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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中国近代著名报人成长规律探析(5)

从这三例平常事件的报道中,提出了发人深省的“民命”、“治本”、“活路”等重大社会问题。这些报道用来说明作为新闻界战士的邵飘萍具有政治思想家的远见,也是适当的。

1903年12月19日,林白水在上海创办《中国白话报》,他大力宣扬天赋人权、人类平等、百姓合群等新观念,在第一期的“论说”栏目中,他就明确地提出:“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体,全是我们百姓的事体。”在第四期“论说”《争百姓自己的事业》一文中,他更进一步指出:“民众不晓得这国家两个字,到底是怎样解说,往往把国家当做皇帝的产业,随便什么事都不去管理,可皇帝本来是我们大家捧他的;倘使他一旦弄了弊,我们便撵他去,把一切权收回来,再换一个公公正正的人办事。”到了1904年2月16日,他又在第七期“论说”栏目中发表《国民的意见》,指出“凡国民有出租税的,都应该得享各项权利,这权利叫自由权,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用白话办报,是中国办报史上的一次革命,同时也是林白水民本主义思想在办报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报纸因采用白话文而在更大程度上成为“社会公共言论机关”,更好地反映老百姓的心声,替老百姓说话。

(三)公共机关,自由主义,客观公正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新闻业曾有过短暂的繁荣,旋即因以袁世凯为首的大小军阀的摧残,落入了低潮。军阀们你方唱罢我登场,首当其冲遭受厄运的就是报纸。为躲避和生存,为争权和夺利,报纸或噤口结舌,或参与党派。人们对于新闻的需求,则因局势动荡而愈加迫切,可是报纸的总体状况却令人失望和担忧。有人做过如下的概括:一是“议论与事实不相分离,好逞不衷事实不着边际之空论,复不知注意新闻之采访”;二是“一方面虽受政府之压迫钳制,而不能得言论之自由,一方面却具有无上之威权,可以任意污蔑人之名誉”;三是“主观之议论多,客观之议论少,又常以主观之主张,武断客观之舆论,以主观之见解,混淆客观之事实”;四是“因经济鲜能独立,不得不与某一方面,发生某种关系”,于是以“少数人之利益”,“抹杀多数人甚至一般之利益”,“丧失主张公道之勇气”。这种概括,重点抨击了那些政治性报纸。实际上,当时还有一类报纸属于戈公振所称的“自好者流”,如不喜党派、以求经济之独立的商业化报纸,他们唯利是图,连报纸的基本职业精神都不能守持——捏造专电、传假新闻,等而下之者更是内容低下,诲淫诲盗,恰如有人对当时北京报纸所做的概括:剪刀、糨糊、红墨,成为报纸的“新闻胆”或“报之素”,剪剪贴贴,“三者之妙用神,斯办报之能事毕矣”,“十而八九者,形式与精神均不成为一种报纸”。如果以此再来审视邵飘萍、徐宝璜的办报观,比如以传播新闻为天职、社会的公共机关、要具高尚的品性等,就全然明白其矛头之所向了。

邵飘萍认为办报要有指导性。他痛感当时小报的弊病,从而锐意改革,刷新版面。他反对所谓“有闻必录”和“趣味至上”,主张凡属花柳猥亵一类的品评纪事、淫秽小说以及不堪入目的广告、文章等应彻底清除,即使暂时牺牲报纸之发行量,也决不同“黄报”同流合污,决不以“桃色新闻”招徕读者。他“宁可牺牲一部分之销路,决将此类稿件一扫而空”的坚决态度,在当时金钱至上,且自费办报的条件下,确实难能可贵。

邵飘萍还十分注重采访艺术,重视调查研究,主张新闻要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每次采访都能做到“亲临现场,细致观察”。张季鸾称赞邵飘萍的采访艺术为“发问不多,使言者无所遁饰”,“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他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特派记者,在担任《申报》特派记者驻北京期间,两年内就写了251篇总计22万字的北京特别通讯,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同行们的称赞。担任《京报》社长后,他继续采写“五卅”惨案、“三.一八”事件等重要新闻,连夜赶写消息、评论,力争在最短时间里提供“事实不欺阅者”的真实新闻。

邵飘萍论及报纸的“公共性”,更多地是与言论独立联系在一起的。这也许与他自《汉民日报》正式踏入新闻界,期间不断受到大小军阀的压制、迫害,对于言论自由有切肤之痛有关。他认为,“夫新闻社为社会公共机关,在社会上有独立之地位,且此种独立地位,与国家任何机关,皆属平等……不承认言论机关独立平等之地位,为新闻界所当抗议。”另一方面,报纸应发表社会各方面不同的思想言论,以使读者扩充其思想和眼界,得到各种参考依据。言论甚至不必与报纸自身意见完全一致,即便遭到同行攻讦,也不必马上“以牙还牙”,这不仅是因为“恶声相加”,争论无法平息,更在于它有损报纸公共机关之形象,“报馆或通信社乃社会的公共机关,非私人争骂之武器”。

他在论著和课堂讲学时多次强调:记者“以品性为第一要素”,要把自己培养成“铁肩”、“道义”一身两任的社会活动家,“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于舆论之制裁”。他告诫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恪守人格、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不乱其志”。他以切身的经验、强烈的事业心感染学生,并组织学生去报社实习,练笔投稿,培养了一代报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毛泽东、罗章龙、高君宇,平民大学报学系的张季鸾、左笑鸿、徐凌影等后来都成为了办报的骨干。

