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是全人类共有的身体器官。用它来概括中国人的性格，乍一看上去确实非常荒谬。可是，对中国人来说，“面子”一词不仅指人的脸部，还是一个义项众多的复合词，其中所包含的意思甚至比我们所能描述或理解的还要丰富。
在中国，戏剧可谓唯一的全民娱乐方式。中国人对戏剧的痴迷，丝毫不亚于英国人对运动的情感，也不亚于西班牙人对斗牛的热爱。
中国人只要受到刺激——无论那刺激有多么轻微，都会把自己想象成戏剧中的某个角色，进而做出稽首等各种戏剧化动作。中国人在思考问题时，所用的思维方式是戏剧式的。一个人在需要为自己辩护时，即便听者只有两三个人，他也会像对着一群人那样说话：“既然大家都在，所以我也不怕当着你们的面说……”如果他辩护成功，他就能体面地“下台”，否则就无法“下台”。而这一切，明显都与事实无关。
对中国人来说，问题的形式永远比内容重要。如果一个人能够抓住时机，用恰当的方式说一些漂亮的话，那么他演戏的欲望就得到了满足。我们作为观众，没必要跑到幕后去窥探事实真相是什么，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打破所有戏剧给我们留下的美好印象。在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时，人们适当地做一些戏剧化的举动就算是“有面子”；相反地，如果不会做甚至忽略或阻止这些举动，就会“丢面子”。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偏差，那么我敢说，一旦你清楚了什么是“面子”，你就能了解中国人的许多重要性格。
还有一点要补充，那就是中国人获得“面子”的方式，以及中国人对“面子”的调控原则，往往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西方人在面对中国人时，经常会忽视这种戏剧化因素，只当这种因素是与南太平洋岛民的与塔布①类似的东西，因为它明显存在却令人难以捉摸，而且其兴衰不受规则约束。说到这一点，中西双方都必须承认，在面对同一事物时，双方永远都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在中国农村，村民之间经常发生一些小的争执。要是有人想做“和事佬”，那他事先必须好好斟酌一番，以兼顾双方的“面子”。在欧洲，政客们在均衡权力时所费的心思也不过如此。中国人的调停，并不是为了维持公正，只是为了兼顾各方的“面子”。因为，公正在理论上虽然可行，可是对于东方人来说却是不现实的。在诉讼时，情况也是如此。绝大多数的诉讼，判决的结果都是把当事人各打五十大板。
送一份厚礼给别人，就算是给那个人“面子”。可是，对于收礼者来说，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既不全收也不拒收，只收其中一部分。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怎样才能保全“面子”。
如果一个人犯了错并被人揭发，那他就丢了“面子”。这时，即便铁证如山，他也会矢口否认，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保全“面子”；有人丢了一只网球，根据种种迹象判断，这只网球被一个干粗活的人捡走了。当主人问这个干粗活的人有没有捡到球时，这个人生气地否认了，可是接着他就会跑到那只网球丢失的地方，然后顺利地“找到”球，并说：“你‘丢’的那只球不是在这里吗？”事实上，那只网球先前还在他的袖口里，后来才悄悄地到了地上；一个女仆偷了客人的折刀，并把它藏在主人的房间里。等客人发现折刀不见了之后，女仆却当众宣布她在台布下面找到了折刀。在这几种情况之下，当事人都保全了“面子”。
一个佣人不小心弄丢了主人的东西，他知道自己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要么掏钱赔偿，要么拿一部分工钱抵偿。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找到主人，表示他不想干了，并骄傲地说：“我也不要那把银勺子的钱了。”这样就保全了“面子”；一个债主即便知道欠债人无法还钱，他也会找到欠债人并放出几句狠话，以表明自己对此事的态度。他这么做虽然没有拿到钱，却告诫了欠债人别想赖账，还保全了自己的“面子”；一个仆人因为粗心或故意，没能完成主人交代的任务，即将被主人解雇。他得知主人的想法之后，竟然一再犯同样的错误，只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
为了“面子”不惜丢掉性命的事，根本不足以激发我们的兴趣。
不过，有一件类似的事却值得一提。听说，中国有一位地方官犯了杀头之罪，却因为就刑时穿着官服而保全了“面子”，因为穿官服就刑是一种特殊的荣宠。
注释
①塔布（taboo）原是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汤加岛人的土语，意为“神圣的”“危险的”“不可接触的”。在中国，与“塔布”相对应的词便是“禁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