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补多少节管理课？
文/吴晓波
陈鸿桥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副总裁，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主管的业务之一，是为上万家准备上市的国内公司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这位十分勤勉的人可能是国内接触优质中小企业最多的经济研究者。不久前，他来杭州调研，约我在西湖边喝茶。我们已经有五年未曾见面了，他送我的“见面礼”，是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16节科学管理课》。
早在2002年的时候，一直担任迈克尔·波特助手的《哈佛商业评论》编辑琼安·玛格瑞特出版了一本连她自己都感意外的畅销书——《管理是什么》，这本书在欧美非常流行，迈克尔·波特、彼得·德鲁克和吉姆·柯林斯等都为她做了推荐，而书中总结的一系列在管理实践中常常被人忽视的原理，更是被欧美经理人奉若至宝。但这本书却不属于中国，2003年它被翻译成《什么是管理》后，悄悄来到中国，之后又悄然退场；同一时期，后来被证实是伪书的《没有任何借口》和另一本励志书《细节决定成败》却在中国大红大紫；再后来，96岁的管理大师德鲁克浩然辞世，让所有与他有关的著作都成为谈论的焦点，包括中国早些年引进但没有引起关注的《公司的概念》，也在这之后迎来了“第二春”……管理类图书的这段往事早已成为历史的尘土，但当今天我们蓦然再回首时，却发现它与中国公司的管理进化过程惊人的相似。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平坦世界里，这里没有边界，一切公司和一切理念共衍共生，天使与魔鬼相依而坐。本来这也是一件好事，平台的开放让我们有机会接触世界最新的管理思想。但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公司却往往迷失方向。最典型的例子是，当2001年六西格码理念被带到中国后，立刻在中国引起狂热，所有的公司竞相学习六西格码，惟恐自己被时代抛弃。但到最后，真正将六西格码用来提高了生产力的，却少之又少，这样的过程，在事过境迁后的今天看来尤为清晰，个中的原因也令人深思。
陈鸿桥将这种原因归结于中国管理基本原理的缺失。通过研究他发现，在中国企业的发展中，管理学最基本的“泰罗制”、科学管理思想经常被时髦的管理概念和术语所淹没。很多企业还没有站稳脚跟就盲目追求所谓的管理前沿，不切实际地提出做大做强，多元化，向世界“500强”看齐；尚未建立起最起码的流程管理却开始了“流程再造”；还未通过精细化管理形成规范化、标准化样式，就要追求超越现实可能的战略制高点；还未训练出严谨有序的职业化团队就大谈“人性化管理”、“企业文化”……六西格码是西方先进管理思想的精髓，但我们也要知道，那是西方企业在对“泰罗制”有了完美掌握后的进化，并且经历了百年历史的锤炼。
事实也的确如此，管理史上每有重大突破，总是出于对基本管理理念的准确把握后才会到来。1914年，亨利·福特遇到困惑，他的工厂生产效率低下，工人流失率高达370％，福特每年必须雇佣近5万人才能保持1.4万的工人队伍，而这也是当时美国的普遍情况。对于福特来说，盲从、跟社会保持一致是无可指责的选择，但福特看到的却不止这些，他决定进行改革，他宣布将每日工时从9小时减少到8小时，并向工人支付每天5美元的工资，这是以前2.34美元日薪的两倍还多，这个举动轰动了美国，不少媒体指出，这样过高的人力成本将导致福特垮台。最终福特并未毁灭，相反却因此开创了辉煌的“T型车”时代。
相对而言，今天，即使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我们却没有迎来管理上的重大突破，甚至连“更新”都鲜有，我们更多的是“狂热的跟从”，我们的竞争力来自于廉价的劳动力和消耗更多的资源，我们被“东芝人”嘲笑是“水果贩子”——连种水果的都不是，因为我们只知道市场上需要什么水果，就去包装贩卖什么。过去，我们常常自豪于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年的历程，但我们却不知道，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忽略了支撑西方现代工业体系最初的管理起源。我们高速成长的背后，可能掩藏着某一天忽然来到的破坏性崩塌，而这无疑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
96岁逝世的德鲁克是“现代管理”之父，在他最后的生命里，人们问他对管理的看法时，他答道：“管理没有捷径”。陈鸿桥在他的新书中，也将答案指向了类似的起点，他对中国公司的建议是：从“泰罗制”开始学起，补100年前的科学管理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