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代回族哲学思想的发展
清朝前期，回族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回族不仅居住在陕西渭河两岸，甘肃东部、宁夏至平凉地区以及云南的部分地区，而且以更快的速度向全国各地发展。他们“大分散、小集中”，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和商业经营，经济水平发展较高，人数增长较快，在农村中出现了一些回族村镇，在全国的一些大城市也出现了一些回族居住的街道，全国各地修建了大量的清真寺。回族学者在清朝前期的宽容政策下，编写了不少汉文译著，使回族哲学思想呈现出大发展的状态。
在汉文译著方面，回族学者取得了更多的成果，在各方面有更大的影响，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人对汉文译著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他们把译经和阐述宗教哲学以及伊斯兰典礼制度相结合，把翻译《古兰经》、论述宗教哲学和普及包括天文历法、地理在内的科学知识相结合，在翻译和注释伊斯兰经典的过程中，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把伊斯兰教教义和儒学、理学思想掺杂起来，可以说，这是根据中国特点所进行的再创作。回族学者的汉文译著，把中国的儒教、佛教、道教的哲理性概念大量加以引用，除使用易经、道藏和孔孟学说的概念外，还使用伊斯兰哲学和教义方面所没有的名词，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中就用了真一、普慈、真赐、似真、易真、味真、迥异、人品、回回、五常、真忠、至孝、友道、荤素、风水等，蓝煦的《天方正学》中，用了真人、十八天干、十二地支、乾元、远元、二十八宿、真道、白道、节气、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信等，这些概念来自汉文化，有些是儒教、佛教、道教的常用词。用这些概念诠释伊斯兰教经典，就使伊斯兰教经典不仅容易为广大回族群众所理解，而且也能使伊斯兰教教义为其他民族的群众所了解。伊斯兰哲学及其宗教经典一经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其内容更为丰富，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其概念更有许多新的创造。不少的回族学者，他们对儒家学说能运用自如，翻译起伊斯兰教经典来自然得心应手。由于回族学者生活在中国的具体环境里，对中国的社会情况了解较深，有些还有亲身体验，并作出过实际调查，因而又根据回族群众生活的实际需要，在翻译伊斯兰教经典的过程中，就不能不用儒家的观点观察问题，参考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经典，使用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回族群众喜闻乐见的词句。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刘智的《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天方字母解义》，马注的《清真指南），马德新的《四典要会》、《大化总归》、《宝命真经直解》、《天理命运说》、《性命宗旨》，马联元的《孩听译解》，蓝煦的《天方正学》，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对伊斯兰教教义进行选编和解释的。由于这些回族学者从小攻读儒家经典，汉文功底深厚，儒学、“西学”（指对伊斯兰教研究）兼通，因而对将儒家学说与伊斯兰哲学思想两者结为一体怀着浓厚的兴趣。正如蓝煦在《天方正学·自序）中所说：“天方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证集儒书所云，俾得互相理念，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这些回族学者，他们不仅用儒家学说诠释伊斯兰经典，而且能够把伊斯兰教义与儒家思想融会贯通，对儒家学说本身也作了新的发挥。回族学者的汉文译著，实际上是一种在中国条件下产生的新文化、新思想，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回回民族在中国历史条件下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与回族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适应是分不开的，与他们把伊斯兰文化中国化、使其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也是分不开的。
清朝的回族学者的汉文译著，在把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结合的过程中，有其独特的创造性贡献。一方面，这些译著丰富了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义、伊斯兰哲学，另一方面，这些译著是回族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互交融、相互促进。毫无疑问，用儒家思想解释伊斯兰教教义及其宗教思想，总会从这一点上或那一点上使正规教义和宗教思想在著译和解释过程中有所变化，使伊斯兰教义和宗教思想在中国的条件下得以丰富。既然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对伊斯兰教经典作译著，那么，著译者所追求的必然是两种文化的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则被降到了次要方面，如伊斯兰教的“五典”说就是中国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五典”是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关系的概括，而五典来自五伦，那么谁都知道，“三纲五常”在巩固中国封建社会秩序、约束人们思想方面是起了巨大作用的，五典不是伊斯兰文化的产物，而是儒家思想的反映。清朝从刘智的《天方典礼》开始，把“五功”称为天道，第一次使用五典之名，把五典称为人道，并要求人们把天道和人道结合起来，这是对伊斯兰文化的发挥，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一种新的含义。这里的天道、人道两个方面不可能为正统的伊斯兰教义所接受，而却可能为封建统治阶级和儒家学者所同意和欢迎，这也是他们历来所提倡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来强调修身养性，这里所谓的人道也包括这一方面的内容。
清朝回族学者的汉文译著，不仅是回族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有多方面的贡献。中国自古以来一向只有儒教、佛教、道教三种文化，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交流，而伊斯兰文化则完全是一种外来的新文化，与儒、佛、道文化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联系，而经过回族学者的汉文译著，使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之间进行了接触和交流。中国的伊斯兰教更多地吸收了儒教、佛教、道教等各方面的资料，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从汉文译著中吸取了伊斯兰文化的精华，伊斯兰文化不仅成为中国思想史的重要部分，而且也为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谱写了新的篇章。汉文译著对伊斯兰哲学思想、伊斯兰教教义所作的诠释，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名词、术语、概念、观点，从另外一个方面丰富了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内容。《正教真诠》、《天方典礼》、《天方性礼》、（清真指南》、《天方正学）、《大化总归）这些书，已经是中国化的书名，其中所探讨的性与理、天与人、天道与人道都是儒家学说可以接受的，但他们的解释却不是完全相同的。回族学者在释经上所下的功夫，大大丰富了儒家学说这方面的内容。回族学者在谈念、礼、斋、课、朝等“五功”内容时，不可能作出其他的解释，但用儒学、儒家的语言释经不可能不带有封建性的糟粕。同时，这两种文化的硬性结合，对伊斯兰文化包括伊斯兰哲学思想的复杂内容，也往往会加以简单化，使伊斯兰文化的流传带有地方色彩，各教派也根据需要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来，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存在着不同的教派，国外也存在着很多教派，回族学者在译经时，把各种观点掺在一起加以介绍，这就对伊斯兰哲学、伊斯兰教的发展很难作出全面的理解，译著者在进行编译和择译过程中，也可能有断章取义的情况，不一定能够全面反映伊斯兰教哲学和伊斯兰教教义的真实情况，因此，汉文译著不可能成为全面、系统、自成体系的学问，只不过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一条线索罢了。
