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山山区及周边地区目前已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址近百处，其中已发掘近20处。通过大量考古资料和研究结果证明，裴李岗文化已是基本成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从大量考古资料看出，裴李岗文化就是以嵩山为核心的、目前中国所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这种文化以鼎为主要灶具，以桶状罐、钵为盛储器，另外还有三足钵、杯、豆、盘、瓮、碗等。这种文化在基本形成一套比较齐全的陶器群后，不仅迅速建立起延续发展的体系，而且形成对四周地区发生重要影响的文化圈。进入仰韶文化以后，以嵩山为中心的文化圈不仅以其极大影响力和扩展力显示出嵩山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同时又与仰韶文化共同体融为一体，发展成为以黄河为纽带，并向四周辐射的仰韶文化系统。
在仰韶文化系统中，除基本陶器群的特征和彩陶艺术风格的基本相似或相近外，以嵩山为中心地区内的仰韶文化仍继承和发展了裴李岗文化以鼎为主要饮煮器的陶器群，并形成以白衣彩陶为文化载体的嵩山文化圈特征。在嵩山文化圈内，鼎文化在仰韶文化中期已发展到了极致，不仅有盆鼎、罐形鼎、釜形鼎、瓮形鼎、壶形鼎、钵形鼎，还有双联鼎等，为进入中国早期文明时代形成以鼎为主要礼器的阶段奠定了基础。大约距今4700年，中原地区进入以灰陶为主的河南龙山文化时代，嵩山地区在高度发展的仰韶文化的基础上也进入早期文明时代——城邦制（或曰区域性文明时代）文明时代，这不仅从郑州西山古城、新密古城寨等古城中可见之一斑，而且从荥阳点军台遗址乱葬坑［10］、登封颖阳遗址排葬坑［11］等可见远古社会阶层分化的痕迹。同时，史书所载之远古传说中也有反映，《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古史考》：“有熊国君，少典之子。”皇甫谧曰：“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二载：“或言新郑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另外还有大量史籍材料中均记黄帝主要活动和重大事件位于嵩山为中心的区域内，如《水经注·异闻录》载：“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坛沉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字。”《竹书纪年》沈注：“龙图出河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接万神于明庭。”另有史载黄帝生于姬水（今新郑之潩水，秦统一后改名），《庄子》载：“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之山。”《汉书·地理志》：“黄帝登具茨之山，升于洪堤上，受神芝图于黄盖童子，即是山也。”
由诸史可见黄帝主要活动遍及郑州、新郑、新密、禹县、伊川、洛阳、偃师、登封、巩义、荥阳等地。而这些县区内有关黄帝的活动遗迹及传说故事达百余处，还有三皇山、黄帝岭、力牧台、黄帝宫、风后陵等遗存至今。由考古发掘资料及史料中均可见，嵩山文化圈大约在仰韶文化时期（亦曰黄帝时代）已全面形成，并向早期国家形态迈进，到夏代达到鼎盛时期。进入商代中期以后，虽然政治中心北移，但嵩山文化圈仍然发挥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以至于西周初置三监之首的管叔封于郑，建立管国，相继设东虢国、郐国等，进入春秋以后，更是城池林立。据统计，史料记载的郑州古城达60多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古城群。
四、嵩山文化圈与周围文化体的关系
嵩山文化圈自仰韶文化早期晚段形成之后，就以极强的生命力在中州大地上迅速发展、壮大和向更高级阶段——嵩山文化圈的鼎盛时期发展，并确立中华民族摇篮的地位。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嵩山文化圈形成以鼎为主要文化特征的文化圈雏形后，即对四周文化产生影响，经仰韶文化早期前段发展，至仰韶文化早期后段已经全部成型，至仰韶文化中期早段进入成熟期，就向四周发生强大的影响力，向南进入“楚”文化圈，对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使鼎文化达到长江以南地区，向东南不仅影响到青莲岗文化，而且在良渚文化中有其踪影。向东部传播的影响更早，从北辛文化中已见到受嵩山文化圈鼎文化的影响，向北已过长城以外，不仅嵩山文化圈内鼎的形制，尤其彩陶文化的影响也已达松辽地区。向西主要影响至洛阳以西的三门峡地区，在陕西关中地区一些仰韵文化遗址也可见到其踪迹。由此可见嵩山文化圈对外影响力之大，影响范围之广。
嵩山文化圈不仅是一个强大的文化范畴，而且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是当时一个高度发达的地区。从社会发展阶段上讲，大量考古资料尤其是西山古城、荥阳点军台遗址乱葬坑、登封颍阳遗址排葬坑以及大量的连一件陪葬品都没有的单身墓葬群均显示出仰韶文化中期以后社会已发生剧烈变化，很有可能进入地域性早期国家形态阶段，以至城堡也随之产生。在经济方面，嵩山地区及周边地区因复杂的地貌形态，尤其有大面积河旁台地、冲积平原、巨厚的黄土堆积等使其利于原始农业的发展，而品种丰富的农业作物加上肥沃的土地、丰沛的水源，使农业经济高速度发展，产生剩余，由此促生阶级发生。嵩山地区从军事上位处四方之中，东蔽大梁（开封），西扼崤关，北通幽燕，南达湖广，从黄帝时期即被视为天下之中，此后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得天下之象征，更使嵩山地区成为中国文明进程中的突破和中心区。
五、嵩山文化圈在中国早期文明产生中的作用
嵩山文化圈经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发展，积淀了极为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博大精深的古文化积淀，大约到了距今4100年前，由于洪水使夏族担当起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夏禹作为一代豪杰，利用治理洪水统一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夏统一全国绝对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它是嵩山文化圈古代氏族社会阶段发展、环境因素、历史因素以及文化发展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这里处于四方之中，嵩山文化圈不断对外扩张，同时也不断吸取周边文化因素，在民族交流和文化融合中占有强大优势，并在不断吸取周边文化中壮大发展自己的结果。
