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车不久，女儿揉了两下眼睛，就歪在我身上睡了过去，忍了许久的眼泪应该可以掉下来了，几天来我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真正到来时，我的眼泪却被紧张逼了回去。
我们不是坐在回家的车上，那个家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买的是到一个中转站的车票，待会下了车，接着要去哪里，我不知道。难道真的要像离婚时他恳求我的那样，在家附近租一间小屋，让他承担一半房租，以便让小优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感受父爱？我突然心有不甘，既然你这么狠心，我干嘛还要配合你的想法，满足你的愿望？
脑子飞快地转动起来，这才发现，除了无法待下去的老家，除了刚刚扔掉的曾经属于自己的家，我其实无处可去。
我掏出手机，下意识地翻起通信录。
不多的名册里，只有安旭是跟我联系最多的人，除了稿件上的联系，我们有时也谈一些别的，都是女人间的话题，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但我们的电话和短信交流已经以丰沛的数量持续很多年了。
结婚那年，我毅然结束了近十年的中学教师生涯，宅在家里，立志后半生就靠当家庭主妇和写作为生。说到写作，我可不是作家，因为我写的既不是诗歌也不是小说，虽然我喜欢它们，我写的是故事，通过大量艰苦采访得来的真实故事，它们多半发表在那些封面印着美女照片的杂志上，大街小巷的报刊亭里随处可见这种杂志。一般来讲，写一篇这样的故事，够我一个人生活个三到五个月的，如果省点花，有时可以管半年。初写这种故事时，一年能写好几个，我因此生活得怡然自得，后来，我开始犯懒，再后来，孩子出生了，即使我不犯懒，也没多少时间写了，何况还要拿出大量时间出去采访。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吃老本，消化以前那些没得及写出来的采访。这种写作难以避免会产生一些加工出来的东西，想象更克制不住地跑来帮忙，这使我的内疚感与日俱增，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个弄虚作假者。这种感觉非常不好，无奈我以此谋生，不能完全停笔，所以我把产量控制在一年两篇，刚好够支付我的各项生活开销就行。与此同时，我梦想着终有一天，我能写出一个有史以来最真实最感人的故事，让所有人过目不忘、传扬后世的故事，如果我真能写出这样一个故事来，说不定能抵消一点内疚感。
父亲肯定还不知道我已改变了谋生手段，他大概以为我还像以前那样耀武扬威地挥着教鞭呢，当然也不可能知道我已不叫黄南婷，而改叫辛格了。
辛格本来是我的笔名（以此向我最喜欢的作家艾？辛格致敬），因为去邮局取稿费时特别麻烦，需要去户籍机关开证明什么的，后来我索性去了趟派出所，重新办了一张辛格的身份证，过程虽然有点复杂，但从此以后简单多了。换掉后的老身份证，我保留了一份影印件，以此纪念父亲曾经给我命名。黄南婷，其实这名字不赖，但现在它一无用处，既不用它去领取工资，也不用它去打出勤卡、投票什么的，更没有同事用这个名字来称呼我，相反，辛格两个字倒是很贴身地跟着我，为我的文章作标记，替我取回生活费，跟我同甘共苦，荣辱与共。
安旭是我的责任编辑，我们的交情始于七年前，那是我第一次向《第二性》投稿，不出一个星期，就得到了电话回复，稿子被录用了。电话那头是个沉静的女声，她就是安旭。安旭说：“你和那个女主人公一样了不起，因为你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那是我一个亲戚的故事，三十三岁那年，她离家远行了一趟，回来时手上多了一枚婚戒，她告诉家人和朋友，她的丈夫在外地，是个海员，常年生活在远洋货轮上，所以她每年休一次探亲假，遗憾的是，一年一次的探亲总是不能让她成功当上母亲，仅有的三次怀孕都不成功，有两次不超过三个月就不得不拿掉了，最后一次，也是最隆重的一次，怀到六个月时仍以流产告终，此后再也没见她怀过。有人说，她不该那么早就大张旗鼓公布自己怀孕的消息，她应该瞒着点，躲着点，这样就不会惹小鬼上身了。四十岁的时候，她宣布了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她的丈夫在海上殉职了。四十五岁这年，她办了一桌酒席，在席上向她的亲友们宣布，她得了乳腺癌。没过多久，她自杀了，大家都在想，她一定是不想带着残缺的身体活在这世上，因为她是个极其爱美的人。多年以后，另一个亲戚向我透露，她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海员丈夫，不然，为什么大家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事让我惊奇不已，我带着相机和采访本，一个人悄悄调查了很长时间，结果发现她压根儿就没得乳腺癌，因为各大医院都没有她的乳腺诊疗记录，最后一次单位体检也清清楚楚地证明，她的各项健康指标均为良好，继续调查下去，就更加离谱了，她根本就没怀过孕，我不由得想起她那个六个月的大肚子，那可是我亲眼见过的，难道她在裤腰里揣了个小枕头？为了不打扰她的在天之灵，我没有公布我的调查结果，在文章中也没有用她的真实姓名。
