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周
星期一
忠信廉洁
忠信廉洁，立身之本，非钓名之具也。
——原文宋代林逋《省心录》【译文】
忠诚信用廉洁，是立身做人的根本，不是用来沽名钓誉的工具。
曾国藩对世事都好以淡化的方式处理，他尤其忌讳的是，自己拼搏一场，却成为徒具虚名的“名士”。曾国藩对这类名士的认识是深刻的，与他同时代的龚自珍，就是一名优秀的读书人，做官期间，屡屡上书，言天下利弊，但却受到权贵的排挤与压制。在1840年前后，龚自珍坚决支持林则徐虎门销烟，抗击英国殖民侵略者。同时，也主张打破闭关锁国的政策，睁开眼看世界。他写过两句非常著名的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正是他一腔赤诚的表现。不过，龚自珍因为个人品行疏狂，为世人和执政者所猜忌，最终除了赢得了“名士”的浮名之外，却使得自己时时有生命之忧。
所以对于品行种种，曾国藩格外注重；而对于名誉种种，曾国藩是能推则推。他认为：“乱世之名，以少取为贵。”这种崇尚淡泊的人生志趣，也使人们几乎不能从古籍中看到任何曾国潘贪赃枉法、收受贿赂的影子。相反，那些与他同时代的“名士”或者生有名节、死后露出狐狸尾巴的“名臣”，其浮名就不值一提了。
注重实效，不务虚名，是立人立事立身立世的关键所系；廉洁自律，更是保护自己的根底所系。有这两样修养做羽翼，则无需钓名，自然会为大家所认可；若无这两样修养，则想要振翅高飞、也无法施力。
星期二
慎独心泰
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思诚则神钦。
——《曾国藩文集·挺经》【译文】
自我谨慎则心气平和，心有敬畏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别人喜悦，思想诚挚则神灵钦慕。
这是曾国藩《挺经》第一章中的话。曾国藩认为古人在内心修为方面有着四种很高的境界，每一种境界都能够给人带来很大的益处。
慎独，意即对自己内心要加以审视，比照高标准的要求，谨慎对待自己的所言、所思、所行。主敬，就是心中要有敬畏之心，要晓得害怕和畏惧。求仁，就是要坚持仁义。现代社会中的“仁”就是能尽最大可能性地理解别人，换位思考。思诚，就是凡事要做到诚恳和诚挚。现代商业社会的很多交易原则就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的，真心诚意，方能有所为。凡事缺乏诚意，则凡事不得成。
曾国藩这“四说”不但生前常说、常做，即使在他留给家人的遗书中，也慎重地提及。足可见，他对这种品质的推崇。
第一，慎独。谨慎地处理好自己经手的每一项事务，做到有始有终，按合理的程序和方式解决好每一个问题。第二，敬畏。对于自己的事业常怀一颗敬畏之心。第三，仁和。因为心存敬畏之心了，一个人看待自己的事业就会有一种热爱的温情。第四，诚信。把诚信看成自己的第二生命，无论对何人何事，都必须慎重许诺，能做到的就必须全力以赴做好，不能做到的推位举贤。
星期三
心正气顺
心正气顺。
——《曾国藩日记·论内心修养》【译文】
心态端正，则神气顺和。
所有的管理者都是普通人，普通人能安居平凡，但有时却有超越平凡的渴望。曾国藩也是这样的普通人，因此他具有普通人普遍的心声。
早年的曾国藩才华横溢，少年得志，容易被俗见所左右。处处自诩高人一等却并不被认可和承认，精神状态非常差。为此，他非常苦恼，用现代心理学的说法，是出了点“心理问题”。
在师友的指点下，曾国藩正视自己的病根子，用一生的时间对自己的这段状态进行反省，提出了“心正气顺”的观念。他开始了记日记的习惯，淡看了名利成败，只是专注于读书、学问和做事，同时认同了儒家“天命”的世界观。认识到是非成败往往不是单单个人意志可以左右的事，需要更高的内心境界，才能把握和天命的契合，最终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管理者的“心正气顺”对于企业尤其重要。企业是以生产各种消费产品为核心事务的社会组织，管理者的心态直接决定着企业运作的质量。可以说，一个优秀的企业，要生产优质的产品，就必须要先生产优秀的管理者。
1.坚持记日记，反思每天的工作生活。管理者认真记录好管理日记，能够保证自己对事务的不间断思考。
2.集中精力忙于事务本身，不考虑个人得失，这样人和事才能相得益彰，才能获得劳碌之后的安憩。
3.给自己制定细致的计划，每进一步对照计划进行反思，对自己有一个真实的定位。
4.看到自己的局限性，不间断地对大环境加以研究，如对市场、民众的消费习惯、舆论环境、文化环境等进行观察和研究。
星期四
不诚无物
