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自己升迁的顺利，只谦说是自己的运气好。他并没有总结自己做官成功的秘诀，但却非常准确地总结出官员败落的四字诀：“昏、傲、贪、诈”。
对之，他作出的解释是：“居官有成就，一定要尽力避免这四种败落的因素：昏庸懒惰放任自己部下的人肯定失败，傲慢凶狠恣意妄为的人肯定失败，贪婪粗鄙毫无顾忌的人肯定失败，性格反复无常心地狡诈的人肯定失败。”
针对曾国藩的“居官四败”箴言，不难发现中国历朝历代身居高位而败落的人，无一不是败在这四点当中。如明朝的大改革家张居正，推行改革很有魄力，但自己贪渎享乐、寡恩薄义，即使当时未败，死后也落得满门抄斩的地步。而同样的大改革家王安石，为人清正廉洁，操守过硬，即便在政治斗争中失去了权力，也能得以全身而退。至于像严嵩、和珅这样的大奸败落之官，更不用说了。
无论在何种岗位上，都要谨记“昏、傲、贪、诈”四败诀，能否平步青云只是小事，做好人，守好法律和组织制度，顺利且平安地完成热爱的事业更为重要。
第四周
星期一
能立不怨
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曾国藩家书·同治六年致曾国荃》【译文】
以立人通达为躯体，以不抱怨、不苛责为处事灵魂。
“体用”之说，涉及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精髓，需要直观去体悟。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易。”但曾国藩一生有几次，性格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曾国藩给自己取过一个号，叫做涤生。涤生的意思是洗涤生命，重新做人。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道：“我现在与四十岁以前非常不一样了，大概能够做到以立人通达为（新的）躯体，以不抱怨、不苛责为（新的）灵魂。立人，就是发奋自强，能站得住；通达，就是办事情圆融起来，能行得通。”
在这种状态下，曾国藩得出了最重要的判断：“天下的所有事业，在局外高谈阔论，总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要做好，就必须亲自深入到事态当中，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来，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
他的这一点，真正实践了儒家学说里“轻言重行”的设想。把孔子数千年前反复说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业，真正地“为”了起来。
要让自己的企业或者组织“能立能达”，就要善于在总结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做好自身的“变革”，积极投身到组织的事业中去。
星期二
君子虚心
君子大过人之处，仅在虚心而已。
——《曾国藩日记·论谦虚品质》【译文】
君子胜过别人最大的地方，仅仅在于虚心罢了。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因其父去世，离开深陷太平军重围之中的湘军，回家守孝。也正是这一年，太平天国高层爆发了大规模的内乱。杨秀清、韦昌辉互相杀戮，石达开率领二十万大军负气出走。因此，本毫无战果的湘军推进得特别顺利，他的部将们纷纷打了胜仗，立下了丰硕的战功。
但出走的石达开进军神速，很快扫平了江西，攻占了浙江。在各处报急的情况下，咸丰皇帝不得不考虑选拔将领。此时，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和湘军的各路将领都上书请曾国藩出山。咸丰皇帝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最终启用了曾国藩。
曾国藩这次得以出山领军，不在于皇帝的看重，而在于他的同僚和部下的极力请求，而他们都非常能战。因此，曾国藩更深刻地反省自己：身为主帅，自己是一个良好的战略家，却并非是一个很优秀的战场指挥官。因此，以后凡有大的战役，他都放手让自己的部将去指挥作战，而自己则隐退幕后，负责策划、统筹、调度。对此，他谦虚地说：“但凡我直接指挥的战役，皆是败绩；诸将能战，则无往不胜。”
谦虚不仅是一种道德品质，它和谨慎一样，更是一种自知的能力。这一点，恐怕很多管理者都没有意识到。因此，曾国藩说，君子比别人优秀的地方，在于谦虚。
谦虚，不仅是对人的谦让、礼貌，而是临事时的清醒与明智。力戒凡事都与部下争功斗能，谦虚地为人才铺路搭桥，只有这样，才能把战略性目标得以实现。
星期三
勤苦俭约
