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斗争
20世纪70年代，多元化的世界政治格局开始初步显现，多种政治力量开始在各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诉求，其中发展中国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1972年联合国贸发会议上，“77国集团”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在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争取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也成了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早在196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一次关于大众传播媒介的讨论会上，就第一次提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新闻和信息传播不均衡、不平等问题。197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届大会上，发展中国家代表又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的要求。1973年，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召开，该会议通过的《阿尔及尔宣言》称：“现存的传播渠道不仅是罪恶的殖民地时代的遗产，而且阻碍着各国之间自由、直接而迅速的传播与沟通；发展中国家必须共同采取行动，来改变现存的传播渠道。”1976年，不结盟国家印度首脑会议又发布了《关于信息非殖民化的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出信息流动严重不合理和不平衡，少数国家掌握了信息发布权，而所谓信息自由是少数国家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和传播信息的自由，它意味着其他国家客观、准确的传播和获得信息的权利事实上受到了剥夺和否定。争取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斗争也逐渐进入了高潮。
国际传播不平衡的状态主要表现为：传播力量不平衡、信息流向不平衡和传播内容的不平衡。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世纪80年代的材料，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发达国家拥有世界报纸发行量的四分之三，发达国家广播发射台的数量占世界总数的75%，占有世界收音机总数的78%，电视机总数的82%，亚洲、非洲仅占15%和11%。发达国家几乎都有通讯社，有些国家甚至有数十个，可是发展中国家还有30多个国家没有自己的通讯社。发达国家占用的全球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运行轨道的份额达90%，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却很难被其他地方收到。70年代，有学者提出了几种国际新闻流动的模式，虽然形式各异，但都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而从后者流向前者的则微乎其微。西方四大通讯社播发的国际新闻占到全世界国际新闻报道的80%，而其中只有10%～30%的内容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美国的电视节目在七八十年代占到全世界电视节目流量的75%，广播节目的60％。发达国家在播发发展中国家的新闻时总是依照西方的政治观点、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来筛选，带有主观偏见和强烈的政治倾向。比如刻意渲染阴暗面，以较多笔墨报道发展中国家的危机、暴力、灾荒、动乱等，给人毫无希望的印象。这些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对于上述情况，发展中国家和国际进步新闻界一直持批评态度，要求予以改变，并且开展了争取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斗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总部在欧洲的机构成了这场斗争的主要舞台，而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则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阵地。197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8届大会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代表进行了交锋，前者认为要限制所谓的“新闻自由流动”，而发达国家则持对立态度。在1976年3月印度会议不结盟国家发布了《关于信息非殖民化的新德里宣言》之后，在同年8月召开的第5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又明确把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与建立新闻传播新秩序联系起来。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第19届大会，组织了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16位学者、新闻工作者和前政府官员组成的“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并由诺贝尔奖和列宁和平奖获得者、爱尔兰学者肖恩·麦克布赖德担任主席。由此，建立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的斗争进入了高潮。在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届大会上，“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提交了《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报告，并获得通过。这份报告以大量的材料论证了世界新闻传播确实存在不均衡、不平等状况。报告指出：不平衡是现行国际信息秩序的基本特征，必须加以改变；不管是公是私，过度垄断都会产生消极效果，必须加以消除；为了保证信息与观念的自由与平衡流动，必须消除内部和外部障碍，保证信息来源与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应保障媒介中的新闻自由，但是自由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必须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及向其他民族传达自己利益和文化价值的权利；发展中国家应提高自己的传播能力，发达国家应提供援助。报告支持建立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并提出了82条具体建议。教科文组织召开的这届大会据此通过了决议，决定制订“国际传播发展计划”，并且设立指导机构，以促其实现。
对于这场建立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努力，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十分不满。它们以保护信息的自由流通为理由，反对改变现存的不平等状况，以维护它们在国际新闻传播中的支配地位。于是，在历次教科文组织会议上总是贯穿着激烈的争论和斗争。1981年，20多个发达国家代表在法国召开会议，通过《塔鲁瓦宣言》，重申“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抨击《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报告，认为对新闻的控制将导致影响传播自由。1984年12月，美国甚至以教科文组织充满了反西方的论调、危及新闻自由和“过于政治化”为由而退出了这一组织，停止交付费用，导致该组织费用减少了四分之一。第二年，英国也随之退出。英美两国的退出，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面临空前的困难。这一斗争陷入僵局。
这场在冷战时期的斗争虽然没有明确的胜负，但是结果仍然令人瞩目。首先，“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概念建立了起来，并不是停留在书本阶段，而是迈出了实际行动。其次，发展中国家在斗争中逐渐建立了自己的通讯社和广播电视系统，增强了国际新闻传播能力。最后，西方的新闻垄断被打破，实现了有效的地区新闻交换并建立了新闻合作组织。例如不结盟国家通讯社于1976年成立以来，成员国由最初的30个增加到80年代后期的80多个。其他组织还有加勒比通讯社、亚太新闻交换网、泛非通讯社等等。区域性的广播联盟有亚太广播联盟、非洲广播电视组织联盟、阿拉伯国家广播联盟等等。
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放弃了世界信息新秩序的口号，提出了“交流新秩序”，其主要内容包括：（1）鼓励国家间的信息自由流动；（2）促进信息广泛、均衡的传播；（3）在发展中国家开发一切有利于加强通讯能力的手段，提高交流能力。1991年5月，在纳米比亚的会议上又通过了《温得和克宣言》，提出促进媒体独立、经营自由和多元化。这种政策的转变有适应传播全球化和媒体商业化的倾向。虽然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商业化的改革的确在此后也有了快速发展，但在国际传播领域这也可以说是对美英的一种妥协，传播秩序的不平等和不均衡愈演愈烈。
在发展中国家推进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同时，国际学术界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也值得注意。文化帝国主义是60年代出现的许多激进的社会批判术语之一，文化帝国主义是指“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他国的过程，是文化先行，由帝国主义国家向他国输入支持帝国主义关系的文化形式，然后完成帝国的支配状态”。这一术语的流行，与发展中国家的斗争形成交相辉映之势。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旗手、美国学者席勒在1969年出版了《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开启了美国政治军事体制和商业传播体制之关系的研究。他指出，“资本主义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国际体系”，美国大型跨国公司与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利益紧密相连，在美国的“传播体系的全球商业化”过程中，美国公司不仅获得了利润，而且摧毁着发展中国家的文化。1976年，他又出版了《传播与文化霸权》，明确地阐述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席勒认为，现代传播媒介成为美国实施全球政策的工具，而战后帝国主义的扩张，不再以国家而是以跨国公司为单位，不再以军事而是以文化为手段，随着跨国传播的兴起，商业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强化了现存的国际的不平等关系。在文化帝国主义之后，西方学者又提出了类似的媒介帝国、传播帝国主义的概念，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先后论述了美国及发达国家的文化统治和媒介统治。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追捧，是因为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甚至连发达国家也在遭受着美国的文化侵蚀，美国的电视节目充斥着欧洲各国电视台。“电视越是私有化，就越是美国化”，美国电影在60年代挤入非洲，70年代占领拉美，80年代垄断日本的同时，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和收入也在不断增长，到了1990年，美国电影甚至占到当地电影收入的90%。保卫国家的文化主权及民族文化的重建，几乎成了所有国家的任务。
思考题：
1.一战之后的国际传播环境有哪些变化？
2.二战中的宣传战有哪些特点？
3.冷战时期的国际传播有哪些特点？
4.从宣传到传播的表现和原因是什么？
5.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发动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