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原文《中庸》【译文】
诚心诚意是接人待物的全部，没有诚信就不能处世。
曾国藩身处清政府统治末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这种状况令他很是忧心，他不止一次对清政府的末路做出预见，认为不出五十年，清王朝就将覆灭，天下一片大乱。事实也正如他所预料的，不过三十年的光景，辛亥革命的烽火就席卷清廷。
曾国藩是从哪些地方得出自己的判断的呢？首要的一点就是朝廷的不诚，就曾国藩本人而言，这种不诚体现在清政府对他既依重又不信任上。他初出湖南，立下了战功，咸丰皇帝本来要授予他湖北巡抚的官职，很快就反悔，又剥夺了；既要求他全力攻打太平军，一会儿又调他到川北防务，一会又调他到浙江、福建防务，一会又调拨他北上“勤王”。朝令夕改，言出无信，令人无所适从。对待位高权重的功臣尚且如此，何况普通士子和黎民百姓。因此，曾国藩在教导下属时，很深刻地说：“没有诚信就不能处世。”
一个管理指令、一个制度、一个方案、一个政策从推出到落实实践，一定要谨慎地设计好原则性纲要，然后设计好富有弹性的操作措施，能够根据情况的变化，有效推进既定目标的实现。最忌讳在原则上含糊不清（涉及具体利益层面），在方式方法上随心所欲，导致管理的诚信度不断打折扣，甚至导致工作的负面效果或者彻底失败。
星期五
畏人畏天
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曾国藩家书·同治六年六月致澄弟》【译文】
俯身敬畏别人的言论，仰头敬畏天命，这些都是在磨炼之后获得的。
常看到一些管理类的书籍，把卡耐基、德鲁克或者韦尔奇这样的西方管理学家尊为“人性大师”云云。殊不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学、道德哲学的研究，其研究的基点，都在于对人性细致入微的把握。
任何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人，都必经传统伦理学的门槛。曾国藩也不例外，他把学术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获得的认知含金量十分充足。
曾国藩认为，所谓“畏人言”，就是人要克服自己偏执、固执、自我等天生的一些心理习性，克服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的惯性力量，对别人指向自己的言论，要在意，不能不当回事。而所谓“畏天命”，就是要看到自己的有限性，对自己身处的环境、自己所干的事业、自己面对的问题，要充满敬畏和警觉之心。
曾国藩说，这两种的“畏”都是需要在磨炼之后才能获得的。他原本是个心中无所顾忌的湘伢子，个性刚烈，争强好胜，在一开始的治军生涯中，多次受贪功冒进所累。这越发坚定了自己从小听闻的“吃亏是福”的道理：注重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收集多方面的信息，十分把握的胜仗看做五六分把握来打，太冒险的战术绝对弃之不用。
关于“畏人言”，要明智地面对别人的言语：面对指责，要诚心自省，有问题就改进，没有问题，就要预防出现问题；关于“畏天命”，要以一颗博大的心胸面对世界，有一颗感恩的心。这样内心明澈，与外界友好相处，自己的价值也会不断得以提升。
第二周
星期一
主敬定明
人心也，惟主敬则定而明。
——《曾国藩文集·冰鉴》【译文】
人心啊，只有心存敬畏才会安定，才会清明。
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曾国藩领兵驻扎江西，度过了他平生第一次最难熬的时光。他的整个湘军兵分两部，一部分由罗泽南指挥，远赴湖北，支援胡林翼攻打武汉；一部分由部将周凤山指挥，在江西南康和南昌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苦苦支撑着，抵抗太平军。
曾国藩自从从湖南出来以后，经历了鄱阳湖湖口的大败，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但自己的带领的湘军却举步维艰：他并没有地方大权，湘军的军饷、物资主要仰求于江西。江西官员视湘军为负担，有危急了向他们求救，战胜不予以褒奖，战败就横加讥笑，还时时以停饷加以要挟。曾国藩后来回忆这段光阴：“江西数载，人人以为诟病”、“通国几不能相容，遂浩然不欲复问世事”。还对自己老朋友刘蓉发过狠：“我死了，你给我写墓志，一定要给我鸣在江西的冤屈。”
