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很大方面是由于方兴钱庄的运作效率非常高，比如说银行、信用社的服务时间是法定的8个小时工作制，而方培林的钱庄是24小时的服务，贷、存款随时可办，钱庄因此生意兴隆。有时，手头现金不足，他就凭自己在当地的信誉临时向社会调剂，或不惜以高利向民间借贷。同时他又专门在信用社存款5万元，根据信用社存一贷三的规定，如一旦需要时，就有15万现金可解燃眉之急。他经常不停地奔走于各大户之间，了解各家进货和售出情况及手头现金的余缺。有时一天之内1万块钱可以转3次，既给用户解了燃眉之急，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利润。
此外，钱庄的运营也得到了周方权、刘晓骅、市委书记董朝才等县、市领导的大力支持。钱庄开业不久曾因合法性问题而一度停业。这时，方培林就给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写信，反映县工商局和县人行不给办执照的问题。董朝才就让自己管辖的工商部门批，并给方培林手写了批条，“违规”发展民间金融。
对此，方培林回忆说，现在想起来这些领导真了不起！在国家政治形势十分复杂、温州“姓资姓社”争论不休的情况下，这是要担很大政治风险的。
其实，金融系统对于方兴钱庄一直很关注，考虑到方兴钱庄在当地的影响，如予以强制手段取缔，肯定会造成客户的损失而产生社会的混乱。人民银行自身实行改革，特许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也实行利率浮动，改变了以往的服务方式，为此，钱库镇成为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在全国率先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地区，红火一时的方兴钱庄就是在这种竞争环境中于1989年被迫关门了。
重出江湖，银监发慌
有人以为，从此之后方培林可能就“老实”了。的确，1991年之后，有资料说，方培林举家迁往温州市区，从此不再抛头露面。但是一直对金融有着浓厚兴趣的方培林，一方面加紧学习金融知识，一方面密切关注着金融界的变化。
从1995年国家出台了新的《担保法》（2000年又出台《担保法》司法解释）之后，方培林又开始蠢蠢欲动，经过一番精心的准备，他终于在2000年重出江湖，他又在温州创办了第一家担保公司（现为温州方兴担保公司），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对于他最近推出的“房地产抵押履约担保”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业务，温州市银监部门有些顾虑。为此，在2006年1月9日，一份温州市银监分局的《特急：第三次转发银监局监管调查的通知》在温州市商业银行内部转发。
但是，金融界的有关人士对此很是欣赏，认为这种做法将闲置的不动产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促进社会资金的活跃。对银行而言，由于有房地产抵押和存单质押，所有的过程都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风险都是被覆盖的；对存单持有人而言，他为借款人质押，有一定的付出，因此他也获得一定的回报（银行之外的利息收入）。对于担保公司而言，牵线搭桥，并承担了一定的风险，因此也获得了佣金。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是金融业的一个创新之举。没有想到，十几年之后，敢于在金融界吃第一只螃蟹的仍然是当年那个胆大惊人的方培林。这让世人又一次见识了温州人惊人的能量！
和香港联手建设金温铁路
不建金温铁路，死不瞑目
有人说：“走遍天下路，难过温州渡。”温州三面是山，一面是水，自古以来，就是水路一条。这“水路一条”，用温州话来说就是“死路一条”。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温州人从来就不会屈服于这种困境，缺桥就要建桥，无路就要修路。金温铁路的兴建，是温州人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铁路建造史上的一大创举。
多少年来，温州人想要建造一条铁路简直都要想疯了。
