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用”一直是中国美学的独特维度。先秦以来，我国美学史上就强调“经世致用”的观念。儒家美学思想便是以伦理道德、政治教化和审美的三位一体为特征的，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主张“兴观群怨”，文学艺术都被赋予政治教化的功能。荀子也非常崇尚功用，说：“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荀子·解蔽》）因此主张文辞必须合道，即为某种政治理想服务：“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荀子·正名》）在《荀子·儒效》篇中，他进一步指出诗书礼乐都必须符合道，为其服务。其他先秦诸子也多有持文艺致用观，如墨家的墨子主张“无务为文而务为察”（《墨子·修身》），“君子之为文学……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墨子·非命下》）。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的审美观更是带上了极端的功利色彩，他极力反对虚夸无用之言：“言顺比滑泽，洋洋纚纚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韩非子·难言》）他担心“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因此主张“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反对无用的文藻之词。他的寓言《买椟还珠》、《秦伯嫁女》等，即是上述主张的形象例解。
汉代《毛诗序》将儒家的文学艺术的政治教化功能强化到了极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东汉王充提出文章“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强调了“文为致用”观，魏曹丕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强调了文学对于国家政治的巨大作用。其后南北朝刘勰沿着荀子一脉，提出“圣因文而明道……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文心雕龙·原道》）在理论上系统地完成了“明道”、“征圣”、“宗经”的思想，更明确地规定了文艺遵循的致用方向。
唐初，刘知几首先明确表达了文学的致用观：“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史通·载文》）盛唐、中唐时期，杜甫、白居易等人继续深入提出文章表现政治、为社会服务的一系列命题。杜甫认为：“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即词藻营构的技巧是末技，弘道才是头等事业。白居易认为诗歌具有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提出“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喻”（《策林》六十八《议文章碑碣词赋》）等宗旨，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政治讽喻作用。而在散文领域强调致用观的，是韩愈、柳宗元。他们以“古文运动”来反对六朝以来单纯对语言形式美的追求，主张文道合一。韩愈的“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通其辞者本志乎道”（《题哀辞后》），柳宗元的“道假辞而明”（《报崔黯秀才书》）、“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都力图指出，文章的作用就是可使儒道得到彰显。
在宋代，受时代哲学的影响，“文以致用”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并深刻地影响美学领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思想。北宋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提倡“致用”的美学观，至南宋，又有叶适、陈亮等，从“事功”的角度深化这一美学观念。他们的思想强化了审美的社会功能，对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倾向有所遏制，然而，过分的“致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使美学走向过度的实用主义。
第一节宋初政治家复古与致用的美学取向
宋初复古与致用的美学取向兴起，与当时的学坛和文坛的不振之风相关，是对前者的一种理论上的反拨。晚唐、五代时期，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为适应天下大乱后统一政权的需要，宋初政治者颇尚“无为”，导致黄老思想极为流行。如淳化四年（933年），宋太祖曾在朝廷里公开表示：“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行之。”当时的参知政事吕端也说：“国家若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这虽有促进社会平稳的一面，但同时也造成了“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同上，卷一八九）的精神状态，导致“人人因循，不复奋励”（欧阳修《范公神道碑铭序》）。真宗时宰相李沆、王旦等，循规蹈矩，慎所变改。朝中大臣更是恪守祖宗成法，不敢有所作为。近代史学家刘咸圻在《史学述林·北宋政变考》中对宋初的政治风尚作过如下揭示：“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士大夫论治则主旧章，论人则循资格……文以缛丽为美，修重厚笃谨之行而贱振奇跞驰之才。”此外，佛教和道家的思想对传统儒家观念产生重大的冲击，儒学一度不振，士人心理普遍趋于出世而不致力于事功。反映在文学上，就是部分作家对社会现实不大关心，作品中缺乏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当时，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派作家，脱离现实，缺乏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感。其作品沿袭五代的柔弱文风和芜鄙之气，用华美精丽的文辞，表现醉生梦死的生活，内容空洞贫乏，却一时占据文坛主导地位，被时人争相效仿。
