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及其派生功能起初使国人产生的大亢奋，其实不是愈演愈烈，倒是逐渐归于“去烧”阶段了。想当初，博客风行，人自“媒体”，网站如潮涌现，给我的感觉，比“文革”时期的“战斗队”产生还快、还多。
细思忖之“，文革”未尝不也是那时的青年们觉得“好玩儿”的“革命游戏”，却也不过“玩兴”持续了两年罢了。即使没有“上山下乡”运动，绝大多数人极度亢奋的“玩性”也便“退烧”了。
中国之网络文化现象正合着这样一条规律人类再是爱玩儿的动物，那也断不会对某一种玩具玩儿起来没够的。所以，微博一风靡，博客顿失半壁江山。而微信一时兴，相当一部分网民又“喜新厌旧”，趣味从电脑转到手机上了。“微信绑架”现象，由是而生。
但即作为一种令大多数“信友”所嫌恶的现象被提出了，证明其厌存焉。人们青睐微信，一因省钱，二因方便，三因间接满足虚荣心。“信友”数量的增多，似乎意味着人脉广、人气特旺。某些人对微信的态度分明是双重原则的别人千万别忘了自己，想使别人关注自己时，最好立刻就达到目的；又最好，别人勿用微信来烦自己。
有次我在机场用餐，邻座是两位中年女士，吃一会儿，自拍一会儿。甲问：“你发几张了？”
乙说：“三张，再发三张，凑个整。”
甲说：“我已经发了十张了。”乙的手机忽响，看一眼，满脸嫌恶地说：“真讨厌，刚加入圈子的一个男人，认识没几天，总转给我一些垃圾短信！”
甲说：“把他列入黑名单！”乙说：“还不能那样，是以后用得着的人。”
国人对待微信的心态，真是一言难尽功利、虚荣、自恋、暧昧，皆有之。并且，逆年龄传染。先是青少年男女间的“玩法”，不久便有中年人学去，按得自己连吃顿饭都吃吃停停，还觉自己紧跟“潮流”一步也没落下。
想想吧，如果谁的手机接连响了十次，每次所见都是一半老徐娘在饭桌旁弄姿摆态的自拍照，烦不烦啊！
有谁不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吗？但真能这么要求自己的人其实不多。
至于“网络约架”之事，不论也罢。十三亿多人口，五亿多网民的国家，那只是个案，没有评说必要。我认为不评说也是一种态度，往往媒体对个案的纷纷报道，等于是合力炒作。
“我们”应该怎么做？
“人自话筒”、“人自媒体”以前，普遍之国人在言论，特别是意见性言论方面的公开权力是极有限的，从对国事到对社会百相的评说欲望长期感到压抑。网络平台使积蓄的意见几乎得以全面呈现，长期感到的压抑也终于得以释放。
这是中国网民最初之亢奋的涡轮。知识者亦人也，所以同样亢奋，于是网上呈现一派喧嚣与狂欢。大多数上网表达意见者，都是一显一潜两种愿望，也可以说是两种目的。
显愿望是自己的意见被公认是很深刻、很重要的，潜愿望是自己这个人由此被公认是很精英、很卓越的。此点正常好比“文革”时期全没了文学，文学的“春天”一经到来，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太多值得写的事了，一写必一鸣惊人，好作品问世的同时即成为大作家，从此“天下谁人不识君”了。
于是，某些人极在乎自己言论的点击率，倘离预期较远，则今日刚更新，明日又更新；倘反应一般，便一番比一番言论激烈；倘遭反对，便视为“论敌”，于是全力以赴地“应战”。结果往往是，不知不觉的，言论吸引眼球倒是吸引眼球了，理性的品质却丧失了。
而非理性的言论，其被心怀叵测者利用传播的时候比理性言论多得多。在网络言论、文章向非理性状态倾斜的情况下，理性之言论、文章反被漠视。“竞争眼球”的局面一旦形成，知识者卷入其境，始终秉持理性是很不容易的。
又结果是想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刚被戴上那顶“桂冠”没几天“，公知”就成了贬损人的话。今日才在网上被封为“意见领袖”，也许隔夜之间却被“板砖”拍惨了。
写博文追求点击率，写微博追求转发率，创立微信圈追求“信友”群体的最大化不过都是数字概念，以为那数背后便是所谓自己存在的价值“基础”，可又有谁了解自己那究竟是什么成色的“基础”呢？
我的一位朋友曾对写微博很痴迷，每天不创作几段，便觉白过了，没着没落的。往往工作时间也冥思苦想，因此受到领导的批评，挨批评了也无怨无悔。
某日对我叹道：“把一百几十个字写得吸引眼球真不容易，比古人作诗作词还难。”
我说：“那就别难为自己了呀。”他说：“再难也得坚持下去，不知多少人期待着看呢！”这就未免太一厢情愿了安有其事！谁不创作微博了，任何一个网民都不太会觉得自己因而就精神空虚了的。君不见，起初是报也转微博，刊也发微博，某些电视节目一连到网上，参与的网络留言如潮似浪。如今呢？报上刊上都转得少了，不再格外吸引眼球了。电视节目连到网上，参与的网络留言不多了，有时不得不由内部人上网营造气氛。
