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到那个他称之为“不堪入目”、“不堪入耳”的片子，但自始至终没有透露具体内容，也有意模糊了那个夜晚的具体日期。这是他的一念之仁，否则一台之长的犀利批判足以毁掉那个编导的后半生。事实上，他也宁愿借此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氛围。
“我想问一句，你们做节目，眼前到底有没有观众？你们知不知道他们想看些什么？你们想没想过，你做的这些节目对他们到底有什么用？”
他的面容陡然严峻起来。
“工厂里的产品分正品和次品，厂里面有个质检科，专门搞检验。请问我们的质检科在哪里？谁是质检科的科长？我们的产品里面有多少合格的？”
他突然一掌拍在桌子上，吓了大家一跳：“我冒说一句，大部分都是不合格的！”这是一个相当严厉的说法，棍扫一大片。被他一棍子扫下去的人里，多的是年纪比他大、资格比他老的人。这个说法因此具有极大的杀伤力。但这显然不是失言，而是蓄意发起的攻击，为此他也做好了承受这种杀伤力的反作用力的准备。
那是他当台长之后第一次蓄意发威。多年以后，他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一言一行。“我说你思想就没有思想，文化就没有文化，艺术就没有艺术，你的这些东西丢到社会上去那都是些次品啊——我拍着桌子讲了一句话，我认为这是我讲得最好的一句话——我说你撒向人间都是沙！”
“我讲这句话动感情了。撒向人间都是沙啊！痛心疾首。鸦雀无声，底下。我要抽烟，大家就望着我抽烟。他们说我铁腕，说我霸道，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形成的印象。”
魏文彬忆述这个难忘的场景时，仿佛重回当日，掏烟，点火，深吸，犹如复现当时的情景，静寂良久，重新开腔：“我觉得这次会对大家是个震动。我说做电视眼睛要向下，下是什么？是老百姓。你做点什么对下面的老百姓有点什么帮助的话，我说你功莫大焉。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有了个定位，什么样的定位？亲民的定位。”
6.5“刘瞎子”的故事
这一声“撒向人间都是沙”的呐喊实际上是魏文彬吹响的屏幕革命的号角。
但是不要寄望散会之后一切就会自动改变。当人们从那个演播厅鱼贯而出，刚刚形成的那个强大气场的压力也就消失了，人们一身轻松地重新回到各自的轨道上。有的拎上摄像机去某企业的开业典礼上扫镜头、领红包；有的去播猪饲料的广告；有的回到办公室喝茶闲聊，顺便猜一猜台长大人说的那些“沙子”是谁撒的。其中有些人，会对台长大人的危言耸听和道德说教不以为然，会以不无嘲讽的口吻说些“新官上任三把火”之类的话。只有极少数的人为新官摆出了烧火的架势感到隐隐的兴奋或者惴惴不安，他们或者想烧火，或者怕烧火。
惯性的力量是可怕的。
魏文彬在那次会上棍扫一大片，称湖南台的节目大部分都不合格，单单表扬了刘学稼的作品，说他的《沅陵，那遥远的山乡》是“沙子”之中为数不多的“金子”之一。会后他又将刘学稼约到家里彻夜长谈，热血沸腾地策划了一档《我说湖南》的专题节目，希望刘学稼多出精品力作，提亮湖南荧屏，带动节目质量的提升。
刘学稼是湖南电视台的一号传奇人物，外号“刘瞎子”，高度近视，眼镜片比酒瓶子底还厚。他的传奇之处就在于，摘了眼镜几乎是个光眼瞎子，戴上眼镜却有一双捕捉美的慧眼。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湘西，拍摄了一系列关于湘西的纪录片，号称“电视界的沈从文”。魏文彬称为“沙中之金”的《沅陵，那遥远的山乡》是其中一部，另一部湘西题材的专题片《湘西，昨天的回响》曾获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在当时的中国电视界广为人知。遥远神秘的湘西渐为人知，应当说刘学稼的纪录片功不可没。才华横溢的“刘瞎子”走的是唯美路线，画面精美绝伦，解说词文采斐然，连配音都讲究文化底蕴，基本锁定徐俐（时为长沙电视台播音员，现为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播）那“有文化”、“懂湘西”的声音。徐俐曾称“刘瞎子”拍的画面美得让人想把它剪了揣兜里带走，称他的纪录片拍出了湘西的灵性。
魏文彬大张旗鼓地选择了刘学稼来“烧”他当台长之后的“第一把火”，第二天一早就召集全台相关部门负责人会议，要大家全力支持刘学稼的项目，钉着各部门负责人一一表态并且形成会议纪要。但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第一把火”实际上根本没有烧燃，老台的院子里有一股陈腐的气息悄然无形地窒息了火种。
2005年8月，魏文彬在接受《今传媒》杂志专访时详尽地回顾了当时的无奈。
