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几乎就是老北京的代名词。在每一条胡同里，都有一个又一个的四合院。它们的规模不等，各自独立，却又连成一片。如果同样是从高空看，不必太高，只需站在景山公园最高处的亭子上，就能看出：那是棱角分明，而互有层次的特殊景观。这才是北京城的独特风景线。
虽然紫禁城里到处都是大理石、汉白玉、紫檀木、香檀木，可是在紫禁城以外的地方，就是另一番景象了。除了有限的几条大街上，铺上了沥青洋灰路面之外，其他的街道和大大小小的胡同里，都是土路。每逢刮风，就会尘土飞扬；每逢下雨，就会泥泞脏污。这正如当时的一句俗话所形容的：“有风一街土，有雨一街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著名女作家冰心先生和庐隐先生，都在她们各自的作品里写到过，她们初次来北京时，对北京城内黄土路的印象。
胡同虽然窄小，座落在胡同左、右两边的四合院里，却是别有洞天的。
一般的四合院里，都有东、西、南、北四个朝向的房子，故曰“四合”院。由四个方向的房子包围着，中央是一个院子。这个院子的用途很多：它既可以供孩子们玩耍，又可以供大人们散步；夏天，全家人都可以在院子里乘凉；冬天，下雪的日子，又可以在院子里堆雪人，打雪仗。如果有勤劳的双手，还可以在院子里种树、种花、种菜；喜欢动物的人，可以在院子里养猫、养狗、养鸡。
人们在四合院里出生，在四合院里成长，在四合院里住宿，起居，生活，休闲。自由职业者，还在四合院里工作。这是北京人生存的天地。一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天地，一个不受外人干扰，也不干扰别人的天地。
那时候，北京的人口很少。它不是首都，它只是文化古都。如今，只有特别大的官儿，才能住在四合院里。在我童年的时候，几乎每一家平民百姓，包括知识分子，都有属于自己的四合院。极少见到几家合住一所房子的情景，只有刚从农村进城的体力劳动者，如人力车夫等，才会几家合租一个院子。至于在人口爆涨以后才出现的大杂院，我在童年时是不曾看见过的。
（三）甜水井
在胡同的一端，有一口甜水井。圆圆的井口镶着如大理石一样光滑的石头，井的周围也铺满光滑的干净的石块。井的位置比胡同的路面略高，需要踏上三级台阶，才能到达。井水清澈，干净，很凉，还有一丝甘甜的香味，据说这井的水源，就在玉泉山。
那时候的北京城里还没有自来水，附近居民的饮水和用水，全靠这口甜水井。每天，都会有一位高大魁梧的水车夫出现在井边，他的脚非常大，那是因为他在鞋子的外面又包上了一大块猪皮，相当于现在的雨靴，这使他既不怕水，又站得直、走得稳。
这位水车夫拥有一个体积很大的水车和一个体积也大的水桶。水桶是用木头制成的，中间系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大麻绳。水车也是用木头制成的，它的体积相当于人们通常坐着旅行的马车，不过这水车没有马，它是由那位又高又大的水车夫来拉动的。水车的左右两边有两个也是用木头制作的车轮，走起路来就发出“吱吱嘎，吱吱嘎”的声音。
每天清晨，水车夫会出现在井台上，用那只大木桶，一桶一桶地把水从井里吊上来，装进他的大水车里。装满后，他就拉着“吱嘎”作响的水车，为一家一户送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这位水车夫总是这样默默地来，又默默地走，尽职尽责地供应着附近各家的用水。他很少开口讲话，偶尔说话，带着浓重的山东乡音。他魁梧伟岸的身影，日日穿梭于街巷之中，后来我读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无神论者做弥撒》时，总会联想起这位山东大汉。
说也奇怪，那时候从未听说过什么“环保”之类的话题，可是人们对待这口甜水井，就像对待自己家里的财产一样，倍加爱护。没有人到井边去玩，就是顽童，也顶多是站在井台下面朝上看看，没有人敢往井口里面扔东西，井台上面和周围的大白石头，总是干干净净，明明亮亮的。冬天，由于寒冷，水渍结成了冰凌，那冰凌也是又洁白又干净的。
除去水车的“吱嘎”声，除去清脆的驼铃声，除去小贩的叫卖声，除去风声、雨声，北京城是安静的。有时简直安静得出奇，甚至安静得令人害怕，如夜晚。
