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岩
语言传播借助广播电视媒介有了更广阔的传播平台，听众、观众多了，自然要考虑受众的接受能力和传播效果，内容不宜难，态度不宜冷，口味不宜偏，方式不宜硬，由此使得语言传播形成了大众化的传播态势。
与大众化相应的是跨文化传播也在发力——大众化意味着受众群体的扩大，突破民族文化界限的跨文化传播从技术层面到战略层面都在时时得以推进。
与大众化相生相克的另外一面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民族性相对来说是属于小众的，文化圈也往往被认作是小众化的俱乐部，于是给人一种印象，广播电视语言传播越是讲求大众化，就越是与民族文化格格不入。
那么，语言传播大众化的民族文化印记是否存在，大众化与民族文化传承之间是否可以协调发展，就成了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研究中带有战略性质的课题。
一
语言传播大众化趋势与民族文化传承、弘扬之间确实存在冲突的可能。
首先，大众性与文化性的冲突表现在大众化趋势经常存有“去文化”的倾向。如今广播电视传播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对受众的争夺上，但凡有哪个节目赢得了很高的收视率，接下来便会有大量类似的节目出现在各个电台、电视台中。你讲故事，我就把故事讲得更离奇；你来个“大家唱”，我就来个“记歌词”；你“相亲”，我就“约会”；你有“超女”，我就有“好男”。虽说各个节目彼此存在差异性，但其本质却很接近，而目的更趋一致，那就是只要某一种节目吸引眼球了，就会以此为风向标，扎堆出现一批同类型的节目以期博得受众的关注。可以想见，这种趋同的追逐（而非追求）缺少了文化积累该有的厚积薄发，缺少了文化思考的独立观照，至少是缺少了文化追求所应具有的态度，更不用说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树立文化理念和传播具有文化含量的内容了。
其次，传播大众化趋势会产生跨文化传播的冲突。上文提到的节目影响力的示范效应不仅会在同一民族文化圈中产生影响，而且在跨文化传播领域中也会有明显体现。大家所熟知的苏珊大妈在《英国达人》选秀节目中声名鹊起后，平民选秀就成为常见的节目形态，可是成功的移植并不多，有的节目的确是重在展示“才艺”，也有成功的可能，但有的节目却真的只是展示“秀”，因此往往只是昙花一现，加之传媒环境、受众接受心理等差异使得不少克隆的节目水土不服，更不用说“克隆”本身就不是一种尊重知识产权的行为。
不过另一方面，语言传播大众化趋势也为民族文化传承创造了便利条件。
这种便利条件突出地反映了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比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中国元素不仅极大地满足了本土民众的心理需求，而且也极大地吸引了海外观众的目光。众口一词的高度评价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广泛适应性，它不仅适应本民族受众的欣赏口味，而且也适应其他民族求新求异的心理需求。可以说，民族文化传承在大众化趋势中不会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受到挤压，恰恰相反，它以满足不同心理需求的方式为自己赢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心理层面得到满足的同时，技术层面则为语言传播大众化提供了基础条件和广阔平台。传统媒体对语言传播大众化趋势起到的推动作用本已不言而喻，而新媒体的传播能力更不容小觑，2010年的词频统计显示，“新媒体是人们在观察和论及媒介领域时提及率最高的第一热词，比人们提及‘传统媒体’的几率高2.8倍”。人们运用新媒体进行传播更为方便，使用量也更多，借助新媒体出现的博客、播客、拍客会把自己的所观所想传播到更大范围，个体化的传播者甚至成为不少重大新闻的最初来源地，不论是有声语言还是文字，传播的自发行为有着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大众传播影响力。不过，同时人们也很不乐观地发现，轻则不规范、重则不真实甚至粗陋的传播内容也大量存在。作为重要传播手段的语言传播（同样包含有声语言和文字）当然也存在失范、粗鄙的现象，因而对语言传播进行规范和引导的任务也更加艰巨。
可见，不论是大众化的“去文化”倾向，还是大众化的“去高雅”现实，都客观上对强化语言传播的文化性提出了要求。由于民族性与文化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涤荡净化功能，因而讲求语言传播的民族文化性已经成为传播理性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
二
与民主化相伴的信息公开进程对大众传播领域中的国家形象塑造作用巨大。
如果说新媒体发展使普通民众获得了发言的机会，那么2008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规定了行政机关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责任，而且条例中特别要求，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其中直接涉及传媒领域的网站、新闻发布、报刊、广播、电视等都被提及。可以说，大众传媒成为政府形象塑造和展示的重要窗口。而结合大众传播全球化趋势来看，政府形象的塑造与展示必然也是国家形象塑造、展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是民族文化形象的典型表现。
曾任驻外大使的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根据亲身经历认为，中国今后发展很大的障碍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存在被扭曲的认知，而其原因与外国的媒体报道有关，也和中国官员尤其是新闻官员交流能力欠缺有关。国外媒体的报道反映了外媒传播视角及传播方式存在的问题，这本已说明了跨文化传播中存在认知冲突，而中国新闻官员交流能力欠缺则进一步反映了传播能力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可以说，传播所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实现基础层面的信息流动，更会作用于观念层面的思想、情感、意识的碰撞、沟通与理解。
对外的国家形象塑造，对内的政府服务能力提升，都对语言传播能力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不少行政机构在做好实事的前提下也积极地借用传播手段优化服务效果，2010年8月31日，浙江省委党校、省委外宣办共同签署“关于发挥省委党校教育平台作用，加强领导干部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合作意向书”，双方整合资源，在省委党校开设的各类班次中分层次、分类别进行课程培训，提升受训对象的新闻发布及与媒体的沟通能力。这则事例表明，新闻发言人制度实施及新闻发布会召开的目的，不是要求行政机构面对媒体时进行简单应对或应付，而是为了更好地借助媒体实现各级政府部门准确传达信息、发布政令、沟通群众、服务社会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