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
相对于自然科学，价值取向或曰价值观的体现，通常是隐性的。但隐性的，却绝不等于可以没有。倘居然没有，即使自然科学，亦必走向歧途。
例如化学本身并不直接体现什么价值观，但化学人才既可以应用化学知识制药，也可以制毒品，还可以来制生化武器。于是，化学之隐性的科学价值观，在具体的化学人才身上，体现为显性的人文价值观之结果。
制假药往往不需要什么特别高级的化学专业能力，但那也还是必然由多少具有一些化学知识的人所为的勾当，而那是具有稳定的人文价值观的人所耻为的。故，稳定的价值观在大学里，绝不可以被认为只有社会学科的学子们才应具有的。故，我认为，大学绝不仅仅是一个传授知识和教会技能的地方，还必须是一个培养具有稳定的价值观念的人才的地方。考察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它的大学的关系，是具有决定性的一点。首先，大学教师们自身应该是具有稳定价值观念的人。对于从事文科教学的大学教师们，自身是否具有稳定的价值，决定着一所大学的文科教学的品质。因为在大学里，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学科，能像文科教学一样每天将面对各种各样的价值观问题。有时体现于学子们的困惑和提问，有时是五花八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反映到、影响到了大学校园里。
为了达到一己之名利的目的不择手段是理所当然的人生经验吗？大学文科师生每每会在课堂上共同遭遇这样的问题。大学教师本身倘无稳定的做人的价值观念，恐怕不能给出对学子们有益的回答吧！
倘名利就在眼前，倘某些手段在犯法的底线之上（那样的手段真是千般百种、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在有的人那儿运用自如，不觉为耻反觉得意），倘虽损着别人的利益却又令别人只有吞噬苦水的份儿这种事竟也是做不得的吗？
窃以为，这样的“问题”成为问题本身便是一个问题，然而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大学里，其成为“问题”已多年矣。幸而在大学里有一位前辈给出了自己的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不是一个坏人，我在顾及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很习惯地替他人的利益着想。”不少人都知道的，此前辈便是北大的季羡林先生。倘无几条终生恪守的德律，一个人是不会这么主张的。倘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大学里，不这么主张的人远远多于这么主张的人，那么“他人皆地狱”这一句话，真的就接近“真理”了。那么，人类到世上，人生由如此这般的“真理”所规定，热爱生活也就无从谈起了。但我也听到过截然相反的主张，而且是在大学里，是由教师对学生们说的。其逻辑是根本不替他人的利益着想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任何一个“我”，都根本没有责任在顾及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也替他人的利益着想。他人也是一个“我”，那个“我”的一概利益，当然只能由那个“我”自己去负责。导致人人在一己利益方面弱肉强食也没什么不好，因而强者更强，弱者要么被淘汰，要么也强起来，于是社会得以长足进步。
这种主张，有时反而比季老先生的主张更能深入人心。因为听来似乎更为见解“深刻”，并且还暗合着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强者的极端渴望。
大学是百家争鸣的地方。但大学似乎同时也应该是固守人文理念的地方。
所谓人文理念，其实说到底，是与动物界之弱肉强食法则相对立的一种理念。在动物界，大蛇吞小蛇，强壮的狼吃掉病老的狼，是根本没有“不忍”一说的。而人类之所以为人类，乃因人性中会生出种种不忍来，这无论如何不应该被视为人比动物还低级的方面。将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的生存法则移用到人类的社会中来，叫“泛达尔文主义”。“泛达尔文主义”其实和法西斯主义有神似之处，它不能使人类更进化是显然的，因而相对于人类，它是反“进化论”的。