说起来，首先提议要兴建金温铁路的是孙中山先生，早在他的《建国方略》就已经提出了要兴建温辰（今湖南辰溪县）铁路的宏伟构想，就是要沟通闽、浙、赣、川等省腹地。但是在旧中国那种动荡的格局中，虽然也曾先后倡修七次，工程几上几下，可惜均未成功，而主要问题在于缺少资金。
其实，这也正是困扰金温铁路修建的症结所在。有的文章介绍说，新中国成立以后，金温铁路建设又经历了两上两下的艰难历程：１９５８年，１０万铁道兵和数万民工在金温铁路全线拉开筑路战场。然而，由于国家遇上经济困难，金温铁路匆匆下马，留下了几公里长的路基和三座已动工的大桥。到了１９８４年，金温铁路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浙江省专门成立了金温铁路建设指挥部，完成了全线勘测工程和从金华到丽水的施工图纸设计，但是再次因为资金问题，又被搁置起来。
面对着金温铁路迟迟建不起来的状况，浙江人民心急如焚。在１９８９年４月的省人大七届二次会议上，一位温州老作家的大会发言《浙西南１ ３００万人民的迫切愿望》，先后５次被代表们热烈的掌声打断。“不建金温铁路，死不瞑目！”人大代表道出了广大群众的心声。 省委书记李泽民也多次主持会议，讨论金温铁路建设问题。省委、省政府历任领导对金温铁路建设表现出极大热忱，他们表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大交通不行！”“这条铁路是浙西南经济发展的钢铁脊梁，砸锅卖铁也要上！”
然而，省里的资金有限，一下子要拿出那么多钱，也确实有困难。这时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摆在了大家的面前，铁路毫无疑问一定要修建，但是造路的钱从哪里来？这时精明的温州人率先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路：能不能广泛发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包括借鉴中外合资办厂的经验，到海外筹资？这个想法一提出，立即得到了省领导的肯定和支持。
就在这时，人们想起了一个重要的人物，也许得到他的资助，有可能筹到金温铁路的建设资金，他就是祖籍温州乐清的、在海内外有着广泛影响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南先生素来对家乡有深厚的感情，而且一向热心于内地的慈善事业。于是，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刘锡荣就开始动起了请国学大师出山的脑筋。
大打亲情牌，大师来修路
世人皆知温州人的人情攻略之厉害，堪称口中吐“火”。温州人做生意，先是热热乎乎拉关系，关系有了，人心动了，事情就好办了，这可是温州人的一大生意经。但是，要想请出享誉海内外的一代国学大师南怀瑾，温州人还真得动一番心思，下一番工夫。让人叫绝的是，温州人还真就打赢了这场人情战，南怀瑾先生不仅被家乡人感动得落泪而且还差点想要跪下……就这样，建设铁路的一大笔资金顺利搞定，终于圆了温州人近百年来的铁路梦。事情的原委还得从南怀瑾先生的籍贯说起。
南怀瑾先生1917年生于浙江温州乐清。自幼饱读诗书，尤其精于儒释道等传统文化，一生致力于弘扬华夏人文精神，堪称一代国学大师。自从１９４９年离开大陆到台湾之后，一住就是４０年，直到1988年春，迁居香港。但是因为政治等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始终迟迟不得回归大陆，家中尚有老母和结发妻子多年不曾联系，思念之心时时流露在其诗文之中。
为了探探老先生的意思，当时温州市的领导们先是在1988年借到香港公干的时机，顺便拜访了南怀瑾先生，其实那也是温州领导们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在闲聊家乡变化的话题中，温州的领导很快就切入到主题，提出了关于建造金温铁路一事，当然也提到了面临的资金短缺的问题。没想到，老先生对家乡建设事业相当关切，尤其是修建铁路正是一件报效家乡、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老先生有些动心了，而且老先生在言谈之中无意间流露出对老母和发妻的多年来的思念之情。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正好给了温州人一个施展人情策略的机会。
