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完整意义上的枪炮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远远早于施耐德的创建。不过早期小规模制造的枪炮带来的问题在于非标准化。在实践的应用过程中，枪炮的制式，包括其口径的差别，设计的不同，使得弹药的补充和军队对枪炮的使用，都有很大的局限。军事工业的标准化必须在大规模企业出现之后，尤其必须在大规模企业的技术条件良好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在战争中出现的凡尔赛政府，几乎在其整个生存过程中都处于战争阴云之下，因此，它对于军事工业的水平提高有着本能的渴求。所以与凡尔赛政府密切合作的施耐德公司进入军工领域，并在法国把军事工业提高到更好的水平上，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施耐德进入军事工业的主要产品，包括火炮、军舰装甲等一系列产品。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施耐德公司的远见了。正是管理者及早地看到了基础技术对于军工产业的帮助，努力推动钢铁铸造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才使公司有能力制造这一系列尖端武器。比如优质钢的应用，使得施耐德大炮的炮身不易碎裂；坩埚铸造大钢锭技术，让制造大口径火炮成为可能；断隔螺式闭锁机、压缩紧塞具的应用，又可以更好地密封炮尾，承受火药燃气对膛底的巨大压力，提高火炮的射程和威力。
正因为如此，这个从工业上游起步的公司，在军工这个下游市场中非常自如。而这个时期也正是李鸿章访问施耐德公司的时代。当时施耐德在军事工业上的主力产品——早期的大口径火炮和军舰，实际上都是清政府急缺的产品。
同时，在几十年的经营中，公司始终没有放弃对原料的控制。在买下诺曼底的铁矿后，公司还在俄罗斯投资参股一批冶金企业，以期获得持续不断的原料供应。原本被弃如敝屣的高磷硫矿石，现在因为先进的冶炼方法而得到了批量应用。这实在是技术推动工业文明前进的标准范例。
由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是人类战争最为频繁的时期，施耐德公司在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迎来了事业上的又一个飞跃，同时也成为上游企业迅速向下游拓展的一个标准案例。到20世纪之初，施耐德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军工企业，仅次于著名的克虏伯公司。在军事工业领域，施耐德的产品在民国政府时期也渗入到当时的中国军队当中。
卓越的市场地位和民族工业的象征，使施耐德公司真正具备一家大公司的地位。在1889年，公司的荣耀被永恒地存留下来——1889年建成的埃菲尔铁塔。
与自然景物不同，这座324米高的全钢镂空建筑是人类工业文明的成果：50名建筑设计师画了5000张工程图；7000吨钢材被铸成12000个金属部件，以259万个铆钉组装成型。其既可视作法国式思维与情趣的结晶，又是大工业生产流程科学、经济、有效的最好体现。此外，它还记下了科学和商业对于法国工业文明的贡献。在铁塔第一个平台下方的壁面四周，刻有72位法国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的名字，以此来纪念他们的成就。
我们阅读这些名字，可以发现许多像安培、拉瓦锡、拉格朗日这样闪耀光芒的科学巨擘。施耐德公司的创始人欧仁·施耐德也名列其中，这并不仅仅因为公司承担了铁塔的全部制件工作，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整个欧洲的重工业体系中，施耐德公司占据了绝对一流的地位，是法国重工业实力的保证。
1898年，富有远见的公司第二代领导人亨利·施耐德溘然长逝。在之前的几年，他目睹了电力在生活中的应用，以及通用电气公司的诞生。出于对高科技的习惯性追求，这位敏锐的企业家作出了一个对施耐德影响至今的决定：公司拿出一部分资产投入电力业务，并成立相应的业务部门。
显然，亨利·施耐德先生预知到了电力技术将会创造一个新市场，企业家的本能让他作出了反应。不过他大概不会想到的是，这个决定的价值何等巨大，它甚至超过了自己一生的贡献。
第四节烦恼与低谷
进入20世纪之后，施耐德公司继续保持着领先地位。这同样得益于欧洲大陆动荡不安的局势。
在20世纪初的头10年里，欧洲主要强国之间矛盾重重，作为政治的延续，英、法、德等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到1914年，法国仅陆军就扩充到80万人。与军方保持紧密联系的施耐德公司，很自然地成为军火订单的主要承接者。借这个机会，施耐德公司攀上了自己历史上的一个高峰。
这种巅峰时代的来临，还与工业的特性有关。与其他强国相比，法国的工业基础并不具优势，分散的小企业生产力水平非常有限，政府只有依靠施耐德这样的大规模垄断企业才能完成生产计划。因此，作为法国重工业支柱的施耐德公司获得了充裕的生产任务，也获得了丰厚而稳定的利润。