他说要设备，我告诉技术部门，你们要给他设备！但是我不可能跑到机房里面去给他提呀；他要车，而且做栏目要钱嘛，我给车队、财务部门讲：你们要给啊！会一开完，会议纪要一签发，我就忙别的事情去了。结果一周过去了。我碰见他，问：怎么样了？他说，老板，你别急，正在办；又隔了一个星期，我又遇见他，我说，你怎么还没下去？他说，老板，你别急，还有些事没办好。又过了一个星期，他还在楼上楼下跑来跑去，我说怎么回事儿！他一番话使我彻夜难眠！
他给我讲那些细节，他说老板，现在做事比较难呀！你给我设计了这样一个栏目，给我扫清了所有的障碍，但就是做不了。我就感觉到奇奇怪怪，心里就有些窝火！他就给我举例子，他说，我制作这个节目需要节目制作费嘛，要拿到这个费用就要作假。我做一个经费计划，报到财务部，财务部的人他不看计划，他眼睛盯着我看，像看小偷一样，总觉得我是在搞鬼，左看右看批不下来，最后把经费砍一半；我做一个真的他砍一半，这个我就没法做了，我就做假的。他又举例，我跟下面的单位联系好了明天11点到，我就要联系车，这个车队的队长二郎腿跷起，我一进去，脸马上就要笑，要拿烟出来，一支还不行，最好拿一包，装做很热情地喊他一声什么，否则他就会对你讲，这个车子没有了，被这个或者那个台长或者什么人用了。他说我是备受折磨。
我问还有什么呢？因为他说的前两个问题我都不好回答，我不能说财务你不能稽查，报多少批多少，天晓得哪个是对的！也不能说哪个台长或者什么你不能用车，我也不能把车从车库里划出来单独给他，这个也不行呀！然后说设备，他说得很形象，他说我跑到管设备的仓库去，一进去，那管设备的小伙子就知道我想用设备，仓库里各种各样的设备都有，有好的，也有差一点的，我想用一台好的，哪怕那个小伙子才二十几岁，我也要满脸堆笑，给他递支烟。但小伙子坐在那里还没有表态，他做这个动作（数钱）。他说，一次点头哈腰一次满脸堆笑完成了也好，但一次完成不了，楼上楼下一天到晚来回转，转这几转，我这创造性和激情就没有了。
所以我彻夜难眠，这就不是权力（能够解决的问题）了，这是机制问题。不久以后，在一次大会上我作了一个报告，说我对我们现在的这种运行机制深恶痛绝，我说我们现在是落后的以权力为纽带的机制，是一种养懒汉、发牢骚的机制，面临旧的做法、老的习惯、老的思维的障碍，几次折腾之后，还有什么激情呀，激情被磨灭了。
魏文彬当然不会容许陈腐的空气轻易窒息变革的激情。担任台长的短短两年时间，他给湖南电视台那个20年不变的老院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两年时间湖南电视台的收入增长了2000万，于是，采编设备更新了，宣传质量提高了，无线发射塔建起来了，广告回报增加了，冷暖空调和程控电话进宿舍了。
这一切让他无可争议地成为湖南省广播电视事业的“希望之星”。
历史很快将赋予魏文彬更为强大的力量来改变他想改变的一切。
6.6新任厅长的“12341”
魏文彬闭关3个月，想了许多他自称为“奇奇怪怪”的问题。“我一想，这个广播电视是怎么搞的呢？哦，广播电视信号实际上也是一种物质，通过电力往外面辐射，它辐射着辐射着总有个辐射不到的地方嘛，那个地方信号开始弱，哦，那就加个差转台——这是我对差转台一个奇怪的解释——这个地方信号比较差了，就建一个差转台，把信号给加强，又往前面跑跑跑，全省就这么跑。这个电台电视台，不单单要把节目做出来，还要想办法把它送出去，做要做得漂漂亮亮，送也要送得漂漂亮亮。”
“那这个系统是要钱的啊。我想让全省的老百姓都看上漂漂亮亮的电视，我就要一个优质的传输网络，要加大发射功率，要多建几个差转台，要铺有线光缆。我想要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看见我的电视，我就要上卫星。那都需要庞大的开支。那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呢？以前长期靠行政拨款，事实证明远远不够，所以很多事情都只能将就凑合，做电视的将就着做，看电视的凑合着看，麻麻点点地看，满嘴是沙地吃。那这个系统能不能自己赚钱啊？钱怎么赚法啊？人家的广播电视怎么搞的啊？”
“我就让人到处去找资料来看，新闻集团的，好莱坞的，《纽约时报》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个传媒集团，一年几十亿美元的纯收入。几十亿美元是多少人民币啊，几百个亿啊，我的天哪，我们只有几千万。哎，我说新闻集团怎么又有电视台又有广播电台，还有报纸呢，还有出版社呢，还有娱乐公司呢，我说怎么是这样呢。”
