性维度。
政府绩效是指政府通过行使公共权力履行自身职能、促进社会进步、实现公民福祉的能力、水平和效果。一般来说，作为现代国家政府绩效的合法性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经济绩效，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确保社会财富合理分配；二是政治绩效，维持政治秩序稳定、保证政治决策合理合法、维持行政管理体系有序运转、保护国家主权完整与领土统一；三是社会绩效，确保社会秩序稳定和谐、有效供给公共物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熊光清：《如何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历史的审视》，《学术探索》，2011年第1期。）
对我国来说，经济绩效长期以来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长期把“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GDP的增长成为考核各级地方政府绩效的主要指标。在“全力发展地区经济”的旗帜下，公众满意、生态环保、自然资源等均被执政者和决策者们抛之脑后，不少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往往忽视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全面、协调发展；只重视眼前和短期发展，热衷于搞“短平快”政绩而忽视、放弃长远利益；只注重小集团的既得利益而不顾大局，个人进行消耗却由政府或者公众买单，使“一时的政绩”成为“长期的包袱”，甚至统计数字弄虚作假。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绩效被逐步认识到重要性。近年来，“建立和谐社会”成为中央指导方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的考核，一些地区领导人开始淡化GDP考核，比如四川省2010年宣布取消GDP考核，代之以突出民生指标的12项指标。2011年，南京市取消大多数镇街和所有村的GDP、工业等考核指标，重点围绕基本农田保护、村庄绿化美化、农民收入提高和生活改善、农业现代化等内容进行考核评价。2011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可见，今后几年社会绩效将成为考验中国很多地方政府的主要因素。
政府绩效依据其评价主体不同可分为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两类。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首先源自于政府的发展规划。每个国家，不管实行的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中央政府都有统揽全局的权力，上级政府也有约束下级政府行为的机制，形成上下级之间的层级节制，只不过这种统揽权有大小不同之分。在联邦制国家，分权多一些；在单一制国家，中央集权多一些。相应地，在形成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过程中，不同的权力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的绩效指标更多源于本地的战略规划；而在单一制国家，绩效指标则较多地受到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的规划和政策的制约。在西方国家，地方政府通常对选民负责，通常更多地采用自下而上型的绩效管理，自下而上型又称“顾客导向型”或“公众参与型”。
由于我国地域广大，各地资源和其他条件千差万别，一方面需要中央政府的自上而下型的绩效控制以维护国家统一，另一方面也需要地方政府自主地制定发展规划，满足地区老百姓对政府的诉求。正因为如此，我国政府绩效通常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绩效考核机制。首先，我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在制定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时，必须首先考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施政要求（陈天祥：《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1期），需要采取自上而下的绩效考核。同时，政府绩效的一个突出内容就是让老百姓满意，其表现形式就是很多城市开展的“市民评机关”活动，市民满意度提高就是政府绩效的一项重要表现。这里的“顾客”、“公众”既包括普通公众，也包括专家和经济、社会、政治组织等。受知识、地域、族群利益等因素的制约，普通公众对一些公共事务的认知会存在一定的局限。因此，仅有普通公众参与对政府绩效的评价还是不够的，专家的评价可以弥补上述不足。
政府绩效是影响政府形象的直接因素之一，因为政府绩效无外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和谐等方面的内容，这些都与政府的顾客——公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政府绩效本身也是政府形象的一个核心指标，因为自下而上型政府绩效评估本身就是公众对政府部门的满意度调查。
第三节政府传播
政府形象传播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行政过程，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政府行政在传播过程中，由于信息的衰变、理解的差异、媒介的局限、公众的误读、“噪音”的干扰等等，其传播结果可能逐步偏离政府的初衷。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媒体传播和社会意见沟通，让公众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政府，使得公众对政府得出更准确的评价。
政府形象传播的受体包括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两大部分。内部公众是政府机构内部的所有工作人员，政府要顺利开展工作，首先应取得他们的信任、支持和默契配合，使大家遵守政府价值，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自觉充当政府形象传播的载体。外部公众泛指政府所面对的广大社会公众，包括本国除政府机构自身（含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等）以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如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各群众团体和各种社会集团等）和社会成员，此外还包括广泛的外国公众。
一、内向传播
政府内部每一位成员都是政府形象的重要载体，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公众对政府整体形象的评价，但政府部门拥有大量的组成人员，对政府价值的认同不一，素质也良莠不齐。因此，必须针对政府组织内部成员，开展政府形象的内向传播，以确保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严格遵守政府制定的价值观，用实际行动自觉维护政府形象。政府形象的内向传播主要可以从会议动员、典型驱动、仪式感召、负向刺激等方面来开展。
1.会议动员
会议动员就是通过内部会议、文化活动、公函、文件等形式开展的传播活动，是一种强制型传播。我国政治传播的重要特点是会议政治，所有政治过程都可以浓缩为会议和文件，在会议过程中，决策者和执行者各自执行和完成自己的政治使命和政治责任，会议系统主要有决定、执行和动员的功能。（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0—115页。）会议是在中国当代国家权力体系内部或受其支配、影响的一种模式化的集体互动形式。这种会议本身具有政治仪式的功能，它制造了一种情境的共同规则和规范，以及人们面对面具体互动细节中隐含的一致性，塑造了一种共同的意识；它通过意义和秩序的话语建构，让参会者高度认同会议及其主办者的意志。
开会是国家权力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化的集体互动，完全体现了最高决策者的意志，开会所建构的关于现实的种种叙述只能来自最高决策者的意志。决策者们在特定时期会提出一个治理国家的最高纲领，让人们相信一套思想或关于未来的一种社会改造计划，这些说法构成了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开会的目的是要让人们相信，这些“叙事”是真实的，应立即灌输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化开会体系，最高决策者的“叙事”就被“传达”到社会大众，每个层级会议的与会者按既定“脚本”参与“操演”，于是一个按照最高决策者意愿勾画的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就被建构起来了。一次重要的会议结束后，它形成的叙事“框架”就成为一种封闭的不可变更的认知模式，不管现实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管这个叙事“框架”是否符合现实或真相，人们都只能始终保持对既定叙事“框架”的认同，直到下一次重要会议修改叙事“框架”为止。（刘光宁：《开会：制度化仪式及其对当代社会观念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3期。）
2.典型驱动
一旦政府的核心价值得以确立，就必须通过典型事件或人物来诠释和演绎。贯彻树立典型一直是我国开展社会动员、控制和整合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策略（冯仕政：《典型：一个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学海》，2003年第3期），战争期间的“***”、“***”、建设期间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赛”，后来的“孔繁森”等等都曾经是一个个典型。政府开展内向传播时，要善于运用典型驱动的方法以便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通过典型事件、英雄人物或其他模范典型的建立、塑造、宣传，震动、刺激普通成员，统一成员的观念，形成政府核心价值观主导政府内部的文化舆论，使典型所代表的主流价值观深入人心。典型驱动主要通过事件驱动和人物驱动来完成。
事件驱动就是通过若干次典型事件的策划、实施来体现和贯彻政府理念。2001年，南京市委推动了“万人评议机关”活动，让群众给市级机关打分评议，就是为了在广大公职人员中贯彻“让人民满意”的机关作风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