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曾国藩家书·咸丰十年致曾国荃》【译文】
勤劳节约，没有不能兴盛的；骄奢懒惰，没有不失败的。
在曾国藩留存下来的格言和箴言当中，“勤”和“俭”，是他强调得最多的，也显得最为重要，这充分体现了这位儒学大师的本质。
曾国藩是非常简朴之人，这种简朴的精神甚至化为他判断很多事务的标准。湘军攻下太平天国政权中心天京以后，很多军人因为获得了胜利，而有了骄傲的心态，更多的人趁火打劫，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曾国藩非常清楚这种状态，但他没有更多地约束自己的部下。因为他觉得湘军已经失去了勤劳节约的精神，他考虑的办法是快刀斩乱麻，一举裁撤掉全部走向腐败的湘军。
对比当今的世风，曾国藩的教导，显得非常警醒人心。管理者需要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不但要把“崇尚勤俭”作为企业文化，还要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工作来做。
崇尚节俭、奖勤罚懒，对骄奢倦怠的状况，毫不犹豫地改进和消灭，并把这种精神从组织的制度渗透到组织的文化中。
星期四
日日如新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如今种种譬如今日生。
——原文清代诗人袁了凡《了凡四训》【译文】
从前的种种问题，好像昨日死去了一样；而今天的种种问题，好像今天获得重生一样。
这句话是曾国藩引自清代诗人袁了凡的诗句，他时常用这句话来鼓励家人和下属要有不断向前的信心。就是说人要不断地学习、进步，才能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力量。这种进步和信心的力量之大，仿佛每一天都获得新生一样。
曾国藩曾经自取一个号，叫做涤生，意为“洗涤生命”。能把昨天当做死期，能把今日当成重生，因此，他学习、做事非常有急迫感，自己一刻也不肯放懈。曾国藩保持了良好的记日记的习惯，每天的一记，都是对自己一天生命的总结，这种总结直到他得中风临死前一天还进行着，足可见他践行自己“一日生死”理念的执著。
管理者要成就的事业，就需要有这种生命的急迫感。可急迫感却不等于焦虑，急迫感是生命的态度，焦虑只是一时的情绪。现代人充满了焦虑的情绪，殊不知，只有秉持这种密急的生命态度，才能缓解焦虑的情绪。
做事需要高效率，所有遇事不紧不慢，依赖明天、再明天处理的态度，都应视为一种有危害的毒素，要从事业的肌体中果断而彻底地排除出去。
星期五
花未全开月未圆
花未全开，月未圆。
——《曾国藩家书·同治元年致曾国荃》【译文】
花朵没有完全开放，月亮没有达到最圆。
这句话是曾国藩的一句座右铭。原本语句源自佛教禅宗的一段公案，意在说明：花一旦全开，马上就要凋谢；月一旦全圆，马上就要缺损。而未全开，未全圆，会有所期待，有所憧憬。
这既是深刻的人生道理，也是深刻的管理道理。曾国藩一直用这个道理告诫自己，“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为此，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求缺斋”。凭着求缺的心态，曾国藩能时刻地自省与自警，遇事谨慎，待人宽容。
最能体现这一状态的最著名事件，就是曾国藩与沈葆桢之间的纠葛。曾国藩的湘军攻打太平天国，到了围攻天京的重要关口，进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双方重兵对峙在天京城下一带，互有胜负，每一仗打得都很艰难。这就需要有强大的后勤支持，曾国藩决心派人设立厘金局，在江西设关卡收税，以保证湘军军需。当时江西巡抚沈葆桢是曾国藩的门生，曾受到曾国藩的力荐才得以中举和被提拔，但这时却极力抵制曾的这种做法。沈葆桢为了保证江西自身团练的军需，赶走了曾国藩的收税人员，还上书弹劾自己的老师。此举导致曾国藩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军队因为缺饷，一度甚至有兵变的可能。但打败太平天国以后，曾国藩并未因此记恨沈葆桢。他深知，危机之中，沈葆桢和他都在为自己的岗位职责而努力，用自己事功之圆满去苛责沈葆桢的不报个人知遇之恩、不发湘军军饷，是不恰当的。因此，他依然保持着和沈葆桢良好的关系。
1.要培养自身的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对潜在问题的敏锐洞察，往往有危机意识，人相反能够更自信。
2.要充分认识世间万物皆无完美。看到自己本身不是完美的，推导出去，放之别人和外界事件身上，也是同样的道理。
3.要善于留有余地。诚心诚意地体味“花未全开，月未圆”的状态，把它转化成行动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