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的《祝福》说起
王俊一、对《祝福》的信仰反思
今天，我们来讨论知识分子与信仰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将把我们引向责任伦理的思考。
很显然，知识分子与信仰是一个非常大、也非常抽象的题目，直接去讲它的话，不是很好讲，所以我选择了一个副标题：从鲁迅的《祝福》说起。可是，为什么要从《祝福》说起呢？是不是《祝福》直接关涉到了信仰问题？不完全是这样。之所以选择《祝福》，一方面在于大家对它都很熟悉，因为这篇文章曾被选入了中学课本；另一方面在于，我们可以从《祝福》当中引出我们需要谈论的问题。
从《祝福》这篇小说来看，它讲述的是一个旧中国的下层妇女祥林嫂的悲惨人生。祥林嫂卑贱地出生，屈辱地生活，然后悲惨地死去。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哪儿？她自己有没有遇到或思考过这个问题？她能否回答这个问题？谁能替她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祝福》中的一个细节。
如果比较留心的话，我们会注意到，在祥林嫂去世之前，她曾遇到小说中的那个第一人称的“我”，问过“我”一个问题：“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如果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祥林嫂是遇到了那些问题的，并且，在她死去之前，这可能是她最关心的问题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她已经是一无所有了。但是，谁能告诉她问题的答案呢？在落后的鲁镇，可能没有人能承担起这个任务或使命，因此，祥林嫂选择了一个在外地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希望“我”能回答她的问题，但是我们看看“我”是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看到，“我”的回答是，“也许有罢，——我想。”“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很显然，文章中的那个“我”并没有很好地回答祥林嫂的终极追问。如果我们喜欢思考的话，我们可能会想到，祥林嫂真的非常悲惨，这种悲惨不仅在于她此生的痛苦和屈辱，更在于她对彼岸的绝望。我们可以想象，祥林嫂死去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绝望与恐惧的，因为她是完全被抛弃了的，她曾经的存在是没有价值的，她以后的道路是漆黑无光的。
从《祝福》的叙述来看，“我”只是祥林嫂悲惨人生的见证人和记录者，对于祥林嫂的悲惨命运来说，“我”似乎是完全无辜的，甚至不仅是无辜的，“我”对祥林嫂的悲悯和同情似乎还表明了“我”的高尚。但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换句话说，对于祥林嫂的悲惨死去，“我”需不需要负责任？如果需要的话，需要负什么责任呢？
答案是肯定的，对于祥林嫂的悲惨死去，“我”是需要负责任的，这从“我”在祥林嫂死去后的不安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文中的“我”只是感到不安，只是想赶快逃离那个是非之地，他并没有想到他自己是不是应该对祥林嫂的死负责任，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这是文中的“我”从其良心的不安中隐隐感受到的责任，但到底是什么责任，他是不能回答的，同样，作为文章的作者，鲁迅也是不能回答的。因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并且是启蒙知识分子。
那么，文中的“我”到底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他应该负的是信仰上的责任。因为他是被指定回答祥林嫂关于信仰问题的人，但是他没有回答或不能回答，他没有或者不能断送了祥林嫂最后的希望。所以，在祥林嫂死去之后，“我”会感到不安。“我”的这种不安不是因为“我”是祥林嫂悲惨命运的直接造就者，也不仅是我富有同情心的表现，而是在于“我”没有或没能给予她拯救的希望，让她失去了最后的希望稻草。因为她认为“我”是唯一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且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我”的回答上，但是，“我”没能回答她的问题，“我”辜负了她对“我”的信任，也抹掉了她最后的希望。
