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尊碑第二》中，康有为列举了尊碑的五点理由：“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应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艺舟双楫·尊碑第二》）在康有为列举的这五种尊碑的理由中，我们看不到他在《原书第一》篇中所概述的文明进化论。如果按照进化论，北碑之所以被尊崇，原因在于北碑要么后出，要么简易。就像康有为指出的那样，“夫变之道有二，不独出于人心之不容已也，亦由人情之竞趋简易焉。繁难者，人所共畏也；简易者，人所共喜也。去其所畏，导其所喜，握其权便，人之趋之若决川于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从之矣。几席易为床榻，豆登易为盘碗，琴瑟易以筝琶，皆古今之变，于人便利。隶草之变，而行之独久者，便易故也。钟表兴则壶漏废，以钟表便人，能悬于身，知时者未有舍钟表之轻小，而佩壶漏之累重也。轮舟行则帆船废，以轮舟能速致，跨海者未有舍轮舟之疾速，而乐帆船之迟钝也。故谓变者天也。”（《广艺舟双楫·原书第一》）但是，北碑并不具备后出和简易的特点。从时间上来讲，北碑比唐楷晚出。从形式上来讲，北碑也不如唐楷简易。康有为在对尊碑的论证中，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采取普遍的进化论立场，证明流行的帖学书法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了。第二个步骤是，从北碑蕴涵各种变化和可能，证明碑学书法值得尊崇。换句话说，北碑值得尊崇，不是因为它晚出或简易，而是因为它丰富和多变。第二个步骤中所讲的变化，已经不是进化论意义上的进化，而是美学意义上的丰富、生动、奇特和力量。在谈到北碑书法之美时，康有为指出：“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广艺舟双楫·十六宗第十六》）
康有为没有将进化论推崇的变化与美学上推崇的变化区别开来，这可以说是他的论证上的缺陷。但是，就这两个步骤分别要达到的目的来说，它们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而且，在今天看来，从美学上的变化、生动、奇特和力量来辩护碑学，比简单地从进化论上来辩护碑学要合理得多。康有为之所以加入进化论的理论，原因在于他希望有关书法的讨论，能够与社会变革的主张联系起来。他在美学上推崇北碑，原因在于他希望北碑中的魄力雄强能够救时势的衰弱。总之，康有为尊碑的主张，实际上是他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在美学和艺术领域的体现。
第五节文学界革命
如果说他律美学思想在碑学运动中体现得尚不够明显的话，那么在稍晚兴起的文学革命运动中它就变成了一个明确的主张。这里所谓的文学界革命，包括清末开始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梁启超是这场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光绪间举人，曾受教于康有为，主张变法维新，是戊戌变法核心成员。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接触西学，在借鉴西方美学来改造中国文学艺术方面做出了贡献。梁启超发表了许多美学文章，收入《饮冰室全集》、《饮冰室合集》等书中。
文界革命和诗界革命的明确主张，最早由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有关考证及分析，见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第358—3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诗界革命的说法，见梁启超的这个断言：“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文界革命的说法，见梁启超阅读日本政论家德富苏峰著作的评述和感想：“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在明确提出文界革命的主张之前，梁启超就积极反对旧文体，推崇新文体。所谓旧文体，主要指的是当时流行的八股时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内容之一，就是废除科举制度和八股文。主张维新变法的思想家们对于八股文和科举取士制度做了全面的批判，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发表《中国除害议》长文堪称代表。梁启超在批判旧文体的时候，非常敏锐地针对语言与文字分离之后形成的弊端。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指出：古人之言即文也，文即言也。自后世语言文字分，始有离言而以文称者，然必言之能达而后文之能成，有固然矣。故学缀文者，必先造句，造句者，以古言易今言也。……又限其格式，诡其题目，连上犯下以钤之，擒钓渡挽以凿之。意已尽而敷衍之，非三百字以上弗进也；意未尽而桎梏之，自七百字以外勿庸也；百家之书不必读，惧其用辟书也；当世之务不必读，惧其触时事也。以此道教人，此所以学文数年，而下笔不能成一字者比比然也。梁启超发现，旧文体的弊端的根源在于文字与语言的分离，换句话说在于文字的独立。文字一旦独立，就有了一系列自我规定性，而不能很好地服务于表达语言的目的。梁启超在反对旧文体时采取了对于语言文字的朴素看法：语言是传达思想的工具，文字是传达语言的工具；离开思想，语言就失去意义，离开语言，文字就失去意义。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具论和他律美学。在阐发他的新文体时，梁启超尤其重视反映时事的“报纸章文字”，重视新闻报刊在疏导人心、反映民情、监督政权、反抗专制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黄霖在总结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时指出：“梁启超在批判旧文体，创作新文体的同时，也在理论上为新文体阐明了方向。其要害，即是强调文章为维新政治服务。”（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第374页。）
与文界革命主张紧密相关的是诗界革命。晚清时期，不少受到西方学术影响而有变革精神的知识分子倡导新体诗，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梁启超等人都是身体力行者。比如，胡适就认为黄遵宪的《杂感》中的语言，“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文集》第三册，第2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但是，明确提出诗界革命号召并且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梁启超。