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规律，凡能够积极与周边交流，并积极吸取周边先进文化的民族总是首先强大的民族。其二，嵩山文化圈内黄帝文化从与东夷蚩尤及炎帝之战后就不断发展和强大，经几千年发展，已有了牢固的基础。其三，嵩山文化圈内的自然环境优势，是其成为中国早期文明发源地的催化剂。如果仔细察看一下夏王朝所都：禹都阳城，在登封王城岗［12］；启居黄台，在新密市黄台［13］（从丁山说）；太康始居斟甚寻，今偃师二里头或曰巩义稍柴一带［14］；太康失国居洛，在巩义一带［15］；太康复国后继续居斟甚寻等，均绕嵩山而都，与嵩山文化圈的关系是密不可分。进一步讲，是嵩山文化圈孕育了第一个大统一的奴隶制王朝。所以我们讲，山地文化圈绝对不是一个陈旧的老话题，在探讨中国文明起源中，应突破过去仅囿于由农业起源研究中才重视山地文化的问题，而应把眼光放得更宽更广，真正重视在文明起源中山地文化圈也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它在人类发展史中与河流文明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今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会发现中国人的五岳情结，其实也即是山地文化圈情结。
六、在区域文明过程中山地文化圈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国文明探源研究中，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十分重视河流文明问题，甚至发展到认为一条区域河流也成为什么文明发源中心的趋势，而山地，尤其是大山名岳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中除旧石器考古研究及向新石器文化过渡、原始农业起源中有所涉猎之外，基本上是空白，然而山地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已远远超过这些范围。近年来，在研究中国文明进程中，尤其是早期文明起源与区域文明进程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山地文化圈的研究在古文明研究中的作用并不亚于大河巨川。因此，本文就嵩山文化圈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希望引起学界重视。
1．中国地域广大，幅员辽阔，人类历史绵延不断，在世界上具有独自的文明进化特征，而同时其文明进程也有自己的特点。所以研究中国文明进程时一定要把握中国自身的特点，不可随意套用外国模式。
2．文明进程与区域文明研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全方位、多学科的角度去认识和研究，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
3．山地文化圈，尤其是五岳文化圈的提出是一个史实，绝非头脑发热或哗众取宠的提法，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人文情结，而且是历史现象，应予深入研究。
4．在中国历史上，人类祭祀大河和五岳的记载很多，但最多的是祭山，尤其是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皇帝多到五岳封禅，而不封河、封江，也可见五岳之重要，其中封嵩岳的时代最早，次数最多，此问题顾颉刚先生曾有专述，此不多讲。
5．本文仅为初步探讨，认识还很肤浅。山地文化圈为一个大课题，它牵扯到许多方面，并非所有大山或名岳都可以形成一个文化圈，诸如目前的五岳，中国目前可以确定的五岳中只有嵩山和泰山可以称为文化圈，而其它的则需要作许多探讨。从嵩山文化圈研究中发现，凡形成文化圈的大山必须有许多要素，诸如，首先山体形成时代必须较早，具有早期人类生存的条件和基础，并真正有古人类长期生存和活动的基础；第二是山体不能太高，纬度必须适中，象喜马拉雅山就无此条件；第三，山体周围必须有较多的浅山和丘陵，再向外必须有冲积平原；第四，是有良好的植被和有充沛的水源；第五有适宜耕种的土壤及相关条件；第六有必备的交通条件和其它因素等。
［1］林景顺《河南嵩山国家地质公园》，中国摄影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2］张松林、刘彦锋《织机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2月第22卷第1期。
［3］席彦召等《河南巩义市洪沟旧石器遗址试掘简报》，《中原文物》19年第1期。
［4］［6］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资料。
［5］李占杨《河南荥阳发现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人类学报》1993年第3期。
［7］张森水《管窥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重大发展》，《人类学报》19年总18卷第3期。
［8］吴新智、龙玉柱《大荔人遗址的初步观察》，《人类学报》1979年总卷第4期。
［9］小空山联合发掘队《1987年河南南召小空山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4期。
［10］郑州市博物馆《荥阳点军台遗址1980年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
［11］张松林等《河南登封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5年第6期。
［1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13］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
［14］［15］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五·洛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