但是，“我”是个没有信仰的人，甚至也没有思考过信仰问题，“我”只是一个悲天悯人的知识分子。所以，“我”只是感到“不安”，但并没有反思自己的责任。所以，除了不安之外，“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原因何在呢？就在于“我”信仰的缺失，因而“我”不可能反思到信仰的深度。
二、对知识分子责任的信仰反思
通过对《祝福》做一种信仰的反思，我们提出了信仰的责任问题。如果不是从信仰的层面考虑的话，《祝福》中的“我”可以不对祥林嫂的死负责任，因为他并没有做什么损害祥林嫂利益和尊严的事情，不仅如此，他还对祥林嫂的悲惨命运表达了可贵的同情。在此意义上，“我”是个“好人”，甚至是个“高尚”的人，或者说，有“高尚思想的”人。在非信仰的层面上讲，对“我”的指责似乎是没有道理的和不近情理的。但是，从信仰的层面来看，“我”的这些悲悯和同情还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冷漠的，因为在信仰的层面上，我们不仅需要同情，还需要爱。
当然，知识分子也是有爱的，但他们爱的不是具体，而是抽象，或者说，他们的爱指向的不是具体的对象，而是普遍的理念，就像爱默生所说的，“我爱人类，但我不爱人群。”为什么这样？因为人类是抽象的，人群是具体的，人类不会伤害爱他的人，人群却总会让爱他的人很受伤。人群就像叔本华所说的豪猪，一旦接近，就会被它们身上的刺所刺伤。知识分子的爱是非常纯粹的爱，是一种避免受伤、逃避受伤或拒绝受伤的爱。因此，他们不愿投入到具体的爱的行为当中去，他们只愿意把需要行动变成需要思考，他们爱思考，爱思考中的对象，但害怕被思考的对象。在遇到具体的爱的困境的时候，知识分子一般都是选择回避，就像《祝福》中的“我”一样，在遇到麻烦时，他考虑的是赶快离开。
信仰的爱和知识分子的爱不一样，信仰的爱是特里莎修女所说的“爱到受伤”。具体的爱都是很受伤的，所以西方人用玫瑰来代表爱情，因为玫瑰是有刺的，会让爱者受伤。信仰的爱是爱的行动，或者说是爱行动，它是一种直接的爱。
与信仰的爱相比，知识分子的爱往往显得怯懦，他们的爱是不行动的爱，是精神之爱，或者说，是柏拉图式的爱。这种爱也有它的优点，只要不触及行动，它总是安全的、理想的、完美的、纯粹的，它不会直接地伤害别人，它是一种只对自己负责任的爱，或者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爱。
回到责任问题。我们说，在知识的层面上论证自己对他人的责任是非常困难的，证明对他人的无限责任更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责任的论证上，近代以来的主流论证是一种契约式的论证，既把责任看做基于生存需要的相互让步，是人基于生存知识上的彼此约定，比如，霍布斯的契约论。在《利维坦》中，霍布斯提出了一种“人对人像狼一样”的自然状态，由于这种状态让每个人都无法生存，故此他们彼此让步和相互约定，限制彼此的权利和自由，规定彼此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就近代以来的责任理论来看，这种基于生存需要之上的责任是一种有限责任和消极的责任，同摩西律法一样，它规定的是“你不要做”。
说到摩西律法，我们可能会想到律法主义。的确，近代以来的知识传统似乎就是律法主义的复活，对于律法主义者来说，只要遵守了律法，他的义务就完成了，也就是说，律法主义者的义务就是对律法的义务，近代以来的知识传统也是如此，只要遵守了契约，他的责任就尽到了。
很显然，知识分子的责任观是一种基于知识的责任观，他们接受的是一种有限责任和消极责任，或者说，他们所接受的只是人的责任，即人赋予自己的责任，因此，这种责任是有限的，也是可变动的。但信仰的责任则不一样，它的责任不是人赋予自己的，而是上帝要求每个人的，它不是一种对律法的责任，而是一种对上帝的责任，因此，它是一种无限责任，是一种不需要做知识论证的责任。正因如此，在知识分子那儿，责任不是自明的，而是需要论证的，但在信仰者那儿，它是不需要证明的，因为它不是知识，而是上帝的爱，或者说，是出于爱的绝对命令。
与律法主义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信仰主义不把上帝的诫命看做纯粹的禁令，而是看做恩典，看做爱，上帝颁布诫命的方式不是权威，而是爱，因此，律法的基础不是理性，而是情感，是上帝之普遍的爱的情感。受这种爱的情感的驱使，信仰者的行为不是出自理性，而是源于信仰的不假思索的爱，因此，它是积极的，是不怕受伤甚至甘愿受伤的，是利他的，是自我牺牲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人受苦是对我的最大伤害”。
这就是信仰层次的责任，它是对知识分子责任的信仰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