梁启超有关诗界革命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夏威夷游记》和《饮冰室诗话》两部著作中。梁启超诗界革命的主张，在总体上受到西方进化论的影响。根据进化论，梁启超反对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厚古薄今的思想。梁启超说：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遽让于古所云哉？生平论诗，最倾倒黄公度，恨未能写其全集。顷南洋某报录其旧作一章，乃煌煌二千余言，真可谓空前之奇构矣。……若在震旦，吾敢谓有诗以来所未有也。以文名名之，吾欲题为《印度近史》，欲题为《佛教小史》，欲题为《地球宗教论》，欲题为《宗教政治关系说》；然是固诗也，非文也。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因亟录之，以饷诗界革命之青年。（《饮冰室诗话》）梁启超给予黄遵宪诗歌极高的评价，认为黄遵宪的成就超出了历代诗人，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有失公允。但是，如果从梁启超所确立的评价诗歌的新标准来说，他如此厚爱黄遵宪的诗歌也不难理解。梁启超尤其推崇新体诗要有新意境和新语句。所谓新意境，指的是西方现代社会所体现的新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比如，黄遵宪一些作品歌颂轮船、火车、电报、照相机等新事物，赞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新科学，都得到了梁启超的好评。所谓新语句，指的是外来语和新名词。比如，谭嗣同的《金陵听说法》一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纲伦惨以喀斯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斯德是caste的音译，意思是印度社会里的种姓制度。巴力门是parliament的音译，意思是议会。诸如此类的新名字，也得到了梁启超的认同，这在今天看来的确有失偏颇。对于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的主张，黄霖做了这样一个总体性的评价：综观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的理论，其目的是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变革服务，其精神主要是输入西方的新思想、新事物，其结果确实促进了当时诗歌的革新，推动了中国诗歌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他过分地强调了诗歌的政治性、功利性，而对诗歌形式的革新未有足够认识和应有的重视。（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第368页。)表面看起来，梁启超诗界革命中所蕴涵的美学主张好像是由现代美学退回到前现代美学了，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美学内在的现代性冲动是自律美学走向他律美学，我们就不能将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视为倒退，相反可以说是中国美学在走出传统的自律美学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除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主张之外，梁启超还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的小说，被梁启超赋予了救国新民的功能。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开宗明义地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到的，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总结了小说的四种力量：一曰，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人之读一小说也，不知不觉之间，而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为之摇飏，而神经为之营注，今日变一二焉，明日变一二焉；刹那刹那，相断相续，久之而此小说之境界，遂入其灵台而据之，成为一特别之原质之种子。……二曰，浸。……浸也者，人而与之俱化也。人之读一小说也，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三月，刺。刺也者，刺激之义也。……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正因为小说有如此之大的魔力，梁启超将他视为改造社会和人民的重要工具。为此，梁启超尤其推崇政治小说。小说的特有感染力，有助于政治主张深入人心。“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译印政治小说序》）梁启超认为，欧洲人已经取得了以小说为政治服务的成功经验。“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历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译印政治小说序》）显然，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是为政治革命服务的。正如黄霖指出的那样：“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发表的小说理论和倡导的‘小说界革命’，都是为其政治维新运动服务的。”（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第392页。）
梁启超所说的小说革命也包括戏剧改良。在中国传统戏曲曲目中，梁启超最喜欢《桃花扇》。他评论说：“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之《桃花扇》，冠绝前古矣。”梁启超尤其重视《桃花扇》中所蕴涵的政治寓意，认为“读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必其无人心者”。梁启超之所以尤其推崇《桃花扇》，背后的政治意图相当明显。黄霖将梁启超对于《桃花扇》的评论视为“当时社会改革家评曲的样板。它完全与现实的反对专制统治，号召社会改良的政治斗争紧密配合。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现实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同上书，394—395页。）
从梁启超倡导的这一系列的文学界革命来看，其明确的目的是让文学为政治服务。梁启超的文学革命，是以西方现代文学取代中国传统文学。由此可见，在梁启超心目中，中国传统文艺是超功利的自律美学范围。梁启超将西方现代文学视为政治文学，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只看到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个局部，另一方面是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梁启超出于政治斗争的目的，将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现代美学对立起来，对西方现代美学做了片面的解读。这种片面性随着西方美学大量传入中国之后得到了改善。但是，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解是准确的，中国传统美学属于自律美学的范围，要对它做出变革，就要将它改造成为他律美学，让文艺为政治目的服务。从梁启超的美学主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传统美学的内在现代转向与西方现代美学的发展方向刚好相反。梁启超所阐述的中国美学的现代方向，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扬光大。对此，我们随后设有专章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