安旭说：“她撒了一辈子谎，用来维护自己的特立独行。我替她感谢你的调查，也替她感谢你的缄口不言，她疲惫孤独的灵魂终于可以安息了。”
我总觉得，她对女主人公的赞赏，远远超过对我的文字。“那个女人是真正认清了自己的人，她觉得自己没法随大流迎接千人一面的命运，因为她无法像别人一样忽略她的不适，无法像她们一样粗枝大叶地将那些不适马虎过去，但她又很聪明，不想挺身而出跟大家唱反调，只好采取这种委屈自己的方式。虽然很残酷，但很浪漫，很壮烈，很了不起。”
从这以后，我跟安旭的来往就变得常规化了，有稿子的时候自不必说，没有稿子也会在电话上随便聊一聊，有几次，甚至是她给我选题，让我去采访，然后写稿给她。
“你的视角跟我比较接近，交给你写，我放心。”安旭声音不高，语气平淡，却字字句句让我心花怒放。
车上人多，不便通话，再说也怕吵醒小优，只好给安旭发出一条短信：“我已离婚，特告。”
安旭很快就回了过来：“相信你做了个正确的抉择，祝贺！”
正不知下面该说什么，安旭又来了一条：“你离家，还是他？”
我一边回着短信，一边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家是他的，一切都是他的，我只有孩子。我正在长途汽车上，却不知这车要开往哪里。”
“既如此，到耶市来！”
我笑了下，怎么可能！耶市可是大都市，以我目前的状况来说，一点都不适合我。相信安旭也只是随口一说而已。
我开始思考其他的可能性。得知我离婚后，大嫂给我出过一个主意，她叫我把小优寄放在他那里，自己住在外面，想孩子时随时去看她，一来不让孩子受委屈，二来让他尝尝带孩子的不易，压力之下，他肯定会考虑复婚的。我告诉她我是不会复婚的。大嫂说，我总觉得你们这个婚离得太无聊了，新婚姻法颁布后，你哥也很紧张，特地拉着我去把房产证加了他的名字呢，照你的逻辑，我是不是也该跟他离了？你也太爱较真儿了，自古以来就有句话，情比纸簿，夫妻间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考验对方，没有一个人通得过考验。再说，他也说了，他只是假设，在家里模拟一下财产分割，你干嘛动这么大气？
我不知道别的夫妻在怎样活着，我只知道，我无法容忍他的计算方法，你付首付有什么了不起？你还贷有什么了不起？早知道会有这部法律出来，我也可以抢着付首付，我也可以抢着还贷，我负担的装潢和家俱，还有日常生活开支，加起来也不是个小数目。认真说起来，你不过是钻了法律的空子，钻了就钻了，你不该在我面前一副得胜的嘴脸，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有像我那样，忘我地投入家庭，你在这个家庭中，还偷偷保留着一个居心叵测的小“我”。
反正我也不用上班，也许该去找一个生活成本较低的地方住下来，比如乡下，只是对小优不利，不过，离婚本身，已经对小优不利了。可怜的孩子。
正这样想着，安旭的电话打来了。
“怎么样？来吗？别犹豫了，来吧，反正你现在自由了，耶市也不像你想的那么可怕，关键看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一个人满足于简单的生活，那么无论她在哪里，生活成本都差不多。”
“可是……”
“别忘了你是干什么的，与其在平静中麻木枯竭，不如在动荡中变得敏感丰富。”
我知道这种话对生活毫无益处，但还是很打动我。
“除了房租略贵一点，耶市跟你原来的地方没有任何区别，那也没什么，你多写一篇稿子就有了。正好可以逼得你勤快一点，你写得太少啦。”
“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
“你家庭生活过得很好也就罢了，但既然离了婚，我倒觉得，你不妨尝试一种全新的生活，而且离婚本身，也说明你是有这种潜在的欲望的，只是你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正视它。”
“我不知道，万一尝试不成功……”
“到那时再说那时的话吧，生活本来充满变数，想太多也无益。”
“那，我真来咯？”
“我要是你，撕掉结婚证当天就跑出来了，哪还能耽误这么多天！”
笑过了，安旭说她可以马上出去替我租好房子，这样，我在耶市一下车，就可以直奔自己的新家了。
“这么简单？”我有点不相信，却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
“不相信的话，你不如赶紧打道回府，跟他重归于好同，破镜重圆。”
她这样一说，我马上脑清目明。与其跟一个离了婚的男人困守在一个城市，见与不见都心烦，不如远走高飞，跟好朋友共同生活在一个城市，偶尔一叙。
何况安旭竭力邀请。
其实，早在两年前，安旭就给我提过这个建议：何不住到耶市来？省得我给你寄稿费，有空还可以在一起聊一聊。那时我觉得她的建议简直是个笑话，我走了，谁料理那个家？谁给他做饭？没想到仅仅两年，安旭的建议就变成了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