“闭关”3个月后，魏文彬带着一个叫做“12341”的改革方略破关而出。“12341”展开来讲，就是一个中心、两个转变、三大任务、四大目标和一个保证。一个中心：以宣传为中心。可以借用魏文彬在厅长任命投票之前在省人大会议上的发言，来对“一个中心”进行阐述：“紧紧抓住宣传这个中心，千方百计出精品，出力作，努力为人民群众生产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在宣传中，坚决把好政治关，始终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坚持下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和团结、稳定、鼓劲的基调，当好党和人民的喉舌和耳目；在宣传中，始终不渝地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始终不渝地坚持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无论遇到什么复杂情况，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决抵制毒品，杜绝废品，减少次品，努力消除目前节目中和屏幕上存在的脏乱差现象，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可靠的舆论保证；在宣传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说真话，说实话，努力使我们的作品和节目贴近中心、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使我们的宣传舆论工具变成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奋发向上的强有力的武器。”
两个转变：其一是管理体制上由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设法理顺局台之间、广播与电视之间、有线与无线之间、省台与地市台之间、宣传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准备走集团化发展的道路；其二是使广电行业由事业型向产业型转变，经营上从计划型向市场型转变。
三大任务：建中心，上卫星，建网络。
四大目标：创办大广播、大电视、大宣传、大产业。
一个保证：以高素质、高质量的人才队伍为保证。
不难看出，“12341”是一个虚实结合、软硬兼施的系统工程：一是指导思想，二是软系统建设，三是硬环境建设，四是战略目标，最后一个“一”，则表明人是一切问题的根本。
“三大任务”后来被视为魏文彬第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和物质性载体。“四大目标”可能意味着中国省级广播电视系统首次明确提出产业化的发展思路，魏文彬因此成为中国传媒产业化的先行者，并且由于在产业化道路上的成功探索被视为中国传媒产业化的第一人。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传媒界刚刚开始触及新闻媒体属性问题的理论禁区，新闻媒体同时具有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双重属性的理论探索，刚刚小心翼翼地迈开步伐。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新时期，新闻媒体的产业属性如同一颗长期遭受封冻的种子，稚嫩然而鲜活地挺出有所松动的土壤，进入人们的视野，带给先行者慰藉、希望与勇气。这时候，“事业性质，企业化运作”的传媒产业化探索，在广东、上海、北京等经济文化发达省市，也才刚刚起步。绝大多数的新闻媒体，仍旧在老路上按照固有的节奏踏着原来的步伐。
在这样的背景下，魏文彬有理由为他的“12341”感到骄傲。
十几年后，魏文彬谈及这段历史时，并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情：“我们当年提‘四大’，大广播、大电视、大宣传、大产业，别人感觉你口气好大！我在一次会上不轻不重地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做‘大’，一个电视台有500人看，另一个电视台有6000人看，相比较而言，6000人看的那个台就是‘大电视’。中国有十多亿观众，如果上星，整个亚洲都能看到，这个电视才是大电视。我也提出了大产业的目标，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当时我四十岁出头，去部里面开会发言，宣传我这个‘大产业’，有些领导面有难色，产业和意识形态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好像搞产业就是搞资本主义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