我对于“我们”在网络时代的角色定位，有如下愚见，诚呈共勉。
1.“我们”中谁，不论其名气多么“高大上”，或自视多高，以时时守此清醒为好文化知识者，进言之，一切社会学科知识者，对社会进步产生巨大影响力这一事实早已是历史现象，并且不会再重现。“我们”中任何一人，在网上不过是五亿分之一。在“人自话筒”的网上，“我们”的话筒丝毫特殊性也无。中国的网上有一股沆瀣难散的戾气，知识者也是语言暴力喜欢攻击的对象。不管那人多么君子，以及网上言论多么正确。这乃是“我们”的宿命。既是时代宿命，便当坦然认命。
2.所谓“独立精神”，意指既不媚权贵，亦不悦“众”。网上之“群众”，与现实生活中之“人民群众”不可同日而语，往往只能以“众”言之。这两个“不”，往往使“我们”中某些朋友陷于“横身而立”之境。这尤其是时代宿命。“我们”中有人由于不能正确对待孤立，也不愿附在权贵的皮上，于是不由自主地取悦于“网众”，便一味地尽说脱离现实与复杂国情的网上话，结果还是使自己变成了“一撮毛”，只不过附在无理性质量可言的“皮”上了，我认为这是同样不可取的。还莫如干脆“横身而立”，反而比较对得起“我们”之名分。
所谓“自由之思想”，我认为是指思想的过程。理性之思想的果实，才是“自由之思想”的终极目的。精神赖思想而独立，思想携精神始自由。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只不过是绝对“言论自由”，未必能结出理性之思想的果实这是我多年的写作心得，未知对也不对。
中国目前较缺的是理性思想，我辈当奉献之，勿以为耻。
3.有能力将一己之见写成文章或者书籍者，不应荒废了这一传统的发表思想的方式。比之于网络，此传统方式的好处是虽同样看不见，但读者毕竟是有读书习惯的人。杨志遭遇牛二，林冲遭遇高衙内高太尉，冉·阿让遭遇沙威……类似的关系在作者与读者关系中较少见。并且，文章较之于网上言论，也毕竟严谨一些，非“碎片化”的呈现，更有益于完整思想的表达，被篡改、断章取义甚至利用的几率小些。
中国是世界上读书人口不多的国家，为有读书习惯的少数人服务，仍很值得。
我们中更喜欢网络表达的朋友，我的建议是以克服作“意见领袖”的想头为明智。一名知识者，也许会因为对某事某现象率先发声，或确有真知灼见，于是一时被“网众”捧为“意见领袖”。但千万别当真。当真那么一次也无妨，倘因而以为便一直可以“领袖”下去，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某类“网众”乃特殊之“众”，绝无耐心也无诚意，拥戴什么“意见领袖”的。某时需要一下“意见领袖”，只不过是心照不宣的一种“玩儿法”，也是心照不宣的狡狯的利用。
4.一名资深的网上“意见参与”青年曾对我说：“网上可以没大没小，这是网络最令我喜欢的方面。”
我不知因而喜欢网络的青年有多少，但我闻之愕然了。如果现实生活中某青年并不是一个“没大没小”的青年，一上网对明明知道的年长者也侮辱起来，没商量的话，这不是被网络分裂了并快乐着吗？
“群兽效应”是网络异化人的一种负效应。单独的一个人，除了变态，面对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或不论任何并非罪大恶极的同类，即便是一头家畜一只动物吧，是不太会啐唾沫的。但善良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后，其实是有许多“群众”向他投石头、啐唾沫的只因为他的话他们不爱听。
这时那些人像兽。所以，“我们”中的某些朋友，在同样遭遇下，似乎也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承受。如果所发表的意见言论或网文主旨属于理性之思想，沉默并不意味着自己的思想便是“意见垃圾”了。它既已发表在网上，时间终将证明其价值。它于众声喧哗之际的存在便是难能可贵的意义。
而网络的另一个真相是理性的网民对于网上理性的思想表达，往往只认同了，接受了，却并不非跟帖支持的。他们大抵是很内向的一些网民。不要因为他们的缄默便以为他们根本不存在。不，他们是存在的，只不过不体现在跟帖上而已。
理性之思想的表达，从来都不会是只受攻击，全无支持者的绝对孤立的表达，要相信某些人的支持在心里。
但愿“我们”大家都这样要求自己：“我们”是以说和写为己任的，不说不写，“我们”也就不是“我们”了。“我们”之说和写，既自诩为“己任”，那就不应该是太过任性地说和写。
中国之当下，还缺希望能任性地说和写的人吗？