林白水认定报社是“公共言论机关”,“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在他看来,报馆要坚决捍卫民国法律所赋予的言论自由,坚守独立不羁的新闻立场,决不攀附任何势力集团,也决不顺从某个铁腕人物的意志。

在徐宝璜看来,报纸要成为不依靠一人一派的社会公共机关。然而,民国后一些报纸的“商业化”带来的却是卑劣低下、唯利是图的庸俗化。像邵飘萍的《京报》那样坚守品性的报纸,实在是凤毛麟角。徐宝璜对此头脑清醒,把防止报纸堕落的希望寄托在“公共性”上,希望用“公共性”来制约它,在道德上予以正面引导:报纸系“私人独立经营或集资经营之物,而非社会之公有,自亦不能无私之一面”。但报纸毕竟是社会之公器,理应以社会之利益为利益,因而必须考虑“如何方能公私兼顾,复不能以私而害公也”。徐宝璜则再三告诫:“夙昔执新闻业者,辄以新闻纸为其个人私产,此殊失当。夫吾侪献身于社会时,即当视此身为社会所有,遑论其所执业”,“新闻纸既为社会之公共机关,故其记者亦为社会之公人。”唯有如此,记者“布一消息,定力求正确与完全”,“凡正当之议论且将予各方面平等发表的机会”,记者自己的议论,“亦必诚矣”。不仅如此,徐宝璜还以为,“公共化”是报纸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报纸进步的征兆。如何让私有的报馆公有化,戈公振提出了自己的措施:先由团体报来取代私人办报,然后达到报纸的公有化,以此“将报纸由私人的机关,变为公共的机关,实行报纸的公有化”。

报纸既然是社会的“耳目”,当然就不属于个人或团体,而是社会的公共机关。任白涛把“公共性”视为报业的第一特质,以及报业与其他事业的根本区别。“彼营利的或名誉的事业,只计及少数人之利害荣辱。而新闻事业,则以大多数人之利害荣辱为标准”,报纸是与公众福利有关的事业,“绝对当以公众为本位”。否则,就是“造成一种社会的罪恶者”,是“新闻事业的叛徒”。

从任白涛的以公众为本位,到徐宝璜的公共性,到邵飘萍的言论平等和独立,说法不一,内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却基本一致:报纸是社会的工具,公众的工具。用戈公振的话来概括,就是全社会“精神的集合体和联络机关”。正因为如此,他们认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必须具有一定资格。戈公振说:“医生、药剂师,因为人命关系,所以要受科学的训练,就是兽医也有如此的规定。但是新闻记者,若是并不曾证明他的知识已经成熟,就交付他一个更宝贵的生命——一个国家或许多国家的生命,这是极不合理的。”邵飘萍也认为,记者“决非仅恃天才者所能胜任而愉快,是其资格之养成,必经种种繁复之准备”。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渠道,就是经过学校,尤其是大学的教育。对于一个以社会服务为宗旨的报纸而言,此举尤显必要和重要。戈公振明确指出:我们对于新闻记者的大学教育,不仅以为“可以”就够了,且应该以为“必要”。设若我们将报纸当做一个团体利益的代表来看待,或是政党,或是教会,如此,新闻记者只需熟悉此一个团体的情形和流畅的文笔就够了,大学教育可以不必要。但是我们若认为报纸是代表公众的利益,那就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新闻记者才能胜此重任。就是在这样的新闻职业化思想推动下,中国的大学新闻教育终于启动,中国新闻学的学术研究也因之显露端倪并初结成果。

(四)出国求学,视野开阔,知识渊博

近代中国,外受列强凌辱刀俎,内有军阀割据纷争,政治动荡,山河破碎。特别是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难以承受的割地和赔款条约。华夏莘莘学子,痛恨本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落后,决心发愤图强,于是离开故土,远涉重洋,负笈东洋、西欧和北美,寻求强国富民的新知识和良方。“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吴玉章的诗,表达了中国知识界出国留学的壮志豪情。

与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情形相似,众多活跃在民国初年舞台上的著名报人,大都有着出国留学的背景,“探求真理、学习科学、爱国救亡、振兴中华”的主线贯穿着他们的一生,他们带回的不仅仅是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完备的知识结构,更是以先进的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推动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进步。

1913年《汉民日报》因揭露袁世凯而遭到查封,邵飘萍也被捕入狱,后来,他被夫人汤修慧营救获释。为探求真理,他东渡扶桑,攻读于日本政法学校。到日本后,他除了做大阪《朝日新闻》的特约记者外,还用大部分精力研究各国的政治思想动态,着重学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这次留学经历,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使他以后的办报实践深深地刻下了共产主义的烙印。1920年7月,邵飘萍回国,同年9月17日《京报》复活。在头版显要位置,他为自己在日本撰写的专著《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作了广告。这两本专著,前者对马克思的唯物论、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说作了详细介绍;后者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政策。这两本书出版后很快就销售一空,风行全国。1923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105周年,《京报》专门发行了纪念特刊。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它大量报道了列宁的后事,并出版《列宁特刊》一张,大量刊登有关列宁的新闻、通讯及图片,向国人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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