北宋政治家致用美学思想之流行，也与宋代朝廷“以文治政”的开明政策相关，正是后者的相对开放的正常，使宋代文人政治家有着高于前代的参政议政热情和能量。宋代统治者深刻反思前朝的教训，对宗室、后妃、外戚、宦官等政治势力采取极力抑制的方针，转而将士大夫群体作为可信赖依托的对象，选择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清明政治。广泛的取士、优厚的薪俸和宽容的言路，在精神上大大鼓励了士人从政的积极性，又在制度上保证他们能够自由从事治世的实践。在这种时代精神的盛召下，新兴士大夫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北宋九帝期间，士人官员数量之多，文化素质之高，参政热情之切，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由此催生出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这样的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大政治家，加之他们同时又是文学家、文论家，遂能结合其政治事功，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从而开创了较单纯的道学家、古文家更为务实的致用美学，使之有效地发挥辅时及物的功用。
面对晚唐五代以来学坛文坛的颓况，宋初就有一些作家如田锡、柳开、王禹偁、孙复、石介等，站在古文家或道学家的立场反对五代旧习，力图改革文风，他们以写作“古文”相号召，试图重建儒家的“文统”和“道统”。田锡在《贻陈季和书》里提出“人之有文，经纬大道”，赞美韩、柳“苟非美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他本人的诗赋、奏议大多致力于议论政治时事，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识。柳开首先倡导韩、柳的“古道”和“古文”，他肯定韩愈，是因为其文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先生之文诗，皆用于世者也。”（《昌黎集后序》）王禹偁强调文章是为“传道”而作的：“夫文，传道而明心也。”（《答张扶书》）他的“道”，被认为是“突出了儒家思想中操守正直、积极入世、注意民生诸方面，同实际事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第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他们是站在古文家的立场提倡致用美学观。孙复则直接肯定文学的致用性：“文者，道之用也”（《答张洞书》），“斯圣人之文也……或则正一时之所失，或则陈仁政之大经，或则斥功利之末术，或则扬贤人之声烈，或则写下民之愤叹，或则陈天人之去就，或则述国家之安危，必皆临事摭实，有感而作，为论为议，为书疏、歌诗、赞颂、箴铭、解说之类，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孙明复小集》二）石介同样主张“安上治民存乎礼，移风易俗存乎乐，穷理尽性存乎易，惩恶劝善存乎春秋：文之所由著。”（《上蔡副枢书》）都站在宋初道学家的立场强调了文章包括政治在内的多方面作用。
不过，他们虽然在文道的关系上强调致用取向，但影响有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美学倾向，在宋初三朝（太祖、太宗、真宗）始终无法革除。宋初古文家和道学家从文道关系的纠结上强调文的致用，但他们或缘于对道的探究和建树不够深沉和系统，还不足以在学坛上正本清源，力挽狂澜，重树儒学“道统”；或者缘于对文的创作和议论不够精彩和深入，也还不足以在文坛上脱胎换骨、点铁成金，重树文学“文统”。道学上的建构，有待“北宋五子”来完成；文坛上的革新，则由欧阳修及其盟友来完成。
面对这样的时弊，是范仲淹为代表的北宋政治家首先站出来，继之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相继振臂。他们都是一时的政治风云人物，且是一时的文坛豪杰，故能登高一呼，四方相应。在他们的理论影响下，西昆派终于败退，经世致用的美学观深入人心。此外，他们还以自身的创作实践，切实实现了文艺为社会、政治、民生服务的理念。
政治家同古文家一样主张文以明道，文道并重，一样反对文坛的形式主义作风，但又不主修辞，而是重视“道”中的重大政治内容，要求发挥文学在政治事功方面的作用，其经世致用思想更为明显、明快和强烈。和道学家相比，政治家更具经世致用精神，他们要使道见之于事功，验之于当世，而不重在体之于身心，修之于一己。刘彝曾很经典地将圣人之道进行了“体、用、文”的三分。他对“用”的解释是“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黄宗羲《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在这个角度上，政治家又突破了古文家：他们才识兼通，能使文章深中时弊，这就突破了古文家之致用的狭窄领域，更多地实现了文学在现实社会政治天地里的作为。
欧阳修是开一代风气的领袖型文人，曾官至参知政事，其作为政治家的影响亦不可忽视。范仲淹和他一为政治改革的领袖，一为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但在政治、文学上二人是互相配合的，都实现了致用美学的事功。欧阳修指出当时士人缺乏政治热情的现状是：“务以恭谨静重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堕宽驰……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因此他倡导用文学来发挥社会政治功用。他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而他的“道”，是对韩愈“道统”的发展，并明确加入了“事”的内涵。他在《答吴充秀才书》里指出，文人学者为道而不能达的原因，是因为忽视了对社会的关注。文人自认为“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只满足于辞藻之工丽，乃至“弃百事不关于心”，这恰恰是颠倒了文、道的关系。因此他以文坛盟主的身份倡导诗文革新，反对形式主义，注重内容的功用。在诗歌创作上，他主张要学习《诗经》：“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诗本义·本末论》）。他告诫杜默，写诗要关注“饥荒与愁苦”，以“发声通下情”（《赠杜默》），发挥关切政治的作用。在散文上，他主张“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与张秀才第二书》）即要求把文章的内容同道的内容、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他又主张“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书》），要求作家关心时政，发挥文学针砭时弊的社会作用。他论汉代的文章，赞赏其“善以文言道时事，质而不俚”（《试笔》）。他尤其推崇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等作品，因为它们既能中于时病，还能指出弊病的根源和改革办法，有补于世。而柳开、石介所推崇的扬雄、王通，却“道未足而强言”（《答吴充秀才书》），只是一些儒道概念的转述和古人语言的模拟，并不能发挥现实作用。此外，他的《读李翱文》也值得注意。它通过比较李翱的《幽怀赋》和韩愈的《感二鸟赋》，抒发自己爱国与关心现实的怀抱。此文所强调的仍然是：作家应该忧时感事，作品须要触及社会问题。这与范仲淹《岳阳楼记》所表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时代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相呼应，体现了欧阳修把政治改革和诗文改革相结合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