不过，曾国藩到底还是挺了过来，打消了自己在这段困境中的摇摆不定，他说：“易摇而难定，易昏而难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则定而明。”他怀着一份敬畏审视自己，发现完全是自己没有把江西官员们放在眼里，只是凭着形势，而不是凭着诚心和他们打交道。他引退一年后复出，亲自逐一拜访江西巡抚耆龄以下各级官员，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为兵出江西做好了准备。
面临的人际环境往往是自己内心状况的真实反映：当一个人内心阳光的时候，即使环境恶劣，他也会发现阳光所在的。因此，心存一份敬畏，则周围环境也会对自己敬畏一分，就不容易被假象所迷惑，摇摆不定了。
星期二
诚与明一也
诚与明一也。
——《曾国藩文集·冰鉴》【译文】
诚意与心明是一致的。
曾国藩的原话是：“自其外者学之而得于内者谓之明，自其内者得之而兼于外者谓之诚，诚与明一也。”他大意是：从外界学来但内心也能理解的就是明，从内心领悟到并在外界得到印证的就是诚，诚也就是向别人完全袒露心胸，并同时获得别人的心心相映。在曾国藩看来，诚意与心明是一致的。
就曾国藩的态度来说，他带兵打仗是心明的结果。而他一片赤诚，却总担心自己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所以一直提防着清廷对自己身为功臣、权臣、望臣的猜忌和迫害。清廷对他再造大清的功劳不予否认，曾国藩死后若干年，慈禧太后在与曾国藩子曾纪泽的谈话中，深刻表达了一种“国危思良臣”的哀痛，她说：“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这么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总是瞻徇的多。”当曾纪泽宽慰“老佛爷”“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忠贞之臣”时，慈禧说“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这足以看出慈禧对曾国藩的真情流露。足可见，只要足够诚心明意，连歹毒、凶恶如慈禧这样的“恶领导”也会深受感动的。
明诚所至，金石为开。只有对事业有着足够的理解、充沛的想法、深入的谋划，才能有完成事业的诚意，才能感染别人，带动更多的人来完成事业。
星期三
精神贵藏
人之精神，贵藏而用之，苟炫于外，鲜有不败者。
——原文宋邵雍《邵子全书·观物外篇》【译文】
人的内在精神，贵在潜藏着自己使用，草率地向外炫耀，少有不失败的。
中国文化的传统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面对世界，首倡“自我节制”。因为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各种资源相对有限，必须要克制人的欲望。但时间到了现在，随着人类的发展，整个全球呈一体化状态，人们又会发现，地球的资源总体来说还是有限的。所以，反过头来看，农耕时代的某些箴言，还是非常有效的。
曾国藩提倡“藏神”、“藏拙”，认为人的内在精气神，由自身修养而成。那种自诩才高、实力雄厚、能力超凡而表现出傲慢、专横和自以为是的人，很容易把自己放到和别人、和环境对立的位置上，从而丧失掉很多可以成功的机会。
曾国藩非常忌讳那些自负才学，却做事无力的人。他的学生李鸿章以翰林的身份投靠他，曾国藩深知其好“炫于外”的毛病，故意冷淡他。直到李鸿章完全放下身段，愿意从最低的文书工作做起，曾国藩才肯收留他。
要“慎独”，不要被自己的能力所迷惑，要善于铺路搭桥，领导、组织同仁齐心协力，稳妥且扎实地把目标推进、实现。
星期四
不任心、不任口
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
——《曾国藩文集·冰鉴》【译文】
做事不能随心所欲，说话不能随口胡说。
曾国藩一生所遭遇的最大的困境，不是来自敌人方面的，而是来自自己身后的“清议”阵营。
所谓的“清议”，就是一些不临具体事务的人，或者说根本不操心任何具体事务的人，趁着别人干事时，大加品藻，横加指责。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军、剿灭捻军、办理天津教案、办理“刺马”案等事件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太多的清议，以至于他一听到清议头就大，晚年说了句很经典的话：“外负清议，内疚神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