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夏娃的子孙
在上面，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责任作了一种信仰的反思，我们发现，信仰者对责任的理解不同于知识分子，信仰者的责任源于上帝，而知识分子的责任源于契约；上帝所赋予的责任是无限的，而知识所赋予的责任是有限的；上帝所要求的责任是积极责任，是你应当做；知识所要求的责任是消极的，是你不要做。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信仰者与知识分子关于责任的不同理解呢？这里涉及对夏娃偷吃禁果的不同理解。按照信仰者的理解，夏娃偷吃禁果是人类的犯罪与堕落，但从知识角度理解，它是人类知识的开始。在此意义上，崇尚知识的知识分子都是尊崇夏娃的，他们是夏娃的忠实子孙。
关于夏娃的堕落，有两个哲学家的理解很典型，他们代表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一个是黑格尔，另一个是尼采。按照黑格尔在《小逻辑》中的说法，伊甸园的堕落是人类精神的进步神话形式，夏娃的堕落表明人类自我意识的开始，代表着人类的进步。他认为，当上帝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这表明知识是神圣的，因为有了知识，人就变得和上帝一样了。按照海涅在《论德国的宗教与哲学》中的诠释，就是“这条蛇可以说是一个在黑格尔诞生前六千年已经讲授了全部黑格尔哲学的小小女讲师。这位没有脚的女学者极其精辟地指出绝对怎样置身于存在和认识的同一性中，人怎样通过认识变为上帝，换言之，上帝怎样在人里面达到其本身的意识。——这个表述法不如原来几句话清楚：“如果你们吃认识之树的果子，你们就会和上帝一样！”不仅如此，黑格尔还认为，“上帝把人从伊甸园里驱逐出去了，以便阻止他吃那生命之树的果子。这句话的真义即在于指出就人的自然方面来说，他确是有限的，但就在认识方面来说，他却是无限的。”很显然，在黑格尔的眼中，知识是人类的骄傲，正因为有了知识，他才能超越他们的有限性，让他们变得像上帝一样。这是黑格尔对知识的礼赞。
和黑格尔一样，尼采也特别欣赏夏娃的堕落。在《悲剧的诞生》中，他把夏娃比做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说，“凡是人类所能享有的尽善尽美之物，必须通过一种亵渎而后才能到手，并且从此一再自食其果，受冒犯的上天必定降苦难和忧患的洪水，因此，同闪米特人的堕落神话形成奇异对照，在后者中，好奇、欺瞒、诱惑、淫荡，一句话，一系列主要是女性的激情被视为万恶之源。雅利安人观念的特点却在于把积极的罪行当做普罗米修斯的真正德行的这种崇高见解。……因此，雅利安人把亵渎看做男性的，闪米特人把罪恶看做是女性的，正如原始亵渎由男人所犯，原罪由女人所犯。”也就是说，如果普罗米修斯的偷火给人类带来了光明，那么，夏娃偷吃禁果则给人类带来了理智之光。依照人们对普罗米修斯的评价，夏娃偷食禁果的行为是勇敢的，其形象是：追求知识，反对无知，拒绝盲目追随，希望按照自己的理智做出善恶判断，为了过一种理智而自由的生活，她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等等。很显然，这个普罗米修斯式的夏娃是一个自由女神的形象。
但是，在黑格尔和尼采对知识的礼赞和讴歌背后，一个让人不安的问题出现了，按照尼采的说法就是，“一个最可怕的客人到来了”，这个客人就是虚无主义，尼采用“上帝死了”把它表达了出来。
四、虚无主义的陷阱
虚无主义是信仰的另一端，如果说信仰代表着天堂的向度的话，那么虚无主义就代表着地狱的向度。但是，黑格尔不是说知识具有神性吗？康德不是提出“大胆地使用你的理性”吗？启蒙以来用理性构建人间天国的理想怎么变成了一条通向地狱之途呢？对于这个问题，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卢卡奇具有最为深刻的体验。
在《小说理论》中，卢卡奇将代表着现代世界之艺术形式的小说与代表古代世界之艺术形式的诗史做了对比，认为小说是“破碎世界的艺术形式”，诗史是“幸福时代或完满世界的艺术形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诗史世界是个诸神与人共在的世界，由于诸神，人和世界被连接在一起，人类虔敬有为、安时守命、颐养天年。但在小说的世界中，最后的神灵——上帝已经被人类杀死了，所以世界被归属为个人意见中的世界，世界变得支离破碎了。启蒙运动带来了人的成熟，但这种成熟是一种被迫的成熟，它把人类拖入一种悲惨的境地，也就是卢卡奇所说的“小说是成熟男性的精神状态”。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他的这一命题呢？
要理解这一命题，我们需要思考两个问题：1.为什么说小说是成熟男性的精神状态？2.成熟男性的精神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在这里，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就是上帝遗弃了这个世界，或者说，这个世界抛弃了上帝。终极性的问题变成了人类自身的问题，人类必须独立承担起这个问题，就像脱离了父母呵护的成熟男性，他必须自立，必须独立地承担起一切作为人的责任。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成熟男性的责任是一种完全的责任，他必须放弃一切依靠，依靠自己，否则，他还不完全成熟，因此，所谓成熟，就是在完全地被抛弃后对这个被抛弃的接受。这时，他会感到孤独、无助，感到原有的世界崩塌了，没有了意义。而作为成熟男性，他却无法回避它，他必须接受一个无意义（meaningless）、无希望(hopless)和无援助的(helpless)世界。
从人类精神来看，人类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和男性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相似。按照我的理解，上帝是人类自身责任的自我卸除，因为有上帝，人类可以摆脱被加给他的无限责任，上帝因为为人类承担终极责任而拯救人类；没有了上帝的时代是悲惨的，人类必须以有限的存在面对无限的责任，像西西弗斯一样无望地挣扎，不是被石头压死，就是被累死，没有任何的终极希望。
