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他们开餐馆的感想，答曰：“感激大学母校，使我们与日本许多开小餐馆的人们不同。”问何以不同？笑未答。临辞，夫妇二人赠我等中国人他们所著的书，并言那只是他们出版的几种书中的一种。其书是研究日本民族精神演变的，可谓具有“高深学问”的价值。一所大学出了胡适，自然是大学之荣光。胡适有傅斯年那样的学生，自然是教师的荣光。但，若国运时艰，从大学跨出的学子竟能像那对日本夫妇一样的话，窃以为亦可欣慰了。当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中文学子。比之于其他学科，中文能力最应是一种难以限制的能力。中文与大学精神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大学精神，说到底，文化精神耳。最后，我借雨果的三句话表达我对大学精神的当下理解：
“平等的第一步是公正。”“改革意识，是一种道德意识。”“进步，才是人应该有的现象。”如斯，亦即我所言之思想意识上的不普通者也……关于“大学”的补白不论一个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都不会是没有理想的。竟没有，那么不论个人、民族或国家，便都没了由不好向好，由较好而更好些的希望。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了大学，大学便一向是个人、民族以及国家寄托理想的所在。一言以蔽之，大学是实现个人、民族以及国家理想的“助推器”。
管理大学者，大学从教者，不可以对自己的职责全无理想成分的要求。若全无，大学与各类考前补习班便没有了什么区别。
个人、民族或国家，亦根本不可能不对大学抱有理想式的寄托，因为迄今世界上没有比大学更加不负寄托的所在。个人、民族或国家对大学的要求，本质上是特别现实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是倚重。于是决定了大学应该具有与大学相配的文化品质。
我认为的大学文化的基本品质是人文文化的品质。
关于“人文”二字的诠释可谓多矣，往最直的说无非便是利于人更加“文明”的文化即“人文文化”。
“文明”一向被狭义地理解为一个仅仅属于道德范畴的词汇，这是理解的误区。“文明”一词也包含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相一致的能力公认。考前补习班承诺提升一个人的此种能力，但对一个人一批人将来以怎样的姿态融入社会，不负任何责任而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乃因其以担负后一种责任为光荣。
大学对学子们与亲人、他者、社会、国家之诸关系，一向几乎义不容辞地力图产生正面影响。“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大学引导学子理性思考之，对待之。
习总书记谈到我国的文化发展方向时曾言，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这两句话是对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之文化发展、进步的总规律的概括，不完整的理解无疑是片面的理解。
列宁在其《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也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应当是人类全部优秀文化的合乎规律的发展。”所以，“只有共产主义口号是不能建立共产主义的，只有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知识成果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今日之世界与从前之世界已不能同日而语。今日之指导大学工作的政府部门、大学管理者和从教者，皆应以更具世界性的眼光来审视大学文化、理解大学文化。否则，列宁有灵亦郁闷矣。
我成为北京语言大学教师后，曾为大一学子们上过半学期的情感教育课这是我们人文学院教师同仁们一致决定开设的一门公共课，我们将此公共课视为师生共勉的人文文化洗礼，内容与蔡元培先生所著的《论中国人的修养》甚为一致。
我校一位专授优秀传统文化课的教师曾坦言：“当外国学生及友人问既然你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化人向好的，为什么你们中国境外旅游者往往给别国人相反的印象？”
他的话是我们开情感教育课的初衷欲育有起码修养的中国人，先育有良好情感底色的青年，即由爱己而自尊，由自尊而爱亲人，敬师长，礼待他者，悯护弱者……北京语言大学有“小联合国”之称，意指外国学生、多分别来自的国家多。这要求我们北语师生的文化观必须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开放的文化观。
