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事，人们都希望知情者能够道出实情。很多人虽然对中国人有所了解，却很少能说出全部实情。因为，一个人无论有多么丰富的学识，都不可能弄清楚中国人的所有情况。也正因为如此，本书将面临三种不同观点的质疑。
第一种观点认为，努力向人们展示中国人的性格完全是白费力气。
库克先生是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曾于1857-1858年专程采访中国。他与所有来中国的作家一样，见到了生存在各种环境下的中国人，并通过一些学识丰富的人了解了中国人。后来，库克先生在其所写的书信集的出版前言中描述了中国人的性格。不过，他坦言自己对这番描述并不满意，并因此深感歉疚：“说到中国人的性格，有一些与之相关的好文章，可是我在书信中却没有采用，真是太疏忽大意了。这样一个题目，不但非常吸引人，还有很大的伸展空间，能让人进行巧妙的联想和深刻的概括，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而我呢，却丝毫没有从中受到启发。这事如果被那些挑剔的人知道了，他们肯定会责备我的。其实，我原本已经写了中国人的几个好性格，可是在我写这些书信时，看到的却全都是中国人粗暴的言行。为了保证真实性，我烧掉了其中的好几封信。不过，有一点我不得不说。我认识几位汉学家，他们不但业务出色，而且为人坦诚。我在跟他们谈起此事时，表示中国人的性格并不是用一个词就能概括的，他们竟然也同意我的观点。当然了，像这类难题，只有那些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汉学家才会遇到。至于那些‘精明’的作家，他们完全可以绕开主题，用浮华的言辞写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论调。说实话，中国人在性格方面的确有相互矛盾之处。可是，现在就要我对其进行全面而又准确的分析和评价，我却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目前，我能做的只有用性格这一恒定因素来描述中国人，而避免给中国人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们不怕任何压力，真叫人理解不透。确实，外国人只有在中国，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外国人普遍承认自己捉摸不透中国人。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也跟中国人打了几百年的交道，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研究中国人与探究其他复杂情况是一样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本书作者根本没有资格写这样一本书。这种反对意见非常强烈。没错，我只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所以要想成功地写出中国人的性格，在能力方面确实有所欠缺。我这种情况，就像一位只会埋头苦干的矿工。这位矿工虽然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二十二年，却不见得有能力写出冶金学或金银复本位制方面的论文来。中国那么大，而我只在其中两个省份居住过，考察过的省份也不足半数，所以当然没有资格来评论它。这些书信，原本只是给上海《字林西报》的读者看的，后来，其中有些话题引起了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人的兴趣，所以我才应他们的强烈要求将这些书信收集起来并出版。
第三种观点认为，那些讨论中国人性格的观点具有误导性且有失公允。有一点人们应该很清楚，那就是印象不可能像统计学那样分毫不差。印象就像胶片，它们显然不可能完全相同，却能真实地反映不同的现实。照相所用的胶片、镜头、冲洗方法不同，得到的照片自然也不同。
许多人在中国住了很久，所以对中国的了解也比我多。不过，从实质上说，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跟我并没有什么差别。还有一些人认为，在单调的画面上增添一抹亮色，会使他们的观点更加真实、更加引人注目。考虑到这些中肯的意见，我彻底修订了原文。由于时间紧迫，我把原文中与中国人性格有关的内容删掉了三分之一，只保留了最重要的部分，并新增了《知足常乐》这一章。
中国人具有许多好品性，这一点透过他们的言行就能看出来。对于这些好品性，我们自然应该予以赞美。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本书言过其实，认为夸大中国人的好品性，实际上是对中国人的贬损。说到这一点，我不由得想起了英国著名讽刺小说家萨克雷。他笔下的人物，好人一般都很愚蠢，坏人却聪明透顶。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写，他回答：“因为好人总是有眼无心。”
有一幅用橡木雕成的木刻画，雕的是拿破仑低头、抱臂站在英国圣赫勒拿岛上的轮廓。一个人就算久久盯着它看，也不一定能看出什么来。可是，如果事先有人指点，看画者却能立刻看出拿破仑的轮廓。
这样的事在中国比比皆是，它们最初并没有显现出来，可是一经人指点，它们就变得令人难以忘怀。不过，有一点必须提醒读者，就是本书只类似于一个限制性从句，所以不能像具有概括性的主句那样概括整个中国，也不能代表中国所有民众的特点，只代表一个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大致印象，只反映了中国人的一部分性格。它就像一条光线，只有与其他光线汇聚在一起，才能形成一道光。这些文字来源于我和其他各种人的个别经验，其中有许多特别的见解和例证，可以作为了解中国人的初级读物。
在众多研究中国及其人民的作家中，英国领事官密迪乐算得上是最富有哲学头脑的。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正确地认识了其他民族的人的性格，并希望与人分享这一认识，最好的办法就是仔细阅读大量曾经引人注目的重要事件，并留心当地居民对这些事件的观点。透过诸多这类事件，可以得出一般性结论。即便结论有可能受到怀疑，也要坚持引用真实的特例。凡是与中国人的性格有关的理论，都应该认真考虑。如果有人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那么他会强烈地感觉到很难将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比较，而且会逐渐意识到中国人在性格方面代表了所有的东方人。读者只需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可以判断出这句话的真实程度。
据说，外国人可以通过研究中国的小说、民谣和戏剧来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这三条途径无疑都是有价值的，不过好像还有一条途径更能达到目的，那就是亲眼见证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不过，并不是所有想写中国或中国人的作家都有机会走上这一途径。一个人要想弄明白一个地区的地形，最好去农村而不是去城市。了解人的性格也一样——去农村比去城市更容易。一个外国人如果想了解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情况，那么他可以去中国的农村待上一年，这么做的效果比他在中国的城市待上十年还好。农村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立足点。这本书体现的并不是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一个观察者不带任何主观情感的见闻。所以，本书没有说中国人需要基督教，更没有提倡用基督教改善中国人的性格。不过，如果书中提到中国人的问题，比如性格方面的一些重大缺陷等，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研究一下如何来弥补这些缺陷。
如今，“中国人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更是一个国际问题，而且在二十世纪时会变得更为紧张，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在当今世界，中国人所占的比重非常大。所以，只要是希望人类能够过上美好生活的人，都会关心怎样才能改善中国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即便是那些曾经被忽视的证据，也能进一步证明它；可是，如果我们的结论错了，那么即便有再多的证据来支持它，它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上海商界曾经就此问题向英国的额尔金勋爵提出疑问，额尔金勋爵做了回答。如今已经好多年过去了，可是他的话还是那么恰当而又具有说服力。他说：“在这个国家获得自由时，西方基督教会发现它并不野蛮，反而是一个文明古国，只是存在许多缺陷且正在走向衰败，所以难免会对它产生一丝同情。可是，这个智谋过人的国家对基督教充满了疑虑之心。所以，基督教要想在即将到来的竞争中取胜，就得让人们明白基督教在保证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方面占有优势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