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杨联陞先生的一篇旧作，谈的是“报”在中国社会关系里的作用。据说这篇东西很经典，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学“钱穆讲座”中宣讲后被结集成册，可见人们对“报”的关注度够高。在杨先生看来，中文的“报”字有报告、回报、报答、报复、报应等多重意思，这些意思的中心是回报或报答，也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人与人相处，总是希望自己做事之后能得到报偿，可是在中国，除了一些共同的回报规则外，还有一些与一般原则完全不同的微妙习惯。这些习惯渗透到上至皇权和中央政府的运作，下至黎民百姓的生活中。
“报”这个字的真义难住了不少读书人，大家搞不清楚，是什么力量迫使接受礼物的人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回报送礼人。有个西方人类学家给出了一个说法，他觉得古代礼物中有种神秘的力量，人脑受它支配，弄得你到时非得送回礼物不可，否则就会生病甚至死亡。后人发现这个解释过于装神弄鬼，有点像巫蛊在跳神做法，相信不得。于是专家又搞出了许多“理性”的解释，看上去好像颇符合科学标准，容易得到验证。比如说，世上凡是礼物交换一定会遵循平等互换的规则，这是社会关系得以运转的基础。可老外发现，这套好像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拿到中国，却完全不灵，他们觉得大惑不解的是，很多中国人似乎心甘情愿地送出礼物，却又好像不祈求回报。还有一个现象让他们更惊讶，那就是，古代中国人在接受礼物后回馈给送礼人的礼物价值会远高于前者。如果按照西方理性原则计算，这不明摆着是吃亏不赚吗？世上哪有人会干这种傻事？可是有些证据表明，中国人从古到今都在干着这种“傻事”。
先看看皇帝们干的“傻事”。清朝延续的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朝贡体系，边疆部族首领每年要进京朝觐。他们带的礼物常常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奇珍异品，价钱自然昂贵，不过数量相当有限。比如外蒙古贡献的所谓“九白之贡”，贡使带着一只长着白毛的骆驼和八匹白马进京，白骆驼很少见，自然很珍贵，但数量毕竟有限。皇帝赏赐的礼物却大大超过“九白之贡”的价值，如此一来，再昂贵的东西在天朝的巨额赏赐之下都会变得无足轻重，这正是老外难以理解的“面子”在起作用。那些远方进贡的客人早已揣摩到利用面子的好处，动起了和皇帝做生意的心思。他们千里迢迢赶来皇城，效忠其实是幌子，暗暗搭建走私获利的通道才是真企图，堂而皇之地和皇家掌控下的商家做起了生意。于是，遍布全国的驿站外的大道上每年都是黄沙滚滚，朝觐队伍逶迤而行，贡使一路风光行来，队伍常常走走停停，拖上个一年半载，反正一切吃住行开销，都得由沿途驿馆官员伺候到家。他们还常常携带大批货物入境，借着朝觐的名号，肆无忌惮地沿途走私贩卖，搅乱了内地市场。
到道光朝，这种纵容挥霍的局面实在撑不下去了，皇帝为此不得不调整朝觐的周期，有的地区分班朝觐的密度太大，就干脆从一年改为两年或更长，因为各路进见的人马实在太多，回馈礼物和照顾衣食住行的负担大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清廷后来越来越没钱，只好一再调整朝觐的周期和规模。可见面子的大小也与国库的储备有关。皇家要的是“派”，昭显泱泱大国的气派，“边夷”要的是“利”，凸显出的是用微利换取皇家豪赏之下的从属位置。两者的交换关系在经济上虽不等值，却在精神上突出了高下秩序，经过折算，在礼仪系统里实现了各取所需的等价交换，似乎谁也没吃亏。其实在明代，皇帝已经通过减少对贡使的赏赐来控制走私规模，至少在“面子”上能起到羞辱的效果。供奉与回馈其实都是经过理性计算的，只不过皇家礼仪中的“报”非计算于一时一地，不像蛮夷进献之具体珍奇方物，富有炫人眼球的华贵外表。
泱泱天朝的面子思维一直延续到当代。当年新中国输出革命，话说几个非洲小兄弟只带着奉中国为革命中心的口头承诺一路风尘仆仆狂奔到紫禁城下，就兴高采烈地带回去铁路修建和经济援助的硕大订单，如此丰盛的回馈闹得一批穷国蜂拥而至，差点把并不富裕的中国吃得只剩一副骨头架子。那时节，咱们对周边邻居的物质回报也经常到了无偿的地步，顶峰时期甚至为获取世界革命领袖这张面子而完全不计成本。不过要自我感觉良好地时刻拢住世界人民的目光着实不易，除了邻居们的不断索要让我们的腰带不断变松，还得经常遭受回馈不足的刻毒抱怨，还有一旦满足不了就会顿起讹诈和反目之心，凶险得让咱们这个大国像躲债主般感到莫名羞愧，好像凭空欠下一个个天大的人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边境冲突与近期东北亚半岛的核危机，使得当年以革命的名义维系下来的礼仪回报体系变成了一种不等价的交换。面子没了，只剩下怨恨。
我们再看看老百姓常做的“傻事”，人类学者阎云翔写过一本专谈礼物的书叫《礼物的流动》，讲的都是他生活过的村子里的事。给我印象较深的一个送礼故事发生在春节。他的叔婶接待一个客人，客人带来一个篮子，里面放着两瓶酒和一些蒸馍，叔婶拿出了一瓶酒和一半的蒸馍，却又往里放上了一打刚做好的蒸馍。这套动作完成后好像是进行了一次令人费解的礼物交换，因为物质交换并不等价，在精神方面却照顾了各自的面子。叔婶接受了一半礼物，再填补上另一半表示谢意，这样双方都有面子。面子虽玄虚难言，却在这个动作中变得清晰可见，这并不等于双方没有计算，只不过不是表现在当下赤裸裸的斤斤计较。
老百姓干的最多的“傻事”恐怕就是给干部送礼。给干部送礼当然目的性极强，送出的礼物肯定是物质的，老百姓指望的回报却可能和当下的物质形态无关，比如说也许是个进京指标，或者是个农转非的名额。不等价的地方在于你完全无法预测回报发生在何时，或者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可怕的是你明知无望却还抱有无边的期待。当官的魅力也由此显露无遗，在什么样的官位等级就能获取什么样的礼物不等价交换的权力，官位越大，机会越大。最诱人的是，如果这官心地尚好，他接了百姓的礼，还多少会考虑回报，如果这官良心坏了，毫不顾忌地拒绝任何回报，那送礼的人可就惨了。百姓的心里没底，礼物还是源源不断供上去，于是造就上上下下的各种食利阶层。在这样的循环体制下，“报”的尴尬镜头永远会定格在没权没势的老百姓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