我想，人类中的强者，与动物界的强者，当有人类评判很不相同的方面才对。当下传媒，竭尽插科打诨之能事，以媚大众，以愚大众，仿佛此种公器之功用，乃传媒之第一功用似的。于是，据我所知，“花边绯闻”之炒作技巧，也堂而皇之地成了大学新闻课的内容。报这一种传媒载体，出现在人类社会少说已有三百年历史，广播已有百余年历史，电视的出现已近半个世纪了一个事实乃是，人类近二三百年的文明步伐，是数千年文明进程中最快速的；而另一个事实乃是，传媒对于这一种快速迈进的文明步伐，起到过和依然起着功不可没的推动作用。故以上传媒既为社会公器，其对社会时事公开、公正、及时的报道功用以及监督和评论责任，其恢复历史事件真相的功用以及通过那些事件引发警世思考的使命，当是大学新闻专业不应避而不谈的课程。至于其娱乐公众的功用，虽然与其始俱，但只不过是其兼有的一种功用，并不是它的主要功用。而“花边绯闻”之炒作技巧，不在大学课堂上津津乐道，对于新闻专业的学子们也未必便是什么学业损失。因为那等技巧，真好学的人，在大学校门以外反而比在大学里学会得还快、还全面。在大学课堂上津津乐道，即使不是取悦学子，也分明是本末倒置。传媒专业与人文宗旨的关系比文学艺术更加紧密，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法乎其中，仅得其下，若法乎其下，得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播龙种而收获跳蚤，自然是悲哀，但若有意无意地播着蚤卵，日后跳蚤大行其道岂不必然？
大学讲虚无主义，倘老师在台上讲得天花乱坠，满教室学子听得全神贯注一个学期结束了，师生比赛着似的以虚无的眼来看世界，以虚无的心来寻思人间，那么太对不起含辛茹苦挣钱供子女上大学的父母们了！
大学里讲暴力美学，倘讲来讲去，却没使学子明白暴力就是暴力，无论如何非是具有美感的现象。当文学艺术作为反映客体，为了削减其血腥残忍的程度，才不得不以普遍的人们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艺术方法的再处理倘这么简单的道理都讲不明白，那还莫如干脆别讲。
将“暴力美学”讲成“暴力之美”，并似乎还要从“学问”的高度来培养专门欣赏“暴力之美”的眼和心，我以为是几近于罪恶的事。
大学里讲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复杂性，比如讲《巴黎圣母院》中的福娄洛神父吧倘讲来讲去，结论是福娄洛的行径只不过是做了这世界上所有男人都想做的事而又没做成，仿佛他的“不幸”比艾丝美拉达之不幸更值得后世同情，那么雨果地下有灵的话，他该对我们现代人做何感想呢？而世界上的男人，并非个个都像福娄洛吧？同样是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不就是和福娄洛不一样的另一种男人吗？
……
大学是一种永远的悖论。因为在大学里，质疑是最应该被允许的。但同时也不能忘记，肯定同样是大学之所以受到尊敬的学府特征。人类数千年文明进程所积累的宝贵知识和宝贵思想，首先是在大学里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于是再次被肯定的过程。
但是如果人类的知识和思想，在大学里否定的比肯定的更多，继承的比颠覆的更多，贬低的比提升的更多，使人越学越迷惘的比使人学了才明白点儿的更多，颓废有理、自私自利有理、不择手段有理的比稳定的价值观念和普适的人文准则更多，那么人类还办大学干什么呢？
以我的眼看大学，我看到情况似乎是稳定的价值观念和普适的人文准则若有若无。
但是我又认为，据此点而责怪大学本身以及从教者们，那是极不公正的。因为某些做人的基本道理，乃是在人的学龄前阶段就该由家长、家庭和人文化背景之正面影响来通力合作已完成的。要求大学来补上非属大学的教育义务是荒唐的。我以上所举的例子毕竟是极个别的例子，为的是强调这样一种感想，即大学所面对的为数不少的学子，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所受的普适而又必须的人文教育的关怀是有缺陷的，因而大学教育者对自己的学理素养应有更高的人文标准。
我也认为，责怪我们的孩子们在成为大学生以后似乎仍都那么的“自我中心”而又“中心空洞”同样不够仁慈。事实上，我们的孩子们都太过可怜他们小小年纪就被逼上了高考之路，又都是独生子女，肩负家长甚至家族的种种期望和寄托，孤独而又苦闷，压力之大令人心疼。毕业之后择业迷惘，四处碰壁，不但令人心疼而且想帮都帮不上，何忍苛求？
大学也罢，学子也罢，大学从教者也罢，其实都共同面对着一个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重叠堆砌的倦怠时代。这一种时代的特征是不仅普遍的人们身心疲惫，连时代本身也显出难以隐藏的病状。
那么，对于大学，仅仅传授知识似乎已经不够。为国家计，为学子们长久的人生计，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应责无旁贷地培养学子们成为不但知识化了而又坚卓毅忍的人，岂非遂是使命？
那种在大学里用政治思想取代人文思想，以为进行了政治思想灌输就等于充实了下一代人之“中心空洞”的完事大吉的“既定方针”，我觉得是十分堪忧的。
大学的精神