白天，走在大街上，即使是在市中心的闹市区西四牌楼，也看不见多少行人。街道两旁有鳞次栉比的店铺，但在人行道上却看不到几个行人。有轨电车、汽车、三轮车、人力车，也寥寥无几。
可是，整个的北京城里，却弥漫和散发着一种韵味，一种氛围——这就是它作为文化古都所特别具有的那种韵味，那种氛围。它体现在寂静的胡同里，体现在稍显热闹但是绝不喧闹的大街上，体现在人们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上，体现在宫殿、庙宇、图书馆、博物馆的巍峨建筑物里，尤其体现在小学、中学、大学校门内的朗朗读书声里。
就是这样庄严、肃穆、儒雅、安静的一座城市，它熏陶过和培养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书人。
（《民风》杂志2005年第12期至2006年第4期连载）
师中剧团
——为纪念中国话剧百年而作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的中学界，活跃着一个剧团。这个剧团的全体成员都是在校学习的中学生，话剧的业余爱好者。分别来自两所学校，一所是师大附中，一所是师大女附中（现名实验中学）。当时北京好的中学都是男女分校，只有少数几所私立学校才是男女生合校。师大附中现在通称一附中，因为后来有了二附中，那时只有一所，通称男附中。
师大附中和师大女附中都是一流的中学。学校的教育理念非常先进。在课堂上讲课的老师，都是北京师范大学各系历届毕业的高材生，他们掌握的专业知识和高超的教学法，使得学生读书时一点儿也不觉得吃力。学校当局力主学生必须德智体全面发展，倡导鼓励学生们自由组织各种文艺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于是，师大附中和师大女附中一些爱好话剧的同学们就组织了一个剧团，取名“师中剧团”。
因为是学生们组织的业余剧团，所以每逢星期日才活动，那时的周末只有一天，星期六照常上课。活动地点有时在位于二龙路的女附中，有时在位于和平门的男附中。活动的内容多种多样，或者是排练预备演出的话剧，或者是学习有关戏剧的知识，或者是请专业演员来给我们讲课。
剧团团长是与我同届的同学，她是著名剧作家洪深先生的女儿，认识许多戏剧界的知名人士，上初中的时候，她就请来了于是之先生给我们上课。当时于先生还很年轻，刚刚由于电影《龙须沟》的上映而名声大噪。记得于先生给我们讲述了他是如何扮演程疯子这一角色的，还讲了演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怎样深入生活、了解社会，等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一名当红演员，地点是在师大附中的一间普通教室里。于先生既不要出场费，也不要汽车接送，他是自己骑着自行车来去的。
我们的剧团经常演出，演出的剧目多种多样，大部分剧本是学生自己编写的，两所学校里有多位编剧能手。记得还演出过《龙须沟》片断和《雷雨》片段。除了表演话剧外，有时也表演秧歌舞或腰鼓舞。演出的时间，都选择在各种节日、纪念日，或是周末。演出的地点，有时在男附中的大礼堂，有时在女附中的大操场。放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学习解放军的样子，打起背包，到北京郊区的农村去，为农民演出。
我是剧团里四个年龄最小的演员之一，四个小姑娘都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其中的一位就是周秉德女士，我当时并不知道她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因为她作风朴实，待人和善，平时的交通工具总是一辆自行车，与我们这些平民子女没有任何区别。还有一位抗日烈士的女儿胡铁林，她高中毕业后留学前苏联，归国后在北京化工大学当教授。
剧团的全体成员都是戏剧爱好者，但是后来成为专业艺术工作者的只有廖廖几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位是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导演林汝为师姐；另外的一位，就是我的同窗好友聂海燕，她是东方歌舞团的首批演员，舞蹈台柱，直到她去世以后很久我才知道，她是著名作家聂绀弩先生的女儿，我对人事一向迟钝，这层关系还是秉德告诉我的。