有趣的是，公司的新一代管理者似乎并没有沉迷于眼前的优势地位。在公司的繁荣期内，管理者一面享受着满负荷生产带来的利润，另一方面，对于哪些领域将会成为公司日后的主要市场，也在进行持续的思考。1904年，公司成为法国三大银行之一的巴黎联合银行的大股东。随后，公司与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结盟，从而拓展了自己的业务范围，用合作建厂的方式获得了发电站、电气设备和电力机车的制造技术。到1914年，从事电气业务的工厂已经拥有了1200名员工，可以生产从发电机、变压器到牵引机等一系列在当时非常先进的输配电产品。
显然，施耐德公司在重工业中的市场地位和资本实力，使公司在进军其他产业时会发生两种情况：其一，以强强联合的方式合作，从而在技术上实现互补互利；其二，大规模投资或收购优秀小企业，从长期的多维增长中回收成本。
在施耐德公司的巅峰期，公司的经营手段越来越多样，在资本运作上的经验也开始变得丰富。随着产业领域的拓宽，公司的组织结构已经从简单的生产型转为销售型和服务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施耐德公司依靠军火订单，成为最大的获益者之一。
随着战争结束到来的是战后重建，这又给了公司以发展的良机。当时欧洲许多地区瓦砾遍地，百废待兴，其核心就是公共设施与私人住宅的重建。此时，同时拥有钢铁、电力和水泥多个业务板块的施耐德公司，自然就成为这些工程的原料供应商。其中最为有名的，要数著名的罗讷河大坝及发电站。就当时而言，承建水电站这样的大型工程，需要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作为保证。在对冶金、建材、电力、工程等多领域同时提出要求的前提下，没有一个资本持有者敢于轻言挑战。
事实证明，施耐德公司决策层在水电领域的进取是正确的。西方投资者的风险精神，结合数十年实践积累下来的经验，帮助公司拿下了这一项目。同时，公司对于产品的高标准要求在这个项目中得到了彻底贯彻。直到今天，这一位于法国瑞士边境的水电站，依然在持续稳定地运行，成为优秀品质的完美体现。
在罗讷河水电项目上的成功，开始帮助公司在这一领域持续地拿到大型项目。由此，公司开始了在民用行业的有选择尝试，更多的资源也大量转向这些利润同样丰厚又前景看好的产业中来。
不过，施耐德在民用行业中取得的成功，很快就被新的阴霾笼罩，其中当然有20世纪30年代弥漫全球的大股灾。真正给公司造成灾难的，则是二战爆发后的德国占领时期。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次年6月16日，绕过马其诺防线的德军到达勒克勒佐镇，施耐德公司在此地的工矿被悉数占领。
作为具备强大重工业生产能力的企业，施耐德公司得到了德军统帅部的重视，占领军非常希望利用它的军工和钢铁生产能力。在占领后的第二天，接收官员与德国工程师就进驻工厂，控制了公司。
从标准的公司经营来看，德军占领期间的施耐德公司称不上还在经营，尽管它还由战前的管理层进行管理，但决策自主权已经丧失。总部和工厂的重要部门被安插了**党员，银行资金被接管，工会被严令取消，工厂在原料采购和加工上都被设计了许可制度，企业内部增加专门机构来指导生产资源的分配。这意味着工厂只能按照军方需求来进行生产，丧失了获取利润的可能。
显然，公司进入了战时体制，形同**战车上的一台发动机。跳出商业，从战争角度来看，施耐德公司的行为无异于资敌。曾经是法兰西民族工业代表的企业，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成为**的附庸。
这显然不是施耐德的管理者希望看到的。此时，整个公司员工的精神状态，可以用“反抗式忍受”这样的口号来概括。在占领期内，施耐德公司管理层所希冀的最高目标，就是尽可能地维持企业的运行，来保证工人和职员的收入。同时，通过在英国的办事处与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流亡政府“自由法国”取得联系，为地下抵抗组织提供资金、情报的掩护。
透过这些高度危险的行为，我们看到了施耐德公司的爱国情操。不过，在残酷的战争中，即便是这样的目标也难以维持。
作为德军位于法国境内最重要的兵工厂，勒克勒佐镇上的工厂群被盟军判定为重点打击对象。遗憾的是，这一判断是基于空军的战术情报得出的，并未在更高层面上与法国流亡政府进行讨论。于是，施耐德公司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戏剧性地发生在1943年的大空袭中。
1943年10月17日，盟军94架轰炸机“莅临”勒克勒佐镇上空，对这里的工厂群进行了大规模轰炸。在回忆文章中，消防队员言简意赅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地狱里的炎湖升到了人间。”在2万法国人不幸丧生的同时，100多年前施耐德兄弟亲手创造的工厂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公司几乎损失了这里的全部设施和厂房，彻底丧失了生产能力。更糟糕的是，技术资料、熟练工人和工程师的损失更是无法弥补。
在二战之后，施耐德开始全面转向了另外一个优势领域，那就是电力电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