在前现代，上帝是世界的意义，在现代以后，人类逐渐杀死了上帝，人类没有了外在的意义依靠，世界被祛魅，意义被砸碎，人类开始在精神上变得无家可归。如何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上生存，这是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用人类自身的精神虚构代替上帝的终极虚构，成为人们逃脱无意义的小说道路，但是，由于小说虚构没有时间上的永恒维度，不是终极性的，而是暂时的、变动的、时间性的，因而是不稳定的、焦虑的、反讽的，是一种永远的“在别处”。
这时，我们其实已经涉及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是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它与存在问题处在相同的位置上，具有本体论的位置，所以海德格尔的著作直接用《存在与时间》为题。
时间问题之所以在现代变得特别触目，原因在于永恒维度的卸除。在前现代，由于人类对永恒的信仰，时间便不是放纵的，而是有其源头和归宿的。进入现代之后，随着永恒维度的衰弱和卸除，时间的源头和归宿被截断了，时间便成了泛滥的洪水，冲入人们生活的田园，让人感到惊恐不安。
好了，我们不需要继续讲述卢卡奇的理论了。从他的“小说是成熟男性的精神状态”这个命题中，我们不难发现，由知识构建起来的现代世界已经在精神上落入了虚无主义的陷阱，面对这种陷阱，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五、知识分子的信仰转向？或面向信仰的责任担当
重新思考知识分子与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由于历史已经抛弃了上帝，人们还能否把他再找回来？并且，人们是否还有找回他的必要？这就涉及当下经验与历史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
启蒙以来，当下经验与历史经验一直都处在矛盾与冲突之中，按照启蒙的立场，历史经验被或多或少地看成是横亘在当下经验之前的多余障碍，如何摆脱历史经验似乎是人们重新获得当下经验的前提，因而启蒙的一代一直都在与历史经验作斗争，以摆脱历史经验为使命。但是，当他们的努力最终实现时，他们发现事情走向了其设想的反面，亦即出现了“启蒙的辩证法”问题，也就是说，启蒙的历史后果不能支撑其价值预设，启蒙反特权的结果却造成了最为可怕的特权：极权主义。纳粹政权与集中营事件就是这种极权的典型代表。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就这个问题做了深入的思考，在他的《国家的神话》中，卡西尔把现代极权国家的兴起看做是神话的现代变异形式。很显然，他的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在人们丧失了信仰寄托的现代世界中，极权国家便成了人们的信仰替代物，这样一来，本来是作为世俗形式的国家政权变得具有超越世俗的功能了，因此，它就变成了一个半神半人的怪物。
其实，人的存在是丰富的，他既是一个事实性的存在，也是一个审美性的存在、价值性的存在和信仰性的存在，这些不同的存在方式都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立性，对任何一种存在的简单或人为的排斥，都会导致一种特定的本能革命，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一样，它会以各种变异的形式重新爆发出来，如果压抑过久，那种爆发肯定是很疯狂、很怪异的。
就此而言，信仰问题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当回应这一问题。
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信仰转向不是让知识分子都去信仰宗教，我指的是，信仰问题应该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知识分子应该重视文化含量非常丰富的信仰文化，把信仰中所蕴涵的伦理价值、信念因素挖掘出来，作为我们抗拒虚无主义的思想因子。关于这个问题，在后结构主义衰落之后，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已经开始着手思考这个问题了，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列维纳斯、保罗·利科和约纳斯，他们的责任伦理思考就是重新挖掘信仰资源的成果，这个是不是值得我们借鉴呢？
最后，我要说的是，随着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的相互交叉和相互影响已经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了，新的文化形态的产生也已经无法避免。因此，如果狭隘地把中国文化就看成是儒、释、道的话，那可能是一种自闭家门的做法。我们应该放宽我们眼界，把一切进入汉语中的文化形态都看成是中国文化，重视每种文化因素和文化因子的独特地位，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期待重现创造生气蓬勃的新的中国文化生态。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鲁迅的《祝福》中引申出来的信仰问题，是不是也就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问题呢？在鲁迅那一代，他们已经碰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没有做好回答这一问题的准备，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是否还依然要面对这一问题、思考这一问题和回答这一问题呢？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演讲者系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