于是，从香港返回之后，温州市的领导们就开始积极地为老先生的心愿忙碌、奔走。当时温州市委书记刘锡荣亲自办理这件事，在1988年的除夕，亲自跑到市邮电局坐镇，一定要开通南宅老家到香港的直拨电话。终于在岁末时分，让南怀瑾先生第一次听到了分别40多年的发妻的声音，先生感动地说：“我随口说了一句话，可家乡的人民却专程为我架通了一条热线，了却了我４０年来的夙愿。”
这件事情已经让南怀瑾先生难以忘怀，但是刘市长得知先生不仅对发妻情深意长，而且是一个有名的孝子，于是为了彻底征服先生的心，刘市长亮出了温州人的“绝活”，即“发绣”，专程打电话找到著名的发绣大师魏敬先，由他亲自为南怀瑾的母亲绣像。可惜的是当时南老夫人已经过世，刘锡荣等人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从南怀瑾的发妻那里找到了老夫人的灰白头发，原来这是她为婆婆梳头时有心留下的，因此才有《南太夫人》一像。
据魏先生说，当时刘锡荣市长事先不曾告诉南怀瑾先生要绣制其母之像，而是在见面之后，找准时机、出其不意地献出了这份“厚礼”。先生开启红绸一看，精美的镜框之中镶嵌的竟是母亲的肖像，更没有想到那居然是由老母的头发绣制而成，一时之间激动得双膝跪地，泪流满面，当即表示一定要为家乡人民做些好事。这之后，南怀瑾先生总投资30亿元，金温铁路得以顺利筹资，而且在他的亲自牵头组织下，金温铁路在1992年获邓小平批示开工建设，历时6年，终于在1998年的6月11日，实现全线运营，从此，中国有了第一条股份制铁路，也结束了温州多年来没有铁路的历史。
回首金温铁路的建设历程，首先想到的是南怀瑾先生，但是请大师出山的那种人情战术，一方面表明了温州人的重情重义，另一方面也显出了温州人在处事上特有的智慧和谋略。
搞股份合作制，玩的就是心跳
不问姓资姓社，发展才是硬道理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温州涌现了大量的股份合作企业，它主要是在家庭个体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相当发达，在经历了几年的初发展之后，这些小的家庭作坊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于是就想进一步地扩大规模。在这种情形之下，两个或多个家庭工业进行联合发展，就能够更新设备、扩大生产规模，使它们的经营更上一层楼。这种联合充分展现了温州人的创造性，他们以资本入股的方式进行组合，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制度。这种组织制度，兼有股份和合作的双重因素，在当时“姓资姓社”的政治背景下，股份合作制由于带有“合作”成分，在政治和经济的边缘打了一个擦边球，最终得以归入到公有制范畴，逐渐为社会广泛接受。像任何新事物的出现一样，股份合作制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曲折、坎坷的历程。
瓯海登山鞋厂就是在温州出现的第一家股份合作企业。1985年春，以李岩寿为代表的十几位农村家庭企业主为股东一方，最早从外贸单位“下海”有着丰富外贸经验的张庆勇作为股东的另一方，双方资本入股组合成瓯海登山鞋厂。这一举措使得此厂迅速发展，很快成为当时温州最大的出口民营企业，从而使这家企业成为温州早期最有影响的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
事实胜于雄辩，温州人不管姓资姓社，只要企业能够壮大发展，只要是自己诚实劳动所得，他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大胆地发展下去。于是，随着瓯海登山鞋厂联合后的巨大的发展，到1986年，温州市一共有10 413家股份合作企业，年产值1361亿元，上交税利达9 124万元。但是这种民间新事物的迅猛发展，必将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关注，因为当时的国家法律规定，只有国家、集体、个人三种企业性质，那么，这种民间的个人联合或合伙经营到底算什么？这种新型的经济形态不仅被指责为“非驴非马”，而且有的人还为此遭受牢狱之灾。
有文献记载，在1985年的柳市就发生了这样一件经济案件：“红帽子企业”柳市物资储运服务站的两个合伙人分掉了8万元利润，第二年6月，他们为此被刑事拘留，后又以贪污罪判刑。此事在温州形同大地震，因为在当时的温州像这样戴“红帽子”挂户经营的企业约有10万户。这些挂户经营者惊慌了：“名为集体，实为合伙”，到底按名算，还是按实算？很显然，温州农民的“企业制度创新”已超越了法律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