以上三句话是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的主张。
“各美其美”意指在吸收别国优秀文化的同时，并不鄙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美人之美”意指虽然中国有五千余年的文明史、三千余年的文化史，那也还是要以特别虚心的态度看待别国的优秀文化。有此虚心，我们的科技在近三十年间才获得快速发展；无此虚心，妄自尊大，我们在文化上便只有吃老本。在文化上，没有“美人之美”的胸怀，意味着真的没有起码的文化自信。而真的没有文化自信，文化不能成为与别国建立友谊的桥梁。
习总书记还说过，每一个国家的优秀文化都是全世界优秀文化的一部分。“每一个国家”的意思就是一切国家。
“美美与共”意指发乎真诚地互赠美好。“每一个国家的优秀文化”当然是每一个国家的美好之“国礼”，不可不以礼看待。
如果连在大学里都不能做到以上三点，那么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的文化都是令人遗憾的，也都不是较全面意义上的人文文化。
大学是需要有大学精神的。我所理解的大学精神是：活跃的发现的欲望和不停止的创造力指理工科，以贡献理性的思想成果为己任指文科。
大学精神是不应以文、理、工院系的不同而一分为几的。社会学方面的理性思想之能力，当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区别于一般人的能力。大学为众学子此种能力的形成而服务。
人类之思想现象从来是极为复杂的现象，“自由之思想”最终皆以理性之思想为意义。全人类迄今为止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成果基本闪耀着理性之光，然而连我们大学教师也无法一向充当学子们之理性思想的影响者社会浮躁，校园亦不例外，谈何容易？
比如我与学生谈到我们中国时，往往先需达成以下共识。一百几十年前全世界才十六亿多人口，如今中国在人口上约等于一百几十年前的世界，问题多多，须以睹世界之眼睹之。
中国之“转型”现象，乃世界上极少见的国家“转型”现象，并无经验可循。操之切切，急功近利，因“落后恐慌”导致。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转型”拐点。时代之变，不像房屋改造那么简单打通几堵墙壁，重新间隔，万事大吉。时代虽然转折，以后的发展却如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上一个十年与下一个十年必有一部分是重叠的，此中有彼，彼中有此，要看实力是否朝向全民所愿之最终方向。
十八大以来，曾令人民大众所怨憎之种种乱象，毕竟开始改变……还以我们北语为例，我与我的教师同仁们、学子们，在以上方面都不难达成普遍共识。既有此共识为前提，在课堂上言及国情也罢，课堂下言及也罢，畅所欲言，有益无害。
最后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科技知识分子还是文化知识分子，其实都是有底线的不管什么人，对大学提要求时，应尽量不说在基本概念上不明不白的话，即习总书记所言，“尽量不说外行话”。因此，知识分子此时的沉默，不但令知识分子的知识底线变得可疑，还会极大地伤害知识分子必定皆有的自尊心。
中国之大学依我看来，是眼里有世界，心里有国家，情感上有人民的。中国是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这使中国之许多方面，不可能不具有共同的“特色”，中国之大学也概莫能外。故除了某些大学也滋生的腐败现象应该坚决而强烈地反对，不论政府或社会，则都以不超现实的眼看待中国的大学为好不超现实的眼便是理性之眼。
中国之大学文化在培育期，精神在形成期，理念在发展期；追求在心里，使命在路上，光荣在前头……2015年2月11日复旦与我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感激”。在这一篇散文中，我以感激之心讲到了当年复旦中文系的老师们对我的关爱。在当年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我，他们的关爱还体现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真情系之的保护。非是时下之人言老师们对学生们的关爱所能包含的。在当年，那一份具有保护性质的关爱，铭记在一名学生内心里，任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是凝重的。
我还讲到了另一位并非中文系的老师。那么他是复旦哪一个系的老师呢？事隔三十余年，我却怎么也不能确切地回忆起来了。