当为着中国的进步、人民大众的权利之依法确立和利益不受危害而需要有人大声疾呼时，那正是社会最需要“我们”之时，“我们”应当仁不让。当正义在网络表达方式中显然已是主导能量时，其实“我们”只欣慰于此，不做追随也罢。因那时少了“我们”，正能量也还是正能量。倒是相反时，“我们”的缄默才是羞耻。
当“我们”之间看法相左、意见对立时，免不了也会理论一番的。理性之辩论是谓“理论”，正确之思想更是在“理论”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辩论失去了理性而升级为“骂仗”，结果只能被看客当成“热闹”。
“理论”之所以为“理论”，“论”时的“礼”是不可不兼顾的。骂人虽也被说是“一种艺术”，但目前中国擅长此“艺术”的人委实多了去了。
窃以为，不骂人也还是能在“理论”的过程始终秉持理性的思想原则，是比“骂人的艺术”更“艺术”的能力。所以，“理论”甚至也可以提倡为“礼论”。如果“我们”都能以身作则，示范此风，肯定比中国的青少年从我们身上学到的是“骂人的艺术”好。那样，“礼论”就断不会变成热闹了，而看“礼论”
结果的人们，便是在看“理论”之“理”是如何形成的了。于是，看“口水仗”的看客也会少些的。
网络既属“公器”，便是属于中国人大家的。属于大家的，当由大家来爱护，要像爱护公共环境那样爱护。
至于“我们”，便须带好头，而不是相反。
2015年2月18日
社会黑洞
我也许会站在今天写明年和后年我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却绝不会，永远也不会，铺开稿纸，吸着烟，潜心地去编织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决心，写下第一行字以后，我也肯定会跳将起来反问我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意义何在？虽然，我十分明白，写“从前”是多么稳妥的选择，因为这样，差不多只有那样，一个中国的当代作家，才能既当着作家，又不至于和时代，尤其是和当代的现实，发生在所难免的抵牾和冲撞。
像我这样一个自讨苦吃，而又没法改变自己创作意向的作家，既然对现实的关注完全地成了我进行创作的驱动力，我当然希望自己，也要求自己，对于我所关注的、感受的、触及的现实，能够认识得越客观越全面越好，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得越全面越好。
我既然愿意写“老百姓”，又怎能不最大面积地接近他们？我所言的“老百姓”其实几乎包括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工人、农民、小商贩、小干部、小知识分子。
但我的问题，从根本讲，恰恰出在我和“老百姓”的接近、接触，以及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方面。
毛泽东曾经将老百姓，尤其中国的老百姓，比作“汪洋大海”。他的语录中那段原话的意思是不管来自任何国家的军队，如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中国进行冒险性侵略的话，那么他们必将被淹没在中国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我的切身感受是：1993年，在朱镕基湍流逆舸，切实整肃中国金融界混乱状况之前，在江泽民以党中央的名义提出反腐败之前，在公安部发出“从严治警”的条令之前，在中国农民手中的“白条”得兑现之前，在“整肃房地产开发热”、“股票热”、“特区开发热”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们将你视为可以信赖的人，如果他们不怀疑你是被权贵们豢养或被金钱所收买的人，如果他们直言不讳地对你说他们憋在心里想说出甚至想喊出的话，那么，不管你是官员、作家，还是记者，不管你曾自以为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对中国之现实看得多客观、多全面，总体上的认识把握得多准确，你的看法、你的认识、你的观点、你的思想，片刻之间就会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稀里哗啦哪怕你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冷静不被任何外部情绪的重重包围所影响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