四、近现代回族哲学思想的特点
清朝末期，随着统治阶级对回族群众镇压的加剧，加之制造回汉之间的矛盾，并利用西北地区伊斯兰教教派的不同，挑拨回族内部的关系，使回族群众受到各方面的迫害，大批回民迁徙到山区、贫困地区，民族之间的隔阂加剧，回族群众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处于低下地位。这时，回族学者的汉文译著活动已基本停止，很多回族群众只让孩子读阿文经书，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北和云南的回族人民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和清朝反动政府的压迫下，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纷纷起来进行斗争，成为中国近现代革命斗争的一个部分，其中最著名的是1856年云南杜文秀领导的起义，还有西北地区的金积堡、西宁、沙州、肃州等地历时16年的反清斗争，以及在一些地方发生的回民暴动，这些斗争都影响很大。虽然回民起义、反清斗争、回民暴动相继失败，但回族人民所进行的保卫民族生存、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过程中，陕西、重庆、上海等地的回族志士纷纷参加了反清斗争，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在“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回族人民同各族人民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不少先进分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前仆后继、英勇献身，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回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其哲学思想、文化习俗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在回回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回族哲学思想是以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为特征的，这一特征使回回民族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生根、成长、壮大。在近代，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回族人民也产生了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他们要求振兴民族、改良宗教，这已成为回族人民适应社会潮流的不可避免的选择。近代的一些回族有识之士，他们办刊物、兴学校、改革经堂教育、提倡中阿并重，在长期的共同文化的历史积淀中，回族人民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有着强大的内聚力和民族成员之间的认同感，这种民族意识、内聚力、认同感在近现代历史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近现代外侮当前，回族人民更是能够顾全大局，和帝国主义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在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回民组织了“北平回民抗日守土后援会”，发表了抗日救亡宣言，提出要发扬“勇于牺牲、坚于团结”的精神，他们“在教为教中基础，在国为国家干城”，表达了回族人民爱教爱国的思想品德。回族人民在近现代的历史上，不仅积极参加反抗侵略的斗争，而且也主张进行社会改革、普及教育，在组织团体、创办刊物、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一些回族有志青年自办刊物，反映回族知识分子的先进思想，他们有明确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把振兴回族提到强盛国家的高度，把回族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要他们发挥爱国主义思想，为强盛祖国、抵抗列强做贡献。他们在回族内部提倡普及教育，主张设立各级回族学堂，变革中国的教育制度，用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充实经堂教育。在回族人士创办的学堂里，有的人“改良教法，增订课本，经学中兼学汉文及科学”，这就改变了过去清真寺经堂教育的“教学方法陈归迂拙，事繁效鲜与学熟等”的落后状况，在回族人士发起的“中国回教促进会”就有“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的宗旨，有人称“这是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他们要求改良宗教、创办宗教学会和宗教报纸，促进回族的内部团结。伊斯兰教内部有新教、旧教之分，甘、宁、青有许多教派和门宦，各教派主要是在清朝时期创立和发展的，门宦是阿拉伯神秘主义文化和伊斯兰教苏菲派在回族等民族中的传播和发展，它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宗教派别。伊斯兰教同其他宗教一样，都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定的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一种宗教和一个民族的历史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民族的历史文化就要研究这个民族的宗教，要研究回族就要研究伊斯兰教。对于伊斯兰教，我们不能加以简单化，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哲学上的唯心主义，不能在社会功能、社会作用上简单地加以否定，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伊斯兰教作全面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随着时代的变迁，近现代广大回族的思想产生了变革，伊斯兰教也在中国的环境里发生了不断的变化，近现代的宗教变革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但作为民族内部的精神支柱，究竟为什么会经久不衰，这倒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生活方式，它深深地反映到回族的风俗习惯、民族思想文化、民族心理结构、民族生活方式中去，对回族的认识和评价，离不开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评价。在近现代的回族哲学思潮里，伊斯兰教随现代社会潮流而不可避免地发生变革，也是需要我们正视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