我所记住的只是1974年，他受复旦大学之命在黑龙江招生。中文系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也在他的工作范围以内。据说那一年复旦大学总共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收了二十几名知识青年，他肩负着对复旦大学五六个专业的责任。而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中的一个，万分幸运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为了替中文系创作专业招到一名将来或能从事文学创作的学生，他在兵团总部翻阅了所有知青文学创作作品集。当年，兵团总部每隔两年举办一次文学创作学习班，创作成果编为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通讯报道与时政评论六类集子。1974年，兵团已经培养起了一支不止百人的知青文学创作队伍，分散在各师、各团，直至各基层连队。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在基层连队抬木头。兵团总部编辑的六类集子中，仅小说集中收录过我的一篇短篇《向导》。那是我唯一被编入集子中的一篇，它曾发表在《团战士报》上。
《向导》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班的知青在一名老职工的率领下进山伐木。那老职工在知青们看来，性格孤倔而专断这一片林子不许伐，那一片林子也坚决不许伐，总之已经成材而又很容易伐倒的树，一棵也不许伐。于是在这一名老“向导”的率领之下，知青离连队越来越远，直至天黑，才勉强凑够了一爬犁伐木，都是歪歪扭扭、拉回连队也难以劈为烧材的那一类。而且，他为了保护一名知青的生命，自己还被倒树砸伤了。即使他在危险关头那么舍己为人，知青们的内心里却没对他起什么敬意，反而认为那是他自食恶果。伐木拉到了连队，指责纷起。许多人都质问：“这是拉回了一爬犁什么木头？劈起来多不容易？你怎么当的向导？”而他却用手一指让众人看：远处的山林，已被伐得东秃一片，西秃一片。他说：“这才几年工夫？别只图今天我们省事儿，给后人留下的却是一座座秃山！那要被后代子孙骂的……”
这样的一篇短篇小说在当年是比较特别的，主题的“环保”思想鲜明。而当年中国人的词典里根本没有“环保”一词，我自己的头脑里也没有，只不过所见之滥伐现象，使我这一名知青不由得心疼罢了。
而这一篇仅三千字的短篇小说，却引起了复旦大学招生老师的共鸣，于是他要见一见名叫梁晓声的知识青年。于是他乘了十二个小时的列车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再转乘八九个小时的列车从哈尔滨到北安。那是那一条铁路的终端，往前已无铁路了，改乘十来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黑河，第二天上午从黑河到了我所在的团。如此这般的路途最快也需要三天。
而第四天的上午，知识青年梁晓声正在连队抬大木，团部通知他，招待所里有位客人想见他。
当我听说对方是复旦大学的老师，内心一点儿也没有惊喜的非分之想，认为那只不过是招生工作中的一个过场，按今天的说法是作秀。而且，说来惭愧，当年的我这一名哈尔滨知青，竟没听说过复旦这一所著名的大学。一名北方青年，当年对南方有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一向不会发生兴趣的。但有人和我谈文学，我很高兴。
我们竟谈了近一个半小时。我对于“文革”中的“文艺”现象“大放厥词”，倍觉宣泄。他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本当年的“革命文学”的“样板书”《牛田洋》，问我看过没有？有什么读后感？
我竟说：“那样的书翻一分钟就应该放下，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那一本书中，整页整页地用黑体字印了几十段“最高指示”。如果他头脑中有着当年流行的“左”，则我后来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的一名学子。倘他行前再向团里留下对我的坏印象，比如“梁晓声这一名知青的思想大有问题”，那么我其后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分手时，他说的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些话，不要再跟别人说了，那将会对你不利”。这是关爱。在当年，也是保护性的。后来我知道，他确实去见了团里的领导，当面表达了这么一种态度如果复旦大学决定招收该名知青，那么名额不可以被替换。没有这一位老师的认真，当年我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学子。我入学几年后，就因为转氨酶超标，被隔离在卫生所的二楼。他曾站在卫生所平台下仰视着我，安慰了我半个多小时。三个月后我转到虹桥医院，他又到卫生所去送我……至今想来，点点滴滴，倍觉温馨。进而想到从前的大学生（他似乎是1962年留校的）与现在的大学生是那么不同。虽然我已不认得他是哪一个系哪一个专业的老师了，但却肯定地知道他非是中文系的老师。而当年在我们一团的招待所里，他这一位并非中文系的老师，和我谈到了古今中外那么多作家和作品，这是耐人寻味的。