我在决定调入大学之前，恰有几位朋友从大学里调出，他们善意地劝我要三思而行，并言“晓声，万不可对大学持太过理想的幻感。”
而我的回答是我早已告别理想主义。《告别理想主义》，是我五十岁以后发表的一篇小文。曾以为，告别了理想主义，我一定会活得潇洒起来，却并没有。于是每想到雨果，想到托尔斯泰。雨果终其一生，一直是一位特别理想的人道主义者。《九三年》证明，晚年的雨果，尤其是一位理想的人道主义者。而托尔斯泰，也一生都是一位特别理想的平等主义者。现在我郑重地说六十岁的我，要重新拥抱理想主义。我认为，无论对于自己的人生、对于自己的国家还是对于全人类社会，泯灭了甚而完全丧失了理想，那么一种活法其实是并无什么快意的。我这么认为是有切身体会的。故我接着要说我愿大学是使人对自己、对国家、对人类的社会形成理想的所在。无此前提，所谓大学精神无以附着。
1917年1月9日，北大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先生发表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九十一年过去了，若重读其演说，他对大学的理想主义情怀依然感人。
蔡先生在演说中对那时的北大学子寄予厚望，既希望北大学子砥砺德行，又希望北大学子改造社会。他说：“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心励人……”
现在的情况与九十一年前很不相同。那时，蔡先生对大学的定义是“大学者，研究高深之学问者也”。若以本科生而论，恕我直言，包括北大学子在内，似乎应是大学者，通过颁发毕业文凭，诚实地证明从业能力的所在而已。
故我对“大学精神”的第二种看法是要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来说道。
连大学都不讲一点儿理想，那还能到一个国家的哪儿去觅理想的踪影呢？倘若一国之人对自己的国家连点儿理想都不寄望着了，那不是很可悲吗？
如果连大学都回避现实问题种种，包括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在内，那么还到一个国家的哪儿去听关于现实的真声音呢？若大学学子渐渐地都只不过将大学视为逃避现实压力的避风港，那么大学与从前脚夫们风雪之夜投宿的大车店是没什么区别的了。
又要恪守理想，又要强调现实，岂非自相矛盾吗？我的回答是当今之大学，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学子跨出校园迈向社会的国度的大学，其实是在为国家培养一批批思想意识上不普通，而又绝不以过普通的生活为耻的人。可现在的情况似乎恰恰反了过来，受过高等教育于是以过普通生活为耻的人很多，受过高等教育而思想意识与此前并未发生多大改变的人也很多。
如此说来，似乎是大学出了问题。否。
我认为，一个家庭供读一名大学生，一个青年用人生最宝贵的四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就读于大学，尤其是像北大这样的大学于是要求人生不普通一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社会成全他们的诉求，也是“以人为本”的体现。
在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之所以竟被视为沮丧的生活，乃是因为普通人的生活实在还是太过吃力的生活。要扭转这一点，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很吃力的，绝非一日之功可毕。要扭转这一点，大学是有责任和使命的。然江河蒸发，而后云始布雨，间接而已。若仰仗大学提高GDP，肯定是错误的理念。大学若不能正面地、正确地解惑大学学子之尴尬，大学本身必亦面临尴尬。
然大学一向是能够解惑人类许多尴尬的地方，大学精神于是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人类之登月渴望一向停留在梦想时期，是谓尴尬。梦想变为现实，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们的功劳，也是大学的功劳。大学精神于是树立焉，曰“科学探索精神”。人类一向祈求一种相互制衡的权力关系，历经挫折也是尴尬。后在某些国家以某种体制稳定了下来，也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们的功劳，也是大学的功劳，曰“政治思想力”。
十几年前，我随中国电影家代表团访日，主人们请我们去一小餐馆用餐，只五十几平方米的营业面积，主食面条而已。然四十岁左右的店主夫妇，气质良好，彬彬有礼且不卑不亢。经介绍，丈夫是早稻田大学历史学博士，妻子是东京大学文学硕士。他们跨出大学校门那一年，是日本高学历者就业难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