说到聂海燕，我还要啰唆几句，因为我们小时候非常要好，也因为她的早逝令我非常伤心。她从小热爱舞蹈，舞跳得极佳，并决心把舞蹈作为终身事业。初中毕业前夕，她决定去报考中央歌舞团，她让我陪着她去面试，当时中央歌舞团的团址在东城金鱼胡同的一所大院子里。在排练大厅里，我看着她在那些成人演员面前，自如地展现出优美的舞姿，跳完一曲再跳一曲，总是博得热烈的掌声，真为她高兴。初中毕业了，她告诉我，她就要去中央歌舞团报到了，不再升高中。我们依依惜别，我的心里也为她不再读高中而隐隐地觉得有点儿遗憾。海燕的性格活泼，爱开玩笑，初中二年级时的某一天，她拉我去她家做客，她家住在六部口附近的石碑胡同，家里只有她一个人。
进门之后，她就从食品柜里拿出了一碗吃食，让我尝尝。我仔细一看，认不出那是什么，有些犹豫。她看我犹豫，立刻热情地劝我说：“是肉，很香，你吃一口就知道了，肯定吃了还想吃。”她了一勺送进我嘴里，看着我咀嚼，笑着问我：“香不香？”我急忙点头说：“香，香。”她又喂了我一口，表情有点神秘地问我说：“你说说，你吃的是什么？”我猜不出来，在她这个南方小姑娘的眼睛里，我这个北京小姑娘的食谱可能太狭窄，她哈哈大笑着说：“是鳝鱼，就是像蛇那样的鳝鱼。你害怕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鳝鱼。我说：“不害怕。因为是你给的，所以不害怕。”那一天，也曾经有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家里怎么只有海燕一个人呢？记得当时也曾经问过她：“你一个人住，不害怕吗？”她说：“不怕。如果害怕，就去学校住。”多年后我才知道，她的父亲虽然是位老革命，却挨整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度被解散的北京广播学院（现名中国传媒大学），终于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复校，一位女附中的同窗从教育部调到学院的英语系任教。一天，在学院的大饭厅里，我和这位同窗不期而遇，我们坐在饭桌旁闲聊，谈起我们的多位老同学，她忽然说：“聂海燕死了，“文革”开始后不久自杀了。”
听了这句话，仿佛一个晴天霹雳在我的头顶炸响，我许久都说不出话来，饭也咽不下去了，之后，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的这位同窗现在是同事轻声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和海燕的感情这么好。如果知道，我就不在吃饭时告诉你了。”我哭了很久。后来，只要一想起海燕，还会流泪。转眼之间，海燕告别人世已经40余年了。每当我回忆起少年时代的往事时，总会思念她。成年以后，我读到了不少关于聂绀弩先生的文章，使我对海燕有了更多的了解。
现在回到师中剧团的话题吧。事隔几十年后，于20世纪90年代，剧团同学重新聚首。地点选择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因为有几届团长现在都是该校的教授。几十年前的少年，早已成长为国家有用的人才，有科学院院士，有工程师，有研究员，有医生，有外交官，有大使夫人，有新闻工作者，有大学校长，有各所大学的教授，有企业董事长，等等。大家围坐在一起，畅谈昔日的友谊。虽然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以话剧为职业，但是在师中剧团的经历，使我们少年时代的生活绚丽多姿，陶冶了我们的情操，提高了我们的审美品位，让我们终生对文艺作品都坚守着真善美的评价标准。
我写此文的目的，是为了纪念话剧百年，我们曾是业余爱好者；同时也向今日的少年，介绍我们这代人少年时期的生活，便于彼此沟通了解。健康的课外活动能帮助人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而正确的价值观会令人受益终身。
（原载《北京晚报》2007年5月10日，收入《纪念文